[摘 要]20世纪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以全面政治化和组织化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列宁当年在《怎么办》等代表性政治著作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政治、组织原则，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具有非常强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与伯恩施坦主义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不同，列宁主义拥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列宁主义的经典文本仍具有不朽的价值与魅力。在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只有承认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承认列宁主义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列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现代价值

　　20世纪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以全面政治化和组织化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在资本主义大萧条、大危机的背景下，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开始变得似乎触手可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迅猛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全世界也与日俱增。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霸主地位面临被美国和德国赶超和取代的局面，为了争夺殖民地及附属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自巴黎公社以来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代被终结，世界历史进入了以战争与革命为特征的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成为非常现实和迫切的实践问题。俄国当时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关键环节。然而，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显现。在摆脱了民粹主义的影响后，伯恩施坦主义影响下的以“去政治化”为鲜明特征的俄国经济主义，成为当时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主要障碍。为了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将俄国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浪潮转变成自觉的革命运动，自1899年8月始，列宁先后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等文章，批判经济主义。1901年秋至1902年2月，针对当时俄国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亟待解决的党的建设领域的关键问题，列宁又创作了《怎么办》，系统而彻底地批判了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在这本著作中，列宁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计划，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原则、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此后短短十几年内，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确确实实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俄国也一度成为世界革命中心。
　　马克思主义划分历史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与阶级斗争。透过历史尘埃，我们今天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仍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没有过时，我们今天仍处于列宁当年所指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在《怎么办》等代表性政治著作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政治、组织原则，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具有非常强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当今中国，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之所以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一个深层次的关键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按照“庸俗生产力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是“早产儿”，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就在当今中国具有了合法性，这些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20世纪初被列宁批判过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列宁曾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在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只有承认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承认列宁主义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列宁主义与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方法上的对立

　　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时代左翼工人阶级和大众政治的一个分水岭，甚至可以说是在整整一个世纪里扭转了西方工人阶级政治发展的方向。从哲学方法上看，伯恩施坦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机械地割裂政治与经济，将经济与生产力、科技的作用无限放大到离奇程度，否认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其主观能动性会对经济乃至历史进程产生某种决定性作用，否认政治和阶级斗争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认为经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会决定一切，这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强调的“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场是自然的均衡的完美的市场”“反对政治对经济的超经济干预”等教条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伯恩施坦主义奉行的是一种机械的、教条的、抽象的、荒诞的决定论，表面上唯物主义色彩很浓很极端，但是往往物极必反、两极趋同，其本质是唯心主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改良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潮流，以“理论创新”“批评自由”为名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僵化的”“教条的”，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的，“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列宁看来，“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在理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冷淡和无能，而“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则是自由地抛弃“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强调，必须预计到资本主义制度，即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而且，后来他越来越坚信这一观点。伯恩施坦机械化地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将所有生产都集中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才有物质基础。伯恩施坦承认，在英国及德国最先进的普鲁士邦，“大企业今天在工业中事实上已经占优势”，但是大企业及其附属企业“毕竟至多也只代表从事生产人口的一半”，他据此做出论断，“生产和配送的社会化所需要的物质先决条件即企业的高度集中化只不过部分地具备”。他认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取决于“一般的社会进步”，“特别是同工人阶级本身智力和道德的成熟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财富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深受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他们根据伯恩施坦主义系统篡改和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改良主义路线辩护，《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其杂志中慷慨激昂地说：“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这实际上是将经济和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绝对化、庸俗化了，经济派将经济领域的斗争视作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最重要因素，这无疑已经荒唐到严重违背常识的程度。对于这一谬论，列宁深刻指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主张，伯恩施坦批评说，马克思主义夸大了政治和暴力对经济的作用，“认定暴力几乎有无所不能的力量”，“对政治活动的强调简直就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本身”。在否定政治和暴力作用的基础上，伯恩施坦提出了经济活动优于政治活动，改良优于革命的主张，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自然而然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看来，少数特权者的确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但是无产阶级的智力和道德远远低于资产阶级，需要随经济与生产发展及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不断成熟，“当广大群众的偏见，当他们的狭隘眼界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时”，改良主义路线的选举工作、立法工作和议会工作，“就比革命强了”。
　　伯恩施坦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及对资本主义的不断改良，现代信用制度和股份制的出现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不仅不会出现，而且工人消费合作社、国家和社会对企业的干预等经济民主措施，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伯恩施坦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能够“创造有持久生命力的经济制度”，这样，“有产者的少数人的特权不再形成社会进步的障碍”，“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话了”。
　　俄国“经济派”在《工人事业》发表文章认为，经济主义的做法是“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而列宁之类“思想家”和“革命者”却企图通过政治化的动员模式使运动脱离“正当的”“合理的”道路。在另一阵地《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中，“经济派”提出，“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这和伯恩施坦主张的“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如出一辙。列宁指出，这些言论主张恰恰是仇视社会主义的西欧资产者爱用的武器，其导向的正是工联主义的“纯粹工会的斗争”。
　　在“经济派”的误导下，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组织对工厂的揭露上了，对此，列宁深刻地指出：“这种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因此，如果仅停留于这种活动，只能导致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纯粹工会的”、工联主义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治。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对于一个结晶体，将其切割成几个部分进行独立的分析研究，并不妨碍对事物本质和整体的理解，但是对有机体就完全不一样了。既然社会是有机体而不是结晶体，伯恩施坦及其影响下的俄国“经济派”将经济与政治和上层建筑机械地割裂开来，淡化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尤其是暴力革命对经济的反作用，这就违背了社会和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最终效果是不但不会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而且无法真正实现其有限的经济目的。
　　1870年，马克思针对英国工人运动提出：“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清楚革命主观条件在具体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而伯恩施坦主义者总是只强调生产力和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忽视革命主观条件的作用，忽视政治化、组织化和理论化的作用，革命一旦因无产阶级主观原因失败，他们就断定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革命搞早、搞错了。伯恩施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判断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是否成熟的时候，完全抛开具体的阶级斗争、理论斗争、政治斗争、政治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完全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是否还能继续发展为依据，这实际上是将一个具体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战略问题，转化成一个纯粹的、唯心的、抽象的物质经济条件分析与判断的问题。
　　遗憾的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轮回”，20世纪以革命的退潮及列宁主义的边缘化为“时序上的结束”。在苏联解体前，伯恩施坦的庸俗生产力论及早已被列宁在理论上终结的以“去政治化”为鲜明特征的“经济主义”思维在苏共高层沉渣泛起，推动了苏联解体并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打开了大门。
　　从1986年7月至1990年4月，维克多·米罗连科是苏联共青团的第一书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92年，米罗连科接受采访时认为，“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值得怀疑的”，社会所需要的是“经济的观念”——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一术语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则公开赞同伯恩施坦主义、俄国经济主义及孟什维克们的观点，认为“在俄国这样的社会里谈不上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没有在这里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他公开宣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提出的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空想的模式，革命后最初几年的经验就把它推翻了”。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戈尔巴乔夫说：“我认为，新经济政策对列宁来说，并不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后退。”正是有了伯恩施坦主义这一锐利武器，戈尔巴乔夫才能够打着马克思的旗帜甚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来顺利地瓦解苏联和苏共了。

二、伯恩施坦主义与现代西方政治学对“程序民主”的迷信

　　仔细梳理20世纪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思想史可以发现，伯恩斯坦是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系列核心命题，诸如“程序民主”“形式民主”“宪政民主”等理论初始模型的重要鼓吹者。伯恩施坦不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也是国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大师”。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伯恩施坦们“发明”了一整套可以将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政党转变成资本主义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理论方案和政治架构，这套理论和话语系统经过约瑟夫·熊彼特等人的借鉴和转化，终于被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程序（形式）民主与宪政民主理论，并借此征服了戈尔巴乔夫，最终瓦解了苏联和苏共。
　　（一）伯恩施坦主义是“程序民主”理论的来源之一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并同意修改宪法取消其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二月全会通过的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提出，“苏联共产党并不想享有垄断权”“民主化是改革的目的和手段”“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
　　1990年3月，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从宪法上取消了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纲确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提出“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后来，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着重指出“深刻的民主变革”是自己的重大成就，其中包括“第一次在可选举的基础上进行了普遍的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和多党制得到了保证”，等等。
　　戈尔巴乔夫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所接受的民主理论，其实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程序民主”与“普世价值”，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要素，其核心政治理念就是将民主形式化、程序化，认为“竞争性选举”等于民主，似乎其本身与特定的政治和阶级意志无关。这一理念最早由熊彼特于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提出，他认为：“民主的方法是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这种程序性定义的民主观念在西方迅速成为主流政治话语，亨廷顿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只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只有反对派候选人和政党能够批评现任的统治者而不害怕受到报复，才有可能进行自由、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这样一套以民主、宪政、自由、平等、法治等为幌子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及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观念，不仅当年俘获了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而且直到今天仍在中国有强大的渗透力。
　　亨廷顿等西方主流学者将现代民主观念（即“竞争性选举”等于民主的观念）的起源归结到熊彼特那里。然而，修正主义理论的鼻祖伯恩施坦，事实上比熊彼特更早提出了这一整套思想，且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出版）等著作及其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可以说深受伯恩施坦影响。比如熊彼特提出的资本主义可以“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这些观点几乎是伯恩施坦观点的翻版。
　　熊彼特将民主的古典概念即“人民的统治”修正为程序性、制度性的“竞争性选举”后，“民主”实际上已经被偷梁换柱为“自由”。而伯恩施坦早在1899年《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就提出，将“民主”理解成“人民的统治”，“不过是下了一个非常肤浅，纯粹形式的定义”，对民主更好的定义是，“把民主解释成不存在阶级统治”，“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与整体相对立的特权”。在这里，伯恩施坦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核心理论，认为包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整体”价值至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价值在这个整体利益和价值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多数人的暴政”。伯恩施坦认为，“由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民主’的”，他给“民主”做出了一个现代定义，即“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多数人的统治（……）就受到这一观念的限制”。伯恩施坦似乎更早地提出了现代资产阶级“消极自由”观念，并按照这一标准修改民主定义，他说：“这一法权观念愈是被采用，愈是支配一般的意识，民主就更加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
　　熊彼特将“竞争性选举”等同于民主观念，这在伯恩施坦那里也可以找到源头。伯恩施坦认为，普遍、平等、竞争性的选举，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民主权利，是工人阶级得以解放的主要支点和基本条件，“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武器，它可以和古代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所说这句话的含义媲美：‘给我一块立足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过来’。工人阶级也可以这样说：‘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这和熊彼特将竞争性选举等同于民主的观念如出一辙。从这些表述来看，伯恩施坦不仅在现实政治中拯救了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而且正是他提出的这些观念，最终成了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学术上证明自身合法性的终极武器。
　　（二）列宁主义对“程序民主”的“釜底抽薪”
　　“民主”的古典含义是“多数人的统治”，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民主”一般指“人民主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所谓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无产阶级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政治化”地“联合为阶级”，并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后，才能“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才能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因此，只有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后，“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曾指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下，民主必然是有阶级性的。
　　马克思认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方案全面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程序性民主观念，将竞争性选举这种政治形式当作民主本身，主张“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主张“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背离。熊彼特、亨廷顿等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学者所信奉的民主观念，将“竞争性选举”等同于民主，这不仅将选举这种政治形式和媒体、教育等一切上层建筑机构对选举和政治的影响割裂开来，而且也将政治程序和政治形式等上层建筑与经济、社会、阶级结构分离割裂了开来。他们只谈抽象的、形式的、程序的民主、自由、平等，而这种抽象的、形式的、程序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又进一步被抽象、化约，最后等同于“竞争性选举”。
　　其实稍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观念，就会对“竞争性选举等于民主”这种观念产生免疫。在需要通过宏观整体角度分析经济和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场合，伯恩施坦们恰恰是缺席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控制经济基础进而掌握整个上层建筑的时候，无产阶级单凭选举权是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其路径只有一个，通过政治斗争乃至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就是政治和暴力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反作用。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又教条、机械地突出经济和生产力至高无上的地位，贬低政治、理论与组织的作用，将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庸俗的经济与生产力决定论，其目的是论证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远没有达到可以搞社会主义的程度，在他看来，即便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也不够发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不够成熟，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伯恩施坦看来，无产阶级获得普选权后，通过改良方式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了替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辩护，伯恩施坦在这个方面又变成了唯心主义者，他否定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作用，却过度强调和夸大无产阶级参与选举、立法等政治改良措施能够真正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伯恩施坦还断章取义地引用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来证明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强调政治、国家权力和思想意识对经济和自然的影响，全然不顾恩格斯在这里批评的正是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主义倾向。当然，他也非常清楚所谓的选举和民主，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的，他归根结底仍寄希望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充分增加，通过不断改良，使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变成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恩施坦归根结底是庸俗经济主义和庸俗生产力论者。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通过区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自发性”与“自觉性”两种不同的运动状态，从根本上揭露俄国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关于民主与选举的“神话”。正如列宁所指出，伯恩施坦主义以及俄国经济主义最基本的错误，就是将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运动视作民主，他们的基本特点是“崇拜自发性”，而“任何崇拜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的行为”，其实是在“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是为使工人运动变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具准备基础”。在这里，列宁的批判不仅指向俄国“经济派”，同时也指向当时正在蓬勃发展，后来占据西方工人运动主流地位的民主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主义的政治学将“民主”定性为“一切成员的权利平等”，他认为只要实现“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那么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基本条件”和“社会原则”就已经实现了，这实际上已经将工人阶级的运动变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伯恩施坦主义中，取代“阿基米德支点”的，是所谓“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似乎依靠这个“支点”，工人阶级就可以获得彻底解放。伯恩施坦主义和俄国经济派经济主义的实质，其实是利用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灌输到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将无产阶级引向“工联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将工人运动变成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尾巴。
　　伯恩施坦主义所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本质就是将无产阶级的政治转变成琐碎而狭隘的工联主义的政治。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甚至参加政治革命，还丝毫不能使它的政治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其原因在于“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因此，“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实现，并不代表如伯恩施坦所言获得了无产阶级解放及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仅停留于自发状态，没有实现阶级自觉和政治自觉，“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在这里，列宁与考茨基一致，即工人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针对伯恩施坦主义提出的“去阶级化”的“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以及政治价值观念，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既然没有超阶级的思想体系，也就没有超阶级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国家，那么伯恩施坦创造的“形式民主”等理论基本是建立在臆想之上的。
　　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选举政治在内的一切社会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这个社会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阶级结构之上的。在资产阶级以垄断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工人剩余价值，垄断资产阶级通过经济、资本和金融优势控制了媒体、教育、智库、工会、NGO、主流政党和军队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确立了以“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法权和宪政秩序，“竞争性选举”式的民主程序正是对这一法权和宪政秩序最完美的维护，因此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通过参加议会和选举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程序中，“选举”作为“民主”的同义词被抬得高于一切，而在一切经济事务中，资产阶级在企业和经济组织里如帝王般的世袭权力却丝毫不能受到触动，劳动者作为雇佣奴隶无法选举他们的管理者，更奢谈对企业和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所有权了。无论是形式、程序上的经济民主还是实际、事实上的经济民主，都被资产阶级国家和主流学者排除在“民主”理论概念和政治程序之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而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理性王国里，“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熊彼特、亨廷顿等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学者们之所以强调“竞争性选举”，就是因为这一政治程序将所谓的“自由”掩盖在“民主”的幌子之下，所谓“自由竞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等，都是用来维护“私有财产自由”这一经济基础，即保证资产阶级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在1917年《国家与革命》这本名著中，列宁非常深刻地提出，“‘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在列宁看来，“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三、列宁主义比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一）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消极自由”的本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伯恩施坦主义政治学框架中，个人权利尤其是选举权获得了支配性、决定性地位，民主与最高程度的自由得到了“完美”统一，无产阶级专政被视作反民主、反自由的“多数人暴政”。当1969年以赛亚·伯林在《自由论》之《两种自由观念》中提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消极自由”，从而使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学浮出水面的时候，他其实也并未跳出伯恩施坦在20世纪初所划定的政治框架。按照伯林的定义，在伯恩施坦那里，“普遍的选举权”即主体（个人或者大众）“不受别人干涉的领域”（即伯林所谓的“消极的自由”），同时也是主体获得“政治解放”即“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即伯林所谓的“积极的自由”）的根源和支点。而列宁在20世纪初《怎么办》中关于工人阶级自发性政治活动与自觉性政治活动辩证关系的论述，实际上远比伯恩施坦的论述深刻，早已回答了伯林在数十年后提出的“问题”。
　　马克思科学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已经揭示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整个生产和运行结构，就是资本对大众或者对无产阶级进行奴役、剥削、控制和洗脑的工具。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管工人阶级是否能够意识到，本质上都是对人的政治经济强制，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是自由主义者所假设的相互间本来没有强力干涉，独立的、不同的、自由的个体和群体。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伯林对“消极自由”的强调、对“积极自由”的警惕，就与伯恩施坦主义、俄国经济主义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对“自觉性”极力反对的结果一样，本质上都是在强化资本寡头的统治。
　　列宁在《怎么办》中并非从抽象的概念体系出发，而是具体分析了俄国工人政治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后得出结论，“‘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列宁认为，“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正义、合理、自由、高尚、不可动摇的，而是感觉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按照伯林式自由主义的逻辑，农民对地主、工人对资本家剥削及奴役的反抗，哪怕仅是原始的破坏机器，恰恰是侵犯了地主和资本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受干涉的领域与权利”，是为了所谓的“积极自由”而牺牲了最宝贵的“消极自由”——这正是现代自由主义最根本的信条。
　　按照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分析，工人阶级最原始的“自发性”的状态——在伯林那里最接近所谓的“消极”的自由状态——恰恰是甘愿被剥削和奴役的状态，这正是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预设的最高价值目标，而处于这一运动状态的工人阶级，即便是获得了选举权也丝毫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自身被奴役的地位。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从“自发性”的忍受剥削与奴役的“消极自由”状态，走向“自觉性”的追求“积极自由”实现政治革命，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在19世纪上半叶至70年代，俄国工人的政治活动是“自发地”毁坏机器等，但是90年代的罢工就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自觉色彩”，比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对其他地区罢工事件的关注与总结等。列宁认为，“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因为这种罢工只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工人阶级还没有社会主义的意识，所以，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之前自发的“骚乱”“毁坏机器”等来说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只有进一步实现政治“自觉性”，才能得到彻底的政治自由和政治解放。
　　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中，伯林将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视作“前一个世纪自由的国际主义的背叛性后裔”，而对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则进行了强烈控诉，他指责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背叛了成长其中的“自由和人道”的传统，趋同于列宁主张的“强制、暴力处决，对个体差异的完全压制、一小部分事实上是自我指定的少数派的统治”。毫无疑问，伯林的哲学也深受伯恩施坦所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正如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与英国国家学院院士史蒂文·卢克斯指出的，“从其众所周知的身世和智识经历来看，以赛亚·伯林终其一生都是个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治圈中，他还是个富有社会民主主义同情心的‘左翼’人士，绝不赞成市场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也是美国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支持者”。1988年12月底，在冷战即将终结的时刻，伯林在《伯林谈话录》中曾经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存在“属于人类思想的共同财富的东西”，如“马克思最先预言大企业的兴起，马克思发现科学技术对一般文化的影响，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根源”，等等。另一方面，在伯林看来，“他（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其实阶级斗争不是普遍现象，不像他说的那么重要和那么广泛。如今在英国、法国或美国，不管社会局势多么紧张和不公正，也没有公开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也许在尼加拉瓜有那样的阶级斗争”。现代自由主义之所以必然在历史长河中丧失解释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否认马克思所指出的阶级斗争，现代自由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的看法，与伯恩施坦也是一脉相承的。
　　（二）西方主流政治学在“阶级”问题上“师承”伯恩施坦
　　伯恩施坦主义的一些核心命题，其实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也能找到某些线索。然而，自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与现代阶级斗争理论产生后，19世纪后半期一切真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曾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与现代自由主义的产生。伯恩施坦对“民主”与“自由”的新的政治解读成立的前提，必然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第一，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财富分配与社会结构两极化趋势，他认为，“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缩小，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在伯恩施坦看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只能出现如下情况，“不是资本家的数目愈来愈相对地减少和无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就是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因此，伯恩施坦宣布《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实现。
　　第二，主张政治自由、民主、普选权和议会制消灭了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的依据。在伯恩施坦看来，“民主就是妥协的大学”，“在民主中,各党派和站在它们背后的各阶级很快就懂得自己的力量的限度”，“在民主中即使是极左派也往往表现出保守的色彩”。他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制度，工人阶级会与资产阶级形成共同体，工人阶级会成为国家的合伙人，“民主制的选举权使它的持有者潜在地成为共同体的合伙者,而这一潜在的合伙长久下去一定会导致事实上的合伙”。
　　第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政治状态”“有产的少数人的权利不再形成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伯恩施坦认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实践上都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的立场上”，而“这一切都是同专政相矛盾的”，因此“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它已经“如此过时”，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才能“和现实相一致”。
　　第四，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世界观，他认为《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个性自由”“人对于本身自由的权利”“每一代人的自主权”，都“应用于现代的条件”，他斩钉截铁地写道，“作为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在当年是一件伟大的事物，今天也决没有成为多余”。
　　梳理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可以发现，20世纪以来所有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否定和攻击，基本上都可在伯恩施坦20世纪初的相关著作里找到源头。例如，1964年，与萨特齐名但立场对立的法国著名自由主义学者雷蒙·阿隆出版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一书，在其结论部分，阿隆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认为，阶级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在现代工业社会，“资产阶级不代表一个非常凝聚的、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团体”，“他们在人们所说的‘阶级斗争’中充当‘敌人’的角色。”阿隆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大杂烩，可以把既不属于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也不属于精英阶层的人归在里面”。至于工人阶级，“即使在工业社会里，这个集团也与理论所期望的团结统一相去甚远”，“依我之见，与其说趋向于更强大，不如说趋向了瓦解”。阿隆的依据包括如下现象，“选举是充分的政治行为”，“在英国，人们估计有约1/3的工人不投票选举被看做代表他们的政党。” 
　　阿隆宣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在现代社会破产的主要依据是：随着科技、工业及生产力的发展，两极状态的阶级分化态势将不复存在。他得意扬扬地宣布：“我力图向你们指出，很有可能，归于国家中少数特权者的财富比便随着经济发展趋于缩小。”对于这一点，他自信满满：“即便假定我错了，后果也不那么严重，因为最可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办法是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在他看来，所谓的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等就是不存在的，随着经济发展及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特权者”的财富比例会越来越小，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会大幅提升，在这种局面下，“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西方国家来说，阶级间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思想已成往事”。虽然阿隆也注意到，阶级意识在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中占据决定性的重要地位，“社会阶级在它们具有阶级意识的情况下变成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但他认为，当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工人阶级就越来越缺乏阶级意识，“总的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
　　与阿隆的观点类似，美国主流自由主义政治学家们也将“消解”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法宝寄托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早年是反苏联的美国“托洛茨基派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一员，后来变成支持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再后来又变成站在精英和垄断财团立场上的保守主义者。李普塞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主席、社会学研究学会主席，可谓美国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1960年出版的经典政治学著作《政治人》中，他提出，“随着财富的增长，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从以庞大的下层阶级为根基的狭长的金字塔形转变为中产阶级日益壮大的菱形”，其结果是会增强了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强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温和的民主党派，遏制极端团体，来缓和冲突”。
　　李普塞特从现象层面指出，“以人均国民收入衡量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共产主义和其他激进主义团体的势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他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这两个最富裕的国家不仅共产党几乎绝迹，社会党也不是主要力量，而在两个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如西班牙和希腊，“共产主义势力一向比社会主义强大”，总而言之，“收入低下与不满情绪的累积和极端主义政治社会基础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李普塞特曾经花费很大精力来论证“美国为什么没有以及为什么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非常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即“李普塞特命题”，认为“一个国家越富裕，维持民主的几率就越大”，“一个社会若分化为多数贫困潦倒的大众与少数养尊处优的精英，那么它不是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就是导致暴政（以大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李普塞特提出的这一“现代化”命题和理论，预设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可以推广至全世界的结论，并且给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安排了先发展经济和工业，再推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实现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从阿隆到李普塞特，这些西方主流、权威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大师们的学术观点，实际上并没有超过半个多世纪前伯恩施坦所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和逻辑范式。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并延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术体系的“寿命”方面，伯恩施坦可以说是“头号大宗师”。
　　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新自由主义，一种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Neo-liberalism），也被称为新古典主义，从美国里根时代以来，经济上主张新古典主义的共和党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却又呈现出保守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在美国和西方构成右翼。而另一种“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则与之相反，它继承了进步主义传统，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上强调民主自由制度，在经济上则主张大政府、对富豪高税收、福利社会等，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主要体现在罗斯福新政和冷战年代的民主党的主张中，虽然里根时代以来，民主党已经大幅度右转拥抱了经济自由主义，但“新自由主义”至今仍是民主党的基本色调，在美国和西方一般被称为“左翼”。可以说，西方现代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深受进步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伯恩施坦可谓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山祖师”之一。
　　（三）列宁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同样适用于雷蒙·阿隆、李普塞特们
　　毫无疑问，当年列宁对伯恩施坦的彻底批判，同样适用于20世纪那些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大师们。
　　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出现的中产化、贵族化和保守化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分析过原因。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曾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对此做了更加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指出了帝国主义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伯恩施坦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列宁发现，一战前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出现了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在“帝国主义论”中，他深刻指出，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列宁认为，掠夺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列宁强调，这些工人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他们为了“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而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阿隆、李普塞特等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保守化现象，诸如英国工人阶级中三分之一不支持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工党等，当作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主要依据。然而，早在1902年的《怎么办》中，列宁就剖析过德国工人阶级被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会组织控制的现象。列宁指出，在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在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天然弱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里自发、“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自发、“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地和发源地德国，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还分属几种思想体系，除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之外，“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中”。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高度重视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建设，他主张“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
　　美国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未能在20世纪取得更大进步，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其深受伯恩施坦主义影响，抵制和反对列宁主义。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不够强大，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不如说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当然，这还有许多具体的外部因素。除了对人民在意识形态操纵和控制上更加登峰造极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美国统治阶级即垄断资本产财团及其情报机构远比其他国家更加成熟，其对共产主义运动实施的渗透、控制、颠覆、瓦解以及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等，比其他国家更加系统和严厉。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共产主义浪潮一度开始复兴，美国正是通过残酷的麦卡锡运动将这一浪潮遏制下去。对于伯恩施坦们主张的所谓普选权、政治自由与议会制消灭了阶级斗争这一谬论，列宁在1918年就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
　　列宁1918年话音刚落，1919年2月，美国共产主义者组织的罢工使西雅图陷入瘫痪。1919年9月，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工人领袖威廉·福斯特等人组织了有34.3万名钢铁工人参加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同月波士顿警察大罢工，州长加尔文·柯立芝召集国民警卫队镇压，局势才得以平息。《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路易·威利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劳动领袖此刻联合在一起，要发动一场流血革命以推翻美国政府，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共和国”。1919年8月，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在司法部中设置胡佛（即后来著名的FBI首任局长）为局长的情报总局，专门负责侦察与镇压秘密激进活动。1920年1月2日，帕尔默和胡佛在33个城市同时发起闪电般奇袭，大约6000人被关押，其中许多人仅因探视就被胡佛认定“也一定是共产党”。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美国也曾掀起一波共产主义浪潮，但是刚刚展示活力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就这样被残酷镇压了。
　　从伯恩施坦到李普塞特，都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等阶层”“中产阶级”的扩大视作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过时的主要论据。他们在分析阶级问题时，非常庸俗化地认为西方某些工人拥有了财产，拥有了部分生活资料，拥有了股票，因此“无产阶级”的概念就不合时宜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它是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是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定义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生产关系不仅是所有制和产品分配，而且在本质上指的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与各自的地位。资产阶级的特征是通过垄断生产资料来奴役与支配活劳动力，并获取活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无产阶级的特征则是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进而被剥削剩余价值才能生存。所谓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中产阶级”的扩大，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生产关系，拥有了部分财产、生活资料乃至些许股票（散户）的工人乃至某些所谓的“中产阶级”，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是分配上，仍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仍是主要依赖出卖劳动力、被资本剥削剩余价值为生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剩余价值积累引起的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等趋势是客观规律，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买工人阶级上层以维护自身统治的现象并不矛盾。无论是1930年代出现的罗斯福新政，还是冷战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出现，本质上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压力下为避免“红色革命”，被迫学习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而进行的调整，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198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走入低潮，“里根—撒切尔轴心”在英美的上台使新自由主义思潮全面复兴后，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措施被“反攻倒算”。美国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乃至开始下降，根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剔除通胀因素，2011年美国男性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32986美元）竟然低于1968年（33880美元）。
　　1980年以来，美国及西方社会所谓的“橄榄型”“菱形”社会结构早已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两极分化态势日益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过程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还在加速。发达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对现有社会秩序尤其是对华尔街金融资本极为不满，但是垄断资本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祭出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宝，用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分化工人阶级。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纷纷崛起，“中间道路”“中间政党”纷纷破产，“阶级斗争”重返历史舞台。1908年，列宁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就指出，“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不断暴露这种本质”。20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列宁主义及其政治学的科学性、预见性。由伯恩施坦开创的，熊彼特、伯林、亨廷顿、阿隆、李普塞特们借鉴演绎而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术体系，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在从马克思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前，已经丧失了解释力。
　　列宁的无产阶级党建理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谱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核心位置。列宁主义不仅是经典的，而且是现代的，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由于长期两极分化、工人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阶级矛盾呈现尖锐化趋势。然而，10多年来，垄断资产阶级成功地用“移民”“种族”“宗教”“堕胎”“同性恋”等“去政治化”的政治议题，分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相当多工人群众被引导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右翼新法西斯主义道路上去了。马丁·雅克在分析美国2016大选及英国脱欧运动时指出：“工人阶级不属于任何人：与左派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同，工人阶级是政治变量的表达形式，其政治倾向性是不可预知的。”所谓“一厢情愿”的左派，恰恰是全面抵制与遮蔽列宁主义，对“先锋党”政治组织理念深恶痛绝，深受伯恩施坦主义影响的那些欧美民主社会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面对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运动向“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的分化，伯恩施坦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是苍白无力的。而列宁主义的经典文本不仅适用于一百年前帝国主义时代的开端，而且在处于晚期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仍具有不朽的价值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