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共八大以后，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上自身认识的局限，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推翻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对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是导致毛泽东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因。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也不要因噎废食，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毛泽东的模糊态度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明确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对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的定位也是准确的，得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在提交大会通过之前是经毛泽东审定过的，他当时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是，时隔不久，毛泽东就对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了异议。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明确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前面一句话说的不符合事实，后面一句话却是千真万确的。据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9月27日，八大闭幕后，他到后台去向邓小平请示八大决议是否照发，还有什么要修改的。他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议论有关决议的问题。毛泽东说，他在大会上通读决议时又认真看了一遍。他觉得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说法要斟酌，把“要求”和“现实”、“需要”和“不能满足”作为主要矛盾是否妥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是否是主要矛盾?我们过去一贯的看法，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刘少奇提出是否再加修改才发表。毛泽东说，大会已经通过了，再修改不合党章，而且现在一时也想不出恰当的提法。明天就照样发表，以后如何修改从长计议。另据王光美回忆，党的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是陈伯达同康生按毛主席“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和落后”的要求提出的，胡乔木表示赞成。八大闭幕会开会前，陈伯达、胡乔木临时在决议中加上了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然后送毛泽东审定，这时离大会开始已经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他没有时间仔细推敲，当场表示同意，说:“好，赶快去印。”毛泽东事后反复思考，觉得决议加写的这句话表述得不够完善，但这时想要修改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当天下午的大会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对这件事情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当时他是被强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
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决议中对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不完善呢?他是说过“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和落后”，但这里的先进和落后，根据毛泽东后来的讲话判断，他主要是指人民内部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陈伯达错误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借鉴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的一个提法———“先进的俄国，落后的欧洲”，于是就有了八大决议中对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列宁是拿俄国和外国比，不是讲内部的矛盾;决议所说是国内的矛盾，这个不妥当。在他看来，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话等于说社会制度冒进了。毛泽东认为这不行，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
总体看来，毛泽东当时对于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当前党的主要任务的提法基本上还是赞成的，似乎并没有否定的意思。但非常值得玩味的是，八大以后，对今后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过，而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找到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谈话或者文章中有任何正面的阐述。毛泽东这一时期讲中国社会中的矛盾问题，几乎面面俱到，唯独没有谈及国内主要矛盾，这的确是颇费猜测的。毛泽东一向重视抓主要矛盾，在此社会大变动时期，反而不讲国内主要矛盾，岂不怪哉?恐怕不能认为这是毛泽东的一时疏忽。

二、反右之前毛泽东对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信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对此文进行了多次修改，在修改意见中提出了他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他认为，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带着这样的思考结论去分析国内矛盾状况，毛泽东意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在中国已经越来越突出了。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成为毛泽东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的斗争很少，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去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该好好研究。”这段讲话，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被修改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仔细研读这段讲话的两个版本，会发现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年谱》披露的讲话原版，是将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列而论的，也就是说，这时候毛泽东并没有将阶级斗争引入到人民内部矛盾中来。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量的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虽然还有，但只剩下一部分了(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修改版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将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表现为敌我矛盾，另一种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是主要的。这样一来，阶级斗争就顺理成章地被引入到人民内部了。显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者对毛泽东讲话的改动完全改变了毛泽东的原意，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后来的认识提前了。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首先讲的就是两类矛盾问题。他认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毛泽东本人是否意识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出现了:在两类矛盾的框架中，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属于哪一类矛盾?读完《毛泽东年谱》披露的当时的讲话原版，没有发现毛泽东对此有明确的论述。
进入3月份，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严重性的估量开始升级。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3月16日晨，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稿时，将指示稿中的“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虽然毛泽东有以上的修改，但在此后的讲话中，他还是坚持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口径。3月18日，毛泽东在山东济南发表讲话说: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刚才讲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严重性的估量开始升级，但他还是坚持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剩余的这部分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3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难发现，毛泽东这时是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视为同义语，认为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并列关系。当然，这并不妨碍建设时期残余的阶级斗争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三、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重新定位

1957年5月1日，整风运动正式发动。到了中旬，毛泽东发现，整风并没有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了。25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中改写了一段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重新估量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性质，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来形容其严重性，这就说明不能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了，只能视为敌我矛盾。
6月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发出准备反右的信号，并且指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6月8日，他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宣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但是，根据吴冷西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的材料，毛泽东到这时对阶级斗争的估计并没有上升到国内主要矛盾或者说基本矛盾的高度。吴冷西回忆，6月13日，毛泽东在同他和胡乔木的谈话中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我曾经说过理论上不妥当，但如何表述还有待从长计议，而且从组织原则上讲，不能用一个人的话修改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还说:不要以为现在反右派斗争了，基本矛盾是阶级斗争了。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是特殊的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即使像匈牙利发生全国性暴乱，也只是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现象。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这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决定性变化很可能是在七月间。7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发表讲话，说: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内，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这次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7月30日，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正式定稿。文章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由此可见，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得毛泽东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社会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刚刚开始，完成这个革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既然如此，过渡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9月19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主要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第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因此包含了两类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般情况下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第三，过渡时期两类矛盾都同时存在。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正面阐述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显然，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推翻了八大一次会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这个讲话看来，毛泽东虽然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看作敌我矛盾，但也明确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般情况下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就说明，在毛泽东眼里，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已经不再是同义语，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也已经不再是并列关系。对照3月22日毛泽东的说法，可以说有了根本变化。不过，毛泽东的讲话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在这里，他又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视为同义语了。
八届三中全会期间，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发表讲话，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说: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听起来似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主要意图在于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大部分表现在人民内部。所以，毛泽东这段话虽然区分了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但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大量引入到人民内部，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打开了理论的通道。
最后，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正式做了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这一论断当时并没有在全社会正式公布。

四、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进一步阐发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新论断引发了诸多疑问。例如，在两类矛盾的理论框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究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为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如果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那么党的工作重点是阶级斗争还是经济建设?如果说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那么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
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其实也没有一个成熟的答案。此后一段时间，他也在不断思考，对于社会矛盾问题多有阐发，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1957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杭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对于八届三中全会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不提是敌我矛盾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说:敌我矛盾是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中的右翼的矛盾。这个矛盾已基本解决，现在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
这次讲话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是更值得关注的内容。半年前，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2月27日的讲话原版相比，有大幅度修改)。毛泽东在文章中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第一次做了详细的分析，明确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文章同时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正式明确宣布: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在12月16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又进了一步。他第一次将人民内部矛盾区分为两类。他说:最大量的是乡社干部与社员、厂矿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但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中最大量的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实际上与他10月7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可能觉察到了这个逻辑上的矛盾，不久他就改口了。
1958年1月初，他在第二次杭州会议上讲话，再次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说: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的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要搞社会主义嘛。
毛泽东提出在人民内部矛盾中“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论断与“中国社会两类矛盾中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一论断从逻辑上统一起来了。
为了给“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提供理论依据，毛泽东对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
3月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地、富、反、坏没有改造好的那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比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介绍了中国国内的阶级情况。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权，主要基础是两部分人———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即四亿二千万人。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是靠这个势力;现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也是靠这四亿多人。此外，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城市就是手工业者(雇用一些工人)、一部分商人和小商人，在农村是中农。他们有一亿二千万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很重要，在政治上也很重要。他们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基本上不是剥削者。对这部分人采取过左的政策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同他们妥协，跟着他们走，也是不正确的。除以上者外，中国人口中还有百分之十，就是六千万，这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这里面有两个阶级，地主、富农差不多有三千万人，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三千万人。
通过以上分析，毛泽东为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找到了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至此，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得到了党的代表大会的确认，正式向全社会公布了。
当然，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在这个时候还是有明确的时间限定的———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毛泽东将“建立”与“建成”做了区分，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大概还需要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等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国内主要矛盾就要发生变化。但是，到了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在会上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这就意味着，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的这种看法再也没有改变过。
虽然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但他当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如何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成了一个难题。但毛泽东最终还是找到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请看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的有关论述:“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在这里，毛泽东把思想、政治(与“思想、政治革命”相对应)与技术、经济(与“技术革命”相对应)的关系，也就是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比作统帅和士兵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中国有句古语叫“君为臣纲”，这样阶级斗争(“革命”)便成了“纲”，相应地经济建设(“生产”)则变成了“目”，尽管它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通过“君”与“臣”的定位，自认为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这一难题。在他看来，经济建设毫无疑问是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但经济建设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都必须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由此确立。“大跃进”运动就是在阶级斗争理论支配下的经济建设运动，只不过当时的说法不叫“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叫“政治挂帅”。

五、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笔者认为，最大的影响是导致毛泽东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究竟确立于何时?学界大多以1963年9月“后十条”提出四清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确立的标志，也有人以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作为确立的标志。但在笔者看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萌芽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
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很多人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存在种种误读。其中最常见的误读是，把这里的“纲”理解为工作重心或者说主要任务。其实，在毛泽东那里，“纲”与工作重心是不能简单等同的。“纲”指的是主题，也就是由主要矛盾所决定的统领各项工作(包括主要任务)的指导思想。由于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无论做任何工作，都必须始终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用阶级斗争理论统帅和指导各项工作。这才是毛泽东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真正涵义。
毛泽东其实很早就开始注意“纲”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讲过: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明确指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这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形象地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比作纲和目的关系，既然他认定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那么毫无疑义，阶级斗争就是“纲”，抓住了这个“纲”，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又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之类的话。
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在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萌芽。这一思想的正式确立，则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笔者在第四节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必须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意味着一定要把阶级斗争始终当作党的工作重点或者说主要任务。在毛泽东看来，工作重点要依当时的形势而定:阶级斗争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就要告一段落，工作重点就应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当资本主义复辟成为主要危险时，工作重点就要重新转向阶级斗争。
这一观点绝非笔者的凭空想象，有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为证。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反右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大规模阶级斗争“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今后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根据形势的需要，目前需要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但这并不排除今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重新成为工作重点或者说主要任务。
我们还可以举出“纲”与工作重点不能简单等同的反证。毛泽东是在调整时期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但调整时期毛泽东公开表示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提出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即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也明确要求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把是否增产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搞好的标准之一。中央制定的《后十条》一方面明确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行，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运动进行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耽搁生产。运动中的一切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可见，在毛泽东那里，“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在一定时期内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不矛盾。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调整时期产生分歧，不是因为刘少奇“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而是因为刘少奇在具体工作中没有做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经济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要坚持“三面红旗”，反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更要反对“三自一包”;如果外交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应当反对“三和一少”;如果“四清”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应当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当做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把运动重点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显然，刘少奇没有做到这些。相反，他甚至公开反对这样做。所以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行，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而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纲”与工作重点才出现了重合。阶级斗争既是各项工作的“纲”，又是工作重点。毛泽东希望，通过向“走资派”夺权的政治革命和以“斗私批修”为内容的思想革命，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程度大大提高，焕发出他们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正如他自己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笔者认为，贯穿毛泽东晚年的治国理念，核心的一条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此前提下，毛泽东主张革命和生产并举。毛泽东无论何时都是主张革命和生产并举的，始终希望用阶级斗争指导、推动经济建设，相信经济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大跃进”时期和调整时期是如此，“文革”时期也是如此。长期流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提法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作重点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的:要么像“大跃进”时期，经济建设是工作重点;要么像调整时期，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平行;要么像“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是中心任务。但无论工作重点如何变化，都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读懂晚年毛泽东。
很多学者把1963年9月“后十条”明确提出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方针，而1963年9月“后十条”所提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针对四清运动而言的。如果我们把中央文件针对某项具体工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实际上降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我们看一种思想是否形成，主要应当看实质，而非词句的具体表述。只要我们不拘泥于毛泽东的用词，就应当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其实早已形成。1963年9月只是首次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表述而已。
也有很多学者把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且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作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这里谈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时期，起点是1956年9月。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明确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说，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最早萌芽于八届三中全会，只不过这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适用时限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为止。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则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这就意味着，一直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一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适用时限大大延长了。这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重大升级。如果说直到这时，毛泽东才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总之，“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毛泽东晚年的治国理念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于晚年毛泽东来说，无论做什么工作，以阶级斗争理论做指导都是必须的。毛泽东晚年其实也很想搞好经济建设，有时候甚至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来抓。问题在于他搞建设的基本思路是政治挂帅，用阶级斗争理念指导经济建设。毛泽东晚年没有能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理想的成绩，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所束缚。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不能简单看作是工作重心的转变，而应从指导思想的转变来深刻理解其厚重内涵。如果没有指导思想的转变，不尊重经济规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即使提出了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也不可能真正搞好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的中国由于在指导思想的层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按照经济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同时积极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国的经济发展终于走上了快车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因此焕发了勃勃生机。

六、历史的反思

回顾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变化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在毛泽东思考国内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即经济建设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和两类矛盾问题。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八大以后应当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来抓，也清醒地认识到八大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但他又对阶级斗争问题放心不下。尤其是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更不放心，他认为，这方面的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些判断都是正确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他的远见。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波匈事件和国内的“右派进攻”，让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担忧走向了一个极端。毛泽东最终推翻了八大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他同时还想继续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继续坚持他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所以他很纠结，力图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于是他提出了阶级斗争是纲，经济建设是目的纲目理论，试图用阶级斗争推进经济建设，把二者统一起来;于是他提出“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一概念，宣布在人民内部矛盾中“阶级矛盾是主要的”。但让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是，用阶级斗争推动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越搞越糟。宣布在人民内部矛盾中“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甚至在人民内部无中生有地制造阶级斗争。毛泽东最初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事实已经无情地证明，他提出的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有害无益。
问题的要害在于毛泽东划分阶级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划分阶级的标准主要依据经济地位，但毛泽东划分阶级的标准在八大以后变成了依据政治思想状况。他在1958年11月21日的武昌会议上明确提出:“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被认定为毛泽东所说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在反右运动开始后被打入另册，在政治上成了贱民。更为严重的是，依据政治思想状况划分阶级，主观随意性很大。任何人只要提出不同意见，都有可能被认定为反动阶级。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元帅，“文化大革命”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未能幸免，何况普通人乎?毛泽东从他对资产阶级的主观界定出发，将大多数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一大批与他意见不合的同事和战友们定性为“走资派”，把他们视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批判和打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让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历史，永远铭记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第一，要坚持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不动摇，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准确定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必须始终坚持，决不能随意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必须始终坚持，决不能犹疑动摇。要汲取毛泽东当年的教训，不能因为国内外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轻易改变党代表大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中心任务的定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对国际上的苏东剧变和国内的政治风波，中国有些理论家坐不住了，提出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一时间“左”倾思潮甚嚣尘上，如果不是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南方谈话，果断拨正了历史发展的航向，中国的前景堪忧。对此，我们一定要深刻反思，不可重犯类似的错误。
第二，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不可因噎废食。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丝毫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复杂，挑战依然严峻，斗争和较量有时十分尖锐。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紧紧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但是，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也要防止出现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思想控制和言论钳制，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搞所谓“舆论一律”。其结果必然是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深刻的教训。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曾经谆谆告诫全党各级领导干部:“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应当牢记邓小平的告诫，谨慎稳妥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只有把握好度，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取得切实成效，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