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立历史思维：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

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这样描述历史思维：“进步不仅仅是一件要由历史思维来发现的事实，而且还是只有通过历史思维才能完全出现的。”柯林武德的描述是有借鉴意义的。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想要廓清什么样的现代化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必须具备历史思维。毛泽东正是从历史深处出发，树立历史思维，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统一，为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历史主动发挥了奠基性贡献。

第一，增强历史自觉，担当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历史使命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但历史使命的形成又具有特定的历史经纬，毛泽东从历史沿革和历史方位中廓清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在自觉承继历史遗产中担当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遗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历史成就，也有遗留问题。在民族生存性危机不断加剧的历史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与实现现代化本质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仅帝国主义绝不允许中国走向现代化，封建主义也制约着现代化的推进。因此，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历史主体虽然无法直接选择推进现代化的具体历史条件，但却可以在改造世界的进程中不断创造新的历史条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推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前人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条件。同时，毛泽东还注重从既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譬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留下了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珍贵遗产，毛泽东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重大命题，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在科学判断历史方位中担当历史使命。锚定历史方位是推进现代化的前提，不同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历史方位一旦判断错误，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就会出现偏差，影响历史使命的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也即将发生转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研判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提出推动中国由农业国稳步向工业国转变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担当起推动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现代化，毛泽东推动“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时，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反映了大规模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科学锚定历史方位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方法论借鉴。

第二，增进历史认知，不断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大势的基础上，坚定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但社会主义现代化究竟如何推进，毛泽东也是在探索中不断深化认识。一方面，辩证看待西方现代化的优缺点，在批判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肇始于西方，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巨大变革。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迈入工业文明、从封建主义迈入资本主义的过程，由此在特定时期掌握了历史主动。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作用亦有着清醒的历史认知。毛泽东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中国历史的清醒认知中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真正得到实践。同时，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在近代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瓦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毛泽东认识到这“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这些论述表明了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摒弃战争、掠夺、殖民和剥削，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辩证看待苏联现代化的优缺点，在借鉴和反思苏联现代化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时代大势。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很多国家相继模仿苏联的成功经验，新中国也不例外。但随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持续发酵和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毛泽东认识到必须以苏为鉴。以苏为鉴并不是否定苏联的成功经验，更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辩证地看待苏联现代化的优缺点。针对苏联现代化的弊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这是中国共产党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端。譬如，十大关系的第一条讲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重要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赶超路径，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工业化实际却是国家统制经济的军事工业体制。“优先发展”在实践过程中成了片面发展，忽视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导致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影响。苏联粮食产量长期存在问题，一些东欧国家问题更加严重。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强调不能完全照搬苏联，提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因此，毛泽东注重增加轻工业、农业的比例，保证供给、物价等方面的稳定。毛泽东的反思虽然没有直接促成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突破，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进行了重要的铺垫。

第三，坚定历史自信，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一方面，坚定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自信。一个民族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必然植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丢掉了历史文化传统，现代化将会遭遇不适与冲突。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特性深深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坚定历史自信，才能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代，才能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譬如，毛泽东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和平性的特点，指出：“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正是出于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高度自信，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另一方面，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自信。站在大规模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是有理由充满自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虽说也有来自外部的帮助，但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赢得革命的胜利，也有理由相信能够独立自主地推进现代化。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面对国民党的干扰与破坏，面对不同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的质疑，毛泽东表达了高度的历史自信。毛泽东指出：“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这是在历史自信基础上对现代化建设的自信，毛泽东坚信“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中苏关系恶化背景下，苏联撤走了大量援助项目和专家，毛泽东指出，“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这里不仅彰显着党史自信，还突出了新中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自信。这里的自信不仅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依靠独立自主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进而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也来源于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二、掌握战略主动权：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指向

把握历史主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主动并非一劳永逸的状态，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战略问题作为一个根本性问题，战略上一旦赢得主动，往往意味着长远的主动、深层的主动。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不仅完成了历史赋予他那一代人的历史任务，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工业、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战略主动权，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中把握历史主动奠定了战略基础。

第一，推动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把握历史主动奠定了基本盘。把握历史主动的前提是摆脱历史被动，避免被人牵着鼻子走。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就处于跟在西方帝国主义后面亦步亦趋的历史被动局面。在世界历史上，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走向了富强，欧美国家正是通过现代化曾经掌握了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想要彻底掌握历史主动，也必须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带来的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中最伟大、深刻的一次变革，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而且推动着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与之相应的历史变革。因此，要推动一穷二白的中国走向历史主动，必须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谈及工业化问题，1953年毛泽东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又提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即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是在近代饱受欺凌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极其艰巨，如果把希望寄托于他国，依赖国际分工，则会受制于人。苏联就曾反对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广泛分工。毛泽东在坚持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从战略全局把握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中国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到拥有了较为完整的工业门类，冶金、机械、石油、电力、汽车等工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同时，科教文卫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迎来较大发展，经济自主性显著增强。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历史主动，离不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仅仅依靠工业化难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尤其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在可能发生的极端环境下，如果工业门类不齐全、国民经济体系不完善，就有可能因为其他国家在某项领域的制裁导致现代化陷入被动局面。因此，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影响历史主动极为关键的因素，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基本盘，有力地避免了现代化建设受制于人，规避了因某个领域遭受打压、制裁影响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复兴更是进入关键期，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自主、勇于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底气。

第二，推进国防现代化，为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保障。近代以来的历史被动也是国防军事领域的被动，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难以匹敌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现代军事力量，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成立的，但不代表外部的风险和挑战就消失了。如果不能推动国防现代化、军队现代化，就有可能影响整个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强调不仅要建设强大的陆军，还要建设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将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视作两件大事，而强大的国防无疑需要国防现代化作为支撑。抗美援朝战争即展现了把握国防事业主动权的重要性，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为什么必须防范战争？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所谓灭火主要指的是通过军事等手段干涉他国内政，从而谋求本国利益，后者则指的是从事军火生意的资本家希望在战争中获取利益。因此，从资本的性质、帝国主义的性质出发，必须把握国防事业的主动权。推动国防现代化，工业仍是基础，现代化的国防力量离不开工业化的支撑。同时，工业化也离不开国防现代化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在推动国防现代化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其中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有力地保障了中国不会再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况。国防现代化不仅要求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也要求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毛泽东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在毛泽东推动下，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不断巩固和发展，为保卫国家安全提供了保障。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历史主动，离不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防现代化的重大进展。邓小平曾评价如果没有“两弹一星”的成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离不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没有国防现代化作为保障，经济就难以持续地高速增长，中国社会也难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始终保持稳定。

第三，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为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一部全球化的进程，现代化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在现代化浪潮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因此，把握历史主动必须把握时代大势，在国际竞争、交往与合作中把握外交的主动权。毛泽东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注重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与国际因素，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贯穿着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1946年毛泽东曾提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初次表述，着眼于反对美国霸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是可以共处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不仅中国需要和平环境，西方国家也需要和平环境，各国之间不仅要和平，还“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在两极格局主导下的世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无疑与当时国际上盛行的冷战思维不同，为国际格局的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前瞻性、预见性。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60年代多次论述“两个中间地带”的看法。如在1963年毛泽东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述在继续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面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且越来越关注和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希望通过“两个中间地带”的国家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继续反对美苏霸权主义，更加明晰了第二世界国家是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拓展了外交空间。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外交事业迎来了重大突破。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历史主动，离不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留下的历史遗产和宝贵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是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也是在国际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中进行的。譬如，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不仅解决了初期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对于吸引人才、发展技术、学习管理经验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建立在良好的外部环境基础之上的。再如，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这与毛泽东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更是为解决当下的世界难题提供了理论资源。

/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力量的探索

把握历史主动不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掌握战略主动权，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发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是历史主动在精神方面的体现，是历史主体遵循历史规律、主动创造新的历史的精神。实现现代化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扬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了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第一，明晰历史主动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人民群众究竟有没有历史主动精神？在传统社会，历史主动精神难以真正生成，更多体现为人的主体性力量，如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意义之一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复归。正如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受物质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可能真正把握历史规律，自然也无法自觉推动历史进程。在现代社会，唯一具有首创能力的阶级诞生了。马克思在谈及巴黎公社时指出：“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在这里赞扬的是巴黎公社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特性决定了其自身蕴含着历史主动精神，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仍需要经过科学理论武装来发扬，仍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认识，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提出的“自觉能动性”就蕴含着历史主动精神的意味。毛泽东强调了实事求是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的思想或结论，而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的科学理论则为抗日战争中发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提供了指引。同样，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历史主动精神的作用。譬如，毛泽东指出：“群众不帮助就没有力量。为了发展一个国家，力量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在于群众自己。”在现代化建设遭遇困难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在实践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得到充分发扬。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尖端科技取得重大突破，都彰显了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新中国成立之时相比，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面临的挑战仍然极其艰巨，仍需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宝贵经验。

第二，在擘画现代化蓝图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创造性地将农民视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蓝图引领着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体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最终推动了革命的胜利。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资本家剥削，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却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工人生产的越多，收获的却越少。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从根本上是统一的，在创造历史过程中个人与集体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提供了前提。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强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描绘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在目标的引领激励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得到充分发扬。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注重物质利益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扬推动了很多重大成就的实现。如很多重大基础设施都在这一时期完成，“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伟大精神及其背后的实践，都是人民群众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缩影，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必须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依靠人民的现代化，必须在擘画宏伟蓝图中继续发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

第三，在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历史主动精神与历史规律的辩证关系。

历史主动精神是历史主体走向历史主动的必要条件，但既不应该过分夸大历史主动精神的作用，走向唯意志论的误区，也不应该过分缩小历史主动精神的作用，陷入机械决定论的泥淖，而是应该辩证地考察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与历史规律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中，人是主体，但人的真实主体性是由于实践而实现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中，相对于人的自然存在这个抽象的主体，相对于人的社会物质环境这个抽象的客体，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人们才是真正意识上广义社会主体。因此，发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发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构建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摆脱“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两种错误认识，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发扬了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如毛泽东曾发动“大跃进”运动，过高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的作用，提出在短时间内“赶英超美”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目标，这与毛泽东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初心是分不开的，却违背了毛泽东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毛泽东在现代化实践中也不断及时进行反思，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对“大跃进”运动以来工作上的失误进行了总结，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毛泽东在这里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了认识客观规律是发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的必要条件，切忌脱离历史规律的主观盲目。今天，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精髓，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保持历史耐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继续赢得历史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