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起到了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他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现了话语体系的创新性构建;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明确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推动了学术体系的方向性发展;参与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指导设立相关研究机构，支持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促进了学科体系的时代性完善。考察毛泽东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经验，对于繁荣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习近平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这段论述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毛泽东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所做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历史经验是当前值得深入研究和继承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毛泽东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系统表达，包括概念、范畴、原理及言语表达方式等基本元素。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创新思考和精辟阐发，并写就了大量理论著述。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观点，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做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哲学领域的话语创新
     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话语创新，集中体现为1937年7、8月间创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献。其中，《实践论》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对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话语表述。毛泽东以“实践”概念为核心，总结出“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也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即“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关于认识论的“两次飞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行统一观等，都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话语创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主线，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作了深入探讨。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在“矛盾的特殊性”概念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区分了“主要的矛盾”与“非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两对范畴。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转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转化等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话语内涵。此外，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已经渗透到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和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像“以斗争求团结”“人民民主专政”“十大关系”“人民内部矛盾”等话语概念，无不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芒，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灵魂和基础。

（二）历史学领域的话语创新
     毛泽东酷爱阅读史书，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知识和经验，他的很多论著都是从历史角度入手并以大量史实作论据的。但是，毛泽东的兴趣点并不在于历史细节的琐碎考证，而更多地体现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内在规律的整体探寻上。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历史，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从这一线索出发，毛泽东将中国近代历史视为两个过程的统一体，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就中国人民的反抗过程而言，毛泽东特别强调“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正是基于毛泽东关于历史学的有关论述，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以“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史观和革命史叙事范式，构筑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话语框架。

（三）政治学领域的话语创新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依据，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先后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游击战十六字方针”“三大法宝”“三座大山”等概念;关于政党建设，毛泽东将之形容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了“两个先锋队”“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从严治党”“整风学习”“三大作风”“两个务必”等概念;关于政权和国家学说，毛泽东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概念;关于国际关系，又有“一边倒”“中间地带”“国际统一战线”“三个世界”等表述。这些概念表述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借鉴苏联经验、主要依据中国国情而进行的话语创新，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指导，也在学理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四）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阐发
     毛泽东在构建话语体系的同时，还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科学阐发，重点分析了调查研究、搜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做了大量实际调查，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诸多调查报告。在这一系列的调查名篇中，毛泽东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话语，要求“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在此基础上，他详细论述了开调查会、找调查典型、收集和整理材料、深入访谈的实施程序，并创造了“解剖麻雀”“下马看花”“统筹兼顾”“抓典型”“总结经验”等关于调查研究的话语概念。毛泽东还强调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用“古今中外”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这些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除了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论述外，毛泽东在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宗教学等诸多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很多新话语、新理念、新表述。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并非以专家学者的身份来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者，因此他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探寻中国革命的逻辑，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这也使其话语体系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实践特色。

二、毛泽东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推动
     学术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核，包括学术思想、学术人才、学术环境、学术评价体系、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构建，集中体现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同时涵养一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人才，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发展。

（一）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特别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认为“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非本本主义地套用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和已有结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说明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意味着排斥中国文化遗产和其它西方思想的价值，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科学总结。毛泽东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说:外国文化中也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当然，继承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应该“批判地接受”，“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概括地说，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确立正确的研究目的，即“为什么人”做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为了解决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要求虽然是针对文学艺术而直接提出来的，但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无疑都是应该遵循的根本要求。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都必须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体现人民大众的需要，对人民大众起有益的教育作用。

（二）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
     良好的学术生态和研究坏境，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保障。由于学科性质的原因，哲学社会科学本身与现实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许多专家学者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革命和建设的大潮中，发表政治见解，提出施政建议。为了辨明政治问题和学术讨论的界限，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方针，并将其确立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1951年3月，毛泽东为新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讲话时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郑重宣布:“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明确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其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双百”方针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科学学派有那么多，“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从此，“双百”方针正式成为指导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原则。
     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毛泽东支持和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开展自由争论。1956年2月，一位来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意见。有人将此事反映给毛泽东，认为这有损于党的领袖的威信。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并强调说:“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1958年7月，哲学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余波未平，处在论争中的周谷城请求毛泽东能为其新著作序。为维护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维持“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毛泽东婉拒了这一请求。他在给周谷城的回信中说:“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毛泽东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科研环境所做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三）与哲学社会科学家保持良好互动关系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与哲学社会科学家们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经常就学术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彼此吸收促进。1937年10月，艾思奇抵达延安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评价很高，认为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读了得益很多”，并希望就一个“略有疑点”的问题当面探讨。时在延安的范文澜、何干之等历史学家，经常为毛泽东整理所需历史材料，还协助编写近代史方面的相关文章。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思考和表述，也给予他们以指导和启发，并逐渐融汇至他们的学术著作中。1939年1月，毛泽东在给何干之的信中，充分肯定了他从事民族史研究的方法态度，并谦虚地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1940年9月，毛泽东在读了范文澜的中国哲学简史的讲授提纲后也致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毛泽东与国统区的左翼学者也保持着密切往来。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长文《甲申三百年祭》，反思明末农民起义的得失成败。该文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被列入中国共产党整风学习的阅读文件之一。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赞赏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并鼓励道:“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党务政务之余，仍坚持关注学界相关研究的进展状况，阅读新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且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探讨。1956年2月，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提出“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的新见解，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读过周文后，表示了赞许态度，并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同时把与其观点相似的王方名的文章介绍并邮寄给他。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部分人士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除周谷城、王方名二人外，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学术大家也参与了此次讨论。这次聚会为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特地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三、毛泽东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指导
     学科体系是由具体学科专业组成的有机系统，构成了一定科学领域知识的总体框架，是一个国家学术发展系统性、专业性、科学性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不仅参与制定学科发展规划，推动相关研究机构的建设，还直接指导部分图书、教材的出版工作，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和顶层设计。

（一）指导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制定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参与的《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了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关内容。例如，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第四十五条又规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颁布，第九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些条文规定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为进一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国务院于1956年3月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具体负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在规划委员会汇报会上，潘梓年提出“重理轻文”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特别提出:“理”还是重要，“文”也不要轻，概括为“重理不轻文”。在毛泽东所提原则的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正式印制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对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文学、法学等15个学科门类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和预计成果，作出详细规定。1957年10月，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设置哲学、经济、历史、文学等专业小组和出版规划小组负责具体工作，并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作了进一步修订。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说: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也要投一点资。这些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体现出毛泽东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二）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
     毛泽东积极筹划和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工作，推动成立了一系列高等院校、研究所和研究会，使之成为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平台。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号召要组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38年5月5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在延安成立，作为专门从事马列主义学习、研究的干部学校，下设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研究室。关于马列学院的师资配置，毛泽东提出了“一人多用、兼职为主”的原则，延安的学者、专家可以为各校公用，都可聘请来讲课。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在内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来马列学院讲过课或做过报告。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出席了研究院成立大会，并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两个月后，在马列研究院的基础上，又组建了规模更大的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构。
     为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普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延安的理论工作者于1938年9月成立了新哲学会，成员主要有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张如心、吴黎平、王学文、成仿吾、杨松等。1940年6月，新哲学会召开第一次年会，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说明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提出“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此后，新哲学会组织翻译了一系列马列经典著作，编写了一批哲学教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除此之外，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等学校，以及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历史研究会等研究团体的成立，都大大推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组建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重点的科研机构，仍是毛泽东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建校，这是新中国第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高等学校。毛泽东十分重视学校建设和发展，在人才培养、办学形式、基础建设等问题上先后多次做出批示。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正式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部，下辖7个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学部主任，潘梓年任副主任。在公布的第一批233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其中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专家61人，占总学部委员的26%，凸显出新中国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视。

（三）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报刊、教材的编著出版
     图书、报刊和教材是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报刊、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不仅鼓励学者多出高水平著作，还亲自指导、参与了部分图书、教材的编写修订。延安时期，中央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指导下完成的，他还亲自对书稿进行了审定修改。据当时参与《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编辑工作的温济泽记述:1942年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一个小会，艾思奇、陈伯达、张仲实、柯伯年等学者都参加了。毛泽东说: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编一本书，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文化思想研究室立即行动，找资料、搞摘编、加题目、分类别、排次序，经艾思奇负责汇总后，送给毛泽东审定。他从头到尾仔细看过书稿，并对部分摘录作了核对和增删，对全书的分类和章节标题也改动不少。关于毛泽东对这部书的贡献，温济泽说:“这本书署名是由‘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实际上，主编应当是毛泽东，编这本书是他倡议和策划的，书名是他定的，全部书稿是他最后审阅、修改和定稿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示需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薄弱领域的研究。1961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争取在一二年内就出书。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指示中，对“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表示不满，要求宣传部门考虑出版相关学术刊物，多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文章。除此之外，《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哲学社会科学工具书，也都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修订和编纂的。
     毛泽东还十分关注报刊杂志的出版工作，特别强调要提高报刊的学术性和理论水平。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有每天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更是订阅了很多学术类报刊，包括《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设》《文史哲》《经济研究》《学术月刊》等。1964年初，毛泽东发现《人民日报》缺少理论和学术文章，便向总编辑吴冷西提出意见:“《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希望能组织一些学术讨论。当《人民日报》通过改版相应增加了这方面内容后，毛泽东赞许道:“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总之，不论是指导制定长期发展规划，还是推动设立研究机构和图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都充分展现出毛泽东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四、毛泽东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启示
     正确认识毛泽东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贡献，吸收借鉴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构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由其自身科学性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选择和确立的，深植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词句，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去。我们既不能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盲目排斥其它学术观点和研究范式，也不能一味为了寻求突破而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新成果”，质疑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我们必须清醒辨析、坚决批驳。对此，习近平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就应该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贯穿于学术研究的全过程，转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二）要正确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为什么人”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也是判断一种哲学社会科学价值属性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明确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求。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践行和反复提炼，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一要求反映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质和研究核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重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重要性，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坚持“二为”方向，才能永葆蓬勃的生机活力。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辩证统一的:“二为”方向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前提和基础;“双百”方针是实现“二为”方向的条件和保障。在处理这二者关系方面，既出现过以强调“二为”方向为由，忽视乃至否定“双百”方针的现象;也有过以贯彻“双百”方针为幌子，反对乃至背离“二为”方向的倾向。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和健康发展。总的来看，贯彻“双百”方针不力是主要问题，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双百”方针可以说是名存实亡。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1978年12月重申必须坚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强调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这就需要我们深刻认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政治立场与学术研究的对立统一。“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三）着力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是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得以立于世界学林、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应有贡献的重要表现。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扎根中国大地，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毛泽东在70多年前就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批评那种“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的倾向。所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彰显中国特色，其基本要求:一是要善于将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正确经验总结、提升至理论高度。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从学理层面，对其中的内在规律和宝贵经验加以总结，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扭转“有理说不出，或者说出了传不开”的境地。二是要充分发掘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阐发其当代价值，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三是要体现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推广，要做到“内行看得起，外行看得懂”，使科学理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总之，“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方向道路、宝贵经验、制度基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和研究经验，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