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竹内实是日本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对毛泽东的研究，首先是以传记的形式呈现。不同于关注生平与史实连贯性的叙事性传记，竹内实撰写的毛泽东传记更侧重于对毛泽东精神层面的挖掘，以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主体性的塑造之谜。竹内实的毛泽东研究，一是强调对文本变化的重视，二是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在此方法论指导下，他做出了一些颇具洞见的观察。竹内实的研究产生于战后日本思想延展的脉络之中，但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丰富了日本视野中毛泽东的意义。

一、前言:发掘毛泽东研究的日本视野

日本一直关注对毛泽东的研究，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研究内容和视角不断更新，我们有理由对其给予持续性审视。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在二战之后逐渐兴盛，其重要学术背景乃是日本知识界开始集中反思其现代化之路。日本既是发动战争的加害者，同时他们又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又让其民族主义情结中平添“寻求独立”之意味。他们正是怀揣此纠结之情展开现代性反思。因此，毛泽东不仅是研究对象，同时也构成了自我反思时的思想资源。毛泽东究竟如何参与建构日本现代性反思的知识体系，便成为探讨日本毛泽东研究时的一个着力点。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事实上为深入关注海外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我们不仅要关注研究本身的逻辑理路，还须将研究置于其产生的知识语境之中，探寻毛泽东的知识生产与其他知识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路径为深入理解毛泽东的全球影响提供了指引。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旨在以日本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之一的竹内实为研究对象，介绍竹内实毛泽东研究的主要成果，梳理其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意在尝试将其研究置于日本战后知识界的思想进程之中略作分析，初步探究毛泽东在日本视野中的意义。之所以选择竹内实为研究对象，基于如下考虑:第一，他在战后日本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显赫，在学术研究、资料编辑以及公众普及等多方面做出贡献;第二，他不仅致力于毛泽东研究，且对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颇为熟知和理解，这使其毛泽东研究有了纵深感;第三，他出生、成长于中国，后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这种经历使得其更能够以一种“超越自身”的自觉审视其研究对象，这势必增进我们对日本视野中毛泽东多元化意义的感知。概言之，竹内实既沉浸在战后日本知识界的整体氛围之中，又具有鲜明的身份意识和独特的学术视野，以他为中心展开讨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挖掘战后日本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普遍性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思考普遍性焦虑与个性化体验之间的结合将带来什么样的智识可能。

二、透视伟人一生:以传记呈现毛泽东的整体形象

在关于毛泽东的种种研究中，传记是不可被忽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学术研究相比，传记读者群体更为广泛，若要追寻毛泽东在日本的形象建构，传记不可忽视。竹内实曾言，毛泽东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形象”。他非常重视为毛泽东立传，至少写过四种或长或短的传记。
竹内实的成名作《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在1965年出版之前，日本已经出版了若干毛泽东的传记。笔者手头收集到的最早一本日文《毛泽东传》出版于1946年，作者是松本鎗吉。在此之前，波多野乾一1937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政治和人物》一书中有两节专门谈毛泽东，不过松本鎗吉的《毛泽东传》却是以专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对毛泽东的生平经历进行了描绘，并作出“毛泽东时代即将到来”的判断。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即将走向胜利之际，日本又有两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传记出版。这两本传记结构相似，都是在对毛泽东的生平扼要刻画后，又以短传的形式介绍了中共党内的其他主要人物。另一本在日本比较有名的毛泽东传记出自京都大学著名汉学家贝塚茂树之手，这本首版于1956年的著作，仍然关注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几乎没有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为日本读者呈现了一个更加丰满的毛泽东。竹内实还曾专门向贝塚茂树做出过致敬。
与上述传记相比，《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显得颇有特点。首先，这本书以毛泽东公开发表的37首诗词为线索，将对毛泽东生涯的描述拓展到1963年，丰富了毛泽东做为新中国“建设者”的形象。其次，该书不同于传统传记以事件和人物经历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而是以诗词为坐标进行定位，将人物置于诗词诞生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经历与心境。因此，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算是一本关于毛泽东的心态史。
竹内实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来刻画毛泽东的一生，与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密不可分。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非常有力量，这种传统不仅反映在当下的文化形式上，而且创造文化的主体也有强烈的冲动融合传统。毫无疑问，诗词就是一种典型的、生命力延续至今的传统。诗词素来是中国文人抒发情感和表达志向的媒介，竹内实深谙此点。他认为毛泽东通过诗词表达的情感“既是个人内心世界对革命的憧憬，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可以说，竹内实选择以诗词为轴展开传记书写，其关注重点本未放在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呈现上，而是力图彰显毛泽东率领的中国革命的宏大进程背后的精神世界。而这样一种隐匿于历史喧哗背后的精神力量，既是走入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其进行认同式理解的关键，也是打开新中国人民主体性塑造之谜的钥匙。竹内实在他撰写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中，就试图探析中国革命深处的动力源泉，这是他做毛泽东研究时的首要问题意识。
那么，竹内实从毛泽东的诗词以及围绕诗词的人生经历中发现了哪些构成毛泽东以及新中国人民主体性基石的精神气质呢?可以从以下三点扼要概括。
第一，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的强调。竹内实在讨论第一首词《沁园春·长沙》时，结合《体育之研究》提出毛泽东非常重视“心之力”，特别强调自觉与意志的重要作用。作者甚至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之一便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唯心论。在此看法基础上，竹内实从“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句中感受到了毛泽东对奔放的生命力的讴歌，并将这句话解释为“一切生物都在这霜后的凛然秋天里无拘无束地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自由地发展各自的生命”。
第二，群众与党上下一心，精诚团结。竹内实在解读《西江月·井冈山》时，对“众志成城”一词着墨颇多。他将这个成语解释为“万众一心可变成坚固的城堡”，并断定“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之一”。他还专门引用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在该文中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第三，强调革命斗争具有永恒价值。竹内实认为，在毛泽东那里，在取得彻底的、完全的胜利之前，革命斗争具有无限反复、循环的特点，且正是在此基础之上，革命拥有了永恒价值。面对永恒的革命，革命者唯有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全力投入其中，方能成为推动革命前进的动力。竹内实在这一革命的永恒精神中发现了一种“不允许那种自作聪明的例外或利己心的严肃精神”，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明对这种“严肃精神”的态度，但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竹内实的推崇。他认为这种抛弃个人得失、融入革命洪流的坚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不过，竹内实也流露出对这一思想极端化后的担忧，他在中苏论战中已然察觉出端倪。然而当他在解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时，还是被这种革命精神支撑下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所震撼，他认为中共所持有的革命主张能够鼓舞亚非拉人民投身到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去，从此角度看，简单批判毛泽东世界革命的思想，就失去了洞察其思想背后复杂性与深刻性的可能。
这三个方面的主题在竹内实的毛泽东研究中以各种表述经常出现，是把握竹内实对毛泽东整体性理解的重要线索，后文还会有所论及。除了《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竹内实还撰写了另外三种传记。1966年，由和田武司和市川宏共同翻译的《毛泽东语录》在日本出版。在这本语录后面，附了一篇竹内实为语录出版而撰写的只有38页篇幅的《毛泽东传》。这篇传记虽短，但却提纲挈领地勾勒了毛泽东的一生，有些提法值得关注。在《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中，竹内实就对《体育之研究》给予足够重视，在这篇短传中，他更是将其称之为体现毛泽东思想之原型的重要文章，而这一原型在竹内实看来无疑就是“自觉的能动性”。为了进一步阐明此观点，竹内实更是将《论持久战》1939年发表的旧版本与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新版本的关键段落进行对比，以论证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对主观能动性的重视。随后，竹内实对毛泽东根据中国实情自主做出革命路线选择的事实给予颇高评价，称其“自主地挖到并正在深挖中国革命的矿脉”。
在这篇传记最后，竹内实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并未从“独裁者”“专制者”之类的时髦政治话语中寻找灵感，相反，他更乐意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线索。他将毛泽东视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如此，而且还是“让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类型自我发展到最大极限的”知识分子。竹内实认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渴望回归内心世界、追求超越精神的冲动，一种是渴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政治抱负的雄心。在竹内实看来，毛泽东则将这两种倾向都推向了极致，前者导致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暗淡的虚无主义色彩，后者又给他带来了行动的果决坚毅和乐观主义。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性挫折，或许就是这两种方向迥异、被推向极致的路径激烈碰撞后的结果。至此，竹内实在这篇传记中完成了在中国传统脉络里探寻晚年毛泽东困顿与挫折的尝试。
1972年，竹内实又出版了一本《毛泽东的生涯》，该书的副标题为“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源泉”。此副标题反映了其在撰写该传记时的核心问题意识——他将毛泽东视为鼓舞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最大动力，若要理解中国人民在寻求独立自主的现代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摧枯拉朽般的力量，势必聚焦毛泽东的心路历程进行梳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传记是《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的另一种写法。
1989年，竹内实完成了最后一本毛泽东传记，这也是竹内实在毛泽东去世后完成的唯一传记。这本传记虽然也同样记述了毛泽东的一生，但主要关注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其篇幅占据正文的三分之二。竹内实对这一结构布局可能有所考虑:一方面，前面几本传记的重点都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时期，新传记要与之前的传记有所互补;另一方面，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整体评价的时机业已到来。
由于“文革”历史的逐渐披露，竹内实在这本传记中对毛泽东流露出了较之前更为复杂的态度。他围绕“阶级斗争”这一概念展开反思。通过对毛泽东早期阅读书目的考察，竹内实认为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以及《共产党宣言》，而毛泽东将“阶级斗争”视为最高准则的思维方式则源自于他对曾国藩“大本大源”的共鸣和推崇。竹内实把毛泽东的一生比喻成一个圆心不变、半径不断扩大的同心圆，而这个圆心正是“阶级斗争”。

三、竹内实的毛泽东研究特色

除了上述传记之外，竹内实还撰写了一些论及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论文，本节将择其重点进行介绍，以期能初步理解竹内实对毛泽东的复杂化认知，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他的研究特色做出总结与反思。
竹内实在“文革”期间撰写的文章，关注与反思的焦点集中在思想层面。他认为，“文革”中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真理化的趋势。该趋势最终凝聚于《毛主席语录》，竹内实在《语录》中发现了儒家所蕴含的教育气质以及墨家所拥有的质朴艰苦之精神。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结构中，民众内在是道教倾向的，为政者的儒家规范只是外在要求。而毛泽东思想通过普遍化的过程，“试图从外在的社会规范中凝聚那些内在的东西，进而将外在规范变为人们内心自愿的东西”。竹内实从普遍化进程中洞察到一种反传统趋势，这一判断完全不同于极权主义模式对中国推崇毛泽东思想之现象的程式化解释。该判断源自于其对中国传统以及中国人内在精神世界的一种把握，提示了毛泽东时代所具有的复杂性结构，也为人们进一步深思毛泽东时代的思想现象开辟了新路径。与毛泽东思想普遍化相伴随的另外一个思想文化现象，就是“忠”文化。竹内实认为与“忠”相比，“孝”在历史长河中具有更加悠远稳定的价值。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打上了“封建残余”标签的“孝”地位发生变化，而同样来自于传统价值范畴的“忠”却被认为可以经过改造，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
竹内实的认知方式与其研究方法之间关系密切。关于竹内实，国内学者提及最多的恐怕还是他所主持编纂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补集》。这套旨在历史呈现毛泽东著述原貌的文献集，恰恰体现出第一个方法论特点，即强调历时性地关注思想变迁轨迹。这种研究方式，反对将文本作为独立之存在，从时空结构中抽离出来，进行普遍化处理。与之相反，文本应该置于时间演进的坐标之中，需要特别注意不同时间同一文本的变化，并分析变化背后的意义。竹内实将这一研究方法归结于京都学派影响的结果。研究毛泽东思想，应对毛泽东著述的不同版本进行考证，如今已成为国际毛泽东研究领域内的共识，不管是更为强调“原创性”的自由主义学者，还是更突出“继承性”的左翼学者，在展开观点时都不能回避对其所论述时段内相应版本的考察。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首先，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历史考察毛泽东思想变化历程时，注意到文章版本之差异，对于进一步深化毛泽东思想之研究、展开国际学术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无须回避著述内容有所变化的事实。其次，我们还需注意，竹内实在使用版本对比时，更集中在文本之上，即通过文字表述的差异，推断思想变化背后的动力。事实上，文本的能量恰是在其所嵌构的历史语境中发挥的，如若历史地关注文本，就需要对塑造文本的语境给予关注，用整体的视角温情待之，进而避免用一版本之“只言”简单否定另一版本之“片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第三，在强调历时版本的重要性时，我们还须高度重视业已成典的《毛泽东选集》。一方面，《选集》定稿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后，里面所收录的文字可以视为对革命胜利的理论性回顾与总结，反映出中共集体领导在革命胜利之后对革命进程的再认知，也是我们理解共产党人精神和信仰世界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选集》在国内外广泛传播，构成几代人关于毛泽东记忆的基础。因此，对《选集》的研读，可以成为研究毛泽东之影响的重要切入口。
另外，竹内实挖掘问题的方式也同样值得关注。在他关于毛泽东和现代中国的研究中，其重要对话对象便是中国传统——将当下与传统进行关联思考，是其发现问题的基本路径。在讨论中国思想界之状况时，他在澄清古代中国“牛鬼”和“蛇神”具体所指的基础上，梳理了“牛鬼蛇神”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中的使用方式与含义变化。他指出毛泽东对出现过“牛鬼蛇神”的文献非常熟悉，因此推测毛泽东在使用这一词汇时，非常清楚地知道不同语境中该词所传达的具体意涵。竹内实通过对比现在与传统，敏锐捕捉到了当下诸多思想文化现象之于传统的延续与断裂，并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缝隙中寻找透视当下的可能。
竹内实采取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与他的身份感觉和对中国的情感密不可分。竹内实自幼在中国长大，他把中国视为故乡的深厚情感为其持续深研中国传统提供了精神动力。另外，他还秉持了一种看法，即认为“日本文化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的根源、源泉在于中国”。因此，理解中国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增进自身认知。诚然，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跟中国传统进行比较，确实能够形成诸多深刻观察，但毛泽东的思想结构却不能单独依靠中国传统去解读。成长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国社会结构迅速转型时代的毛泽东，尽管对中国文献典籍更加熟悉，但对多种思想的吸收、特别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体力行，都积极参与塑造了他的思想世界。因此，在对其思想进行透视的过程中，任何单一思想资源的使用都很难对其进行定位。从个人情感上讲，将毛泽东视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或者说“读书人”，而不将其视为“革命家”，自然无可厚非。不过，从一个研究者的身份看，凸显一种思想资源可能会失去全面理解毛泽东的机会。对此，我们在研究中要有所警醒。竹内实亦对用传统类比现代的做法持有反思，他认为，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人嵌构在组织之中，具有了政治属性。因此，唯有从“政治的人”的角度进行思考，才能更深入地探索新中国以及毛泽东所面对的诸多现代问题。

四、战后日本思想史与竹内实的毛泽东研究

在上述梳理基础之上，笔者尝试将竹内实的研究置于战后日本思想史的脉络之中进行思考，以探究竹内实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关怀，在此基础上初步理解毛泽东对于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意义。战败后，特别在经历了美国的接管之后，日本思想界逐渐从战时的盲目狂热中冷却下来，开启了自我反思之路。此时，思想界将中国作为自我批判和省思的参照对象。
日本思想界对中国的关注更多基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判断和反省。战后知识分子中一种颇为流行的反思逻辑是，日本当下的境遇，乃是由于近代日本在面对强大的现代西方时迷失了自我。现代西方的强大，让日本人在缺少省思的基础上就迫切认为那正是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于是就产生了模仿并试图赶上甚至超越的冲动。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到抗日战争初期的摧枯拉朽，都坚定了日本效仿西方、快速崛起的决心，直到1945年战败以及美军进入改造，知识分子才如梦方醒，转身思量近代日本崛起路径之得失。在诸多反思中，战后著名思想家竹内好的论述颇有影响。竹内好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样板”，重新去追寻一种多样的现代性。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内发的”，是“作为自己的要求体现出来的”，因此，非常坚韧。而日本的现代性只是在追求西方，看起来先进，实则“十分脆弱”。特别是中国在军事力量、武器装备不如日本的情况下战胜日本，更加坚定了竹内好的信念。用孙歌的话说，竹内好是把“战争胜负问题转化成了精神和心理问题”。近代西方的强势冲击，导致了日本主体性的沦落，他把近代日本的这种精神特征概括为“优越感与劣等感并存的缺乏主体性的奴隶感情”。无独有偶，日本战后思想界的另一位巨擘丸山真男也对近代日本精神做出了批判。丸山认为日本在近代崛起的过程中，过早放弃了解放国民的任务，并孕育出一种“极端国家主义”倾向。在极端国家主义笼罩下，现代国民的身份并没有塑造成功，事实上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帝国臣民”，因此，国民的主体性根本无从谈起。
在上述焦虑中，竹内好将目光转向中国近代，他惊异于中国与日本发展之路的截然不同。尽管备受侵略之苦，但毛泽东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时，却实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锻造了全新、独立、坚强的主体性品格。竹内好坦言试图在中日比较性思考中，挖掘中国近代之路中抵抗性主体形成的源泉。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将中国视为反思日本的一面镜子，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寻求批判日本的蛛丝马迹。正如沟口雄三在后来的反思性回顾中所指出的，“我们这些在战争期间或战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研究者，最初对中国几乎都不具备批判性的眼光”。
在中国发现重塑主体性之奥秘，成了战后一代思想界、特别是中国问题研究者的一种主流选择。在这一思想趋势的作用下，毛泽东在日本成为了代表中国革命的图腾、凝聚中国人主体性的缩影，引起了诸多人的共鸣。根据考斯希曼的观察，日本知识分子从毛泽东那里获得的思想灵感包括对革命主体性塑造的重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界定与判断、对塑造现代意识重要性的强调、人文主义关怀以及与人民群众并肩作战的思想。但是，主体性塑造对日本知识界影响尤其深远，而其他几个方面更像是为实现主体性重塑而需完成的具体工作。竹内实自然也受此影响。他对毛泽东的研究，关注重点多放在了“精神塑造”这一层面。他一方面思考毛泽东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探索毛泽东的精神特质与中国人主体性塑造之间的关系，其研究思路即是在日本战后思想脉络的谱系中展开。
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知识界对毛泽东的好感，逐渐从尊重演变为崇拜，关注毛泽东的群体也从知识分子扩大到青年学生。促使“毛泽东热”进一步升温的原因有两个。随着日本的发展，呈现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共有的问题，而毛泽东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旗手”之形象，鼓励思想界和青年人援引毛泽东来批判自己的社会。另外，美国介入日本的战后改造之后，日本民众对美国的疑虑与恐惧始终存在，甚至有增无减。而毛泽东对美的强硬态度和话语，让日本思想界感受到了某种能够战胜美国的力量。不过此时，竹内实已经开始与这种崇拜氛围渐行渐远。竹内实结合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经验与对中国的持续关注，认为当时在日本所呈现出的毛泽东和新中国形象是一种“夸张的事实”，“掺杂着某种天真和想象的成分”。后来，沟口雄三也对此现象有所反思，他认为日本战后的中国研究源自于某种“憧憬”，然而“这种憧憬的对象并不是客观的中国，而是在自身内部主观成像的‘我们内部的中国’”。
接着，竹内实对日本人崇拜中国革命、新中国以及毛泽东的心理做了深入剖析。他认为这种思想倾向与日本的天皇崇拜传统密不可分。战后改造使日本出现崇拜真空，遂激发其追寻新权威以弥补崇拜真空的欲望。这一民族心理转换被描述为:“天皇→革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革(毛泽东思想)。”竹内实认为，要打破日本人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就需全方位地研究中国，敢于面对那些“令人扫兴的现实”。在竹内实看来，打破这种崇拜惯习，恐怕才是建筑日本人主体性的关键。“文革”期间竹内实对毛泽东做出的诸多反思，事实上便是在击碎“夸张的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独立探索。因此，读竹内实的毛泽东研究，既感受不到崇拜者们溢于言表的狂热，也察觉不出“幻象”破灭之后批判者们暴风骤雨的鞭笞。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温情的情感式理解，柔和、细腻又不失洞见。可以说，竹内实在继承日本战后思想史之核心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开辟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个性的透视路径，避免陷入各种意识形态之网编织的迷空步障，丰富了日本视野下毛泽东所具有的意义。

五、结语

如何深化对海外学者毛泽东研究的关注，可能是当今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话题。在学术交流业已全球化的时代，海外毛泽东研究正在经历“祛魅化”过程。以往，我们聚焦这些作品，其核心问题意识乃是他们如何解读毛泽东，以及这种解读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应该如何评价。围绕该核心问题，海外毛泽东学的研究传统已经树立。事实上，这些文本还为我们提出另一个问题给予可能，即海外学者对毛泽东的理解是如何参与到其所在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建构过程之中的——毛泽东既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但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也同时丰富了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视角。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助于推动我们从细节和个案出发，对“毛泽东的世界影响”这样的宏大问题进行思考。
本文就试图在对竹内实毛泽东研究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之上，尝试性地将其研究与日本战后思想脉络进行关联，以探索毛泽东研究在竹内实透视自身民族之命运和未来时扮演何种角色。如上所述，竹内实在毛泽东研究基础上对日本近代历史做出的反思，不同于竹内好这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竹内实热爱并熟悉中国文学，但他在对当代中国和毛泽东的观察中，抛弃了文人惯有的浪漫想象，反而是在历史分析基础之上，洞察了日本人毛泽东崇拜现象背后的民族精神之症候。竹内实倡导对中国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研究，不是因为他将重新塑造日本主体性之路的希望寄托于这个熟悉的他者，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个对日本文化有深刻影响的他者的客观剖析，从日本内部开辟一条重塑之路的可能。概言之，将海外学者的研究置于他们所成长的知识脉络之中进行考察，以分析毛泽东研究对他们知识体系与分析方式的影响，既是深化我们海外毛泽东学研究的一条路径，也是理解毛泽东世界影响的一个视角。本文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粗浅的概述，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