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它构建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这一论断深刻指明，必须将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切工作和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才能为理论创新指明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面对国家危亡，在斗争实践中对不同思潮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各种主义主张处处碰壁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找到真正的科学真理进行指引。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日趋广泛，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继而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领导党和人民探索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深知，“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党的理论创新，也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会偏离正确方向。1956年8月，毛泽东就此谈道：“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毛泽东意在表明，一旦歪曲、篡改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上的“创新”就会滑向错误方向，所谓的“新理论”也将失去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科学性。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说道：“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并强调在根据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时，“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以此提醒全党始终不要忘记党的创新理论的根源所在。

毛泽东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的基础上取得的。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科学分析近代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揭示了当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以无产阶级领导各革命阶级，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再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既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容在两个革命阶段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形式的基本观点为指导，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革命形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基本特点，总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反对了党内关门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正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的正确指导，新民主主义理论才能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等重大课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真理力量。

/二、“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又从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时提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创造些新的东西”，其实就是指形成新的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在这里，毛泽东深刻说明了理论创新就是要在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对于中国革命至关重要。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作为党领导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提了出来：“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

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首先要弄清楚，“实际”具体指什么，毛泽东对此作过多次论述。一方面，“实际”指中国的特点，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的特性等。要按照这个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另一方面，“实际”指在实践中遇到的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正是在解决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个个具体实践问题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根据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革命和建设实际，开启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

弄清实际后，还要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中获取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旧有理论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升华。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并将这一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其中，“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实事求是”深刻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为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毛泽东指出，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对中国实际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对革命规律的认识，“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正是因为在理论创新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重要原则，毛泽东实现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三、“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既具有理论导向性，又具有实践指向性，是认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调查占有实践材料，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研究其内在联系，继而得出新认识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实现创新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他将调查研究视为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功，强调“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贯穿于毛泽东推进理论创新的始终。毛泽东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为他深刻洞察各阶段的党情国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注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调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我们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问题的认识。这是毛泽东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初创成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开展了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在斗争实际成果基础上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带领全党以调查研究为整风运动的重点环节，总结政治、军事和党建等方面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完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向35个部委进行国情的集中调研，带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等理论成果。上述每一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充分把握具体形势、解决革命和建设问题所取得的成果。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看作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间环节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桥梁。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依靠前人预备好的理论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根据新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变化中的情况。因此，毛泽东强调，“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反对本本主义》中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再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等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倡导深刻影响着全党上下，对克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实现理论的求实创新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毛泽东把调查和研究看作不可分割的两个篇章。调查和研究前后相继，完成收集、分析、总结的链条，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渡。如果只调查不研究，或是没有科学地研究，都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实现理论的创新。毛泽东批评一些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大量收集材料的基础之上抓住要点或特点，在研究中注意分析而又综合。如此方能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正确客观的回答，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远不会完结。毛泽东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指出：“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对于我们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长久的启示意义。

/四、“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

1942年5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其审改并在会上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中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和文化“深相结合”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好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精华。他强调，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这一论断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将其变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优势，是毛泽东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它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不断与新的实践相结合，也体现在这一理论体系能够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推动自身发展。一方面，封建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发展的积淀，已经融入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之中，鲜明标识着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毛泽东对此指出，封建时代的文化并非全是坏的，也包含积极进步的、人民的、革命的内容，“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正是在这种辩证思考的推动下，他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

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成果处处闪耀着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光彩。在理论内容方面，他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精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进行进一步补充、深化。比如，用“知和行的关系”的思想精华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用生死、上下、祸福等道家学说中常见的辩证范畴，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阐释得更加透彻。他善于以唯物史观分析把握中国历史，从中进一步总结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为理论创新提供丰富资源。“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都是毛泽东以史鉴今的典范。在理论语言方面，他充分发挥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论述层层递进、言约旨丰，论据旁征博引、援古证今，句法长短得当、感染力强，文字间尽显中华语言之美。他不仅善于用典，也善用俚语和老百姓熟知的故事。据学者统计，《毛泽东选集》中共出现了2000多条熟语，其中就包括200多个成语和100多个典故。毛泽东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文以载道的优秀传统，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思维和语言，使党的创新理论具备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

毛泽东总结了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运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原则：一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强调，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区别其中古代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的东西与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对适用于当代中国并且有益的文化，就要予以肯定并使其变成自己的东西；对于不适用且有害的，则要坚决抛弃。例如，对于孔子的中庸观念，毛泽东就一面肯定其中蕴含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面又指出其中缺乏发展的思想。二是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毛泽东强调“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继承的目的是把旧形式改造、推陈出新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出自《汉书》的“实事求是”，本意为严谨考据的治学之风，毛泽东将古人做学问的优良品格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改造，转化为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就是理论创新过程中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典范。

充分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精华为毛泽东理论创新筑牢了民族根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我们党在1943年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五、“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1943年，在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时，毛泽东将人民群众比作“诸葛亮”，强调：“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这一论断指明了汲取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是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得出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有关开展土地革命、夺取农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的观点，是从湖南农民推翻乡村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中总结而来的；“枫桥经验”的形成，同样源于干部群众创造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基层治理实践。毛泽东曾谦逊地表示：“《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

毛泽东将党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合二为一，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揭示出我们党、人民群众和理论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是理论创新的原材料须“从群众中来”。毛泽东说过：“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原材料，我们党是创新理论的加工厂，承担着将其整合、完善、升华的责任。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贯彻群众观点，明确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工作中的定位，做到自觉地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二是检验理论创新成果要“到群众中去”。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指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理论创新的实践，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毛泽东对此强调：“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他进一步分析，真理能使党取得斗争的胜利，在于它适合人民的需求。因此，检验理论创新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三是将群众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工作方法长期坚持。毛泽东提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毛泽东看来，走好群众路线的过程，同时也是做好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在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在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以检验。人民群众的实践不停步，党的理论创新就不停步。

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党的工作路线，也是党的思想认识路线。可以说，发挥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一条基本规律。

总之，毛泽东开拓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并带领全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调查研究，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精华，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关于理论创新科学方法的重要论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宝贵经验的总结，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