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针对有学者断言斗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的实质和核心等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命题，有必要进行回应。首先，共产党的哲学不是斗争哲学，共产党的哲学是实事求是。其次，断言斗争哲学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的见解存在三种错误：前后自相矛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再次，认为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实质和核心的论调存在与事实不符：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非一味强调斗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不是以“斗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最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非只有内乱和灾难。声称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内乱和灾难的总根源的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样不能成立。
      前些年，哲学界曾就共产党的哲学是不是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是不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斗争哲学的功过展开了论辩。争论主要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雍涛教授和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王进教授之间展开。出于反思左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危害，雍教授先后发表了《反思“斗争哲学“》《再评“斗争哲学”》两文，对上述四个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作了肯定回答，认为斗争哲学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王进教授有针对性地发表了《“斗争哲学”辨》《“斗争哲学”再辨》，同样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前三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认为斗争哲学不但是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哲学理论，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哲学理论。基于个人的立意差异，雍教授主张在当今应当提倡“和谐哲学”，王教授则认为当今仍要坚持“斗争哲学”。对于两位教授的观点，学术界有所回应，但有待全面和深刻。基于更全面和深刻地回应二位教授的见解，笔者撰写了本文。

一、共产党的哲学不是“斗争哲学”

      《重庆邮电大学》2008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反思“斗争哲学”》的文章，雍教授根据毛泽东两次承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从而断定“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第一次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借用国民党邓宝珊将军的言论，从压迫和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表达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在谈到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时应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时说，“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即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第二次是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份文件上的批语上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话。中共中央书记摘编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毛泽东为这份文件撰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批语就彭德怀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大跃进”运动脱离实质情况的正确批评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做了过火的批评。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的斗争是永恒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
      笔者认为，仅仅根据上述毛泽东的报告或批语就断言他承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首先，毛泽东第一次声称“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这里的“哲学”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是为了回击国民党邓宝珊将军的诋毁言论的气头话。在这里，看不出毛泽东一味主张共产党人只讲斗争，不讲团结与和谐的意思。因为毛泽东提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与国民党在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就包含了团结、谦让的含义，绝不是一味主张斗争。相反，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国民党一直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共产党基本上采取了限制、斗争的态度，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就是铁证。面对国民党人的残酷斗争，假如共产党人像不争的羔羊，不举行南昌、广州、秋收等武装起义，早被屠杀殆尽。共产党人的一点反抗、斗争怎么就成了斗争哲学。毛泽东回击国民党邓宝珊将军对共产党人侮辱的话语，怎么就成了“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根据？如果这一论点成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镇压，岂不更是斗争哲学?
       其次，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的批语对彭德怀的批判的确过火，将彭德怀的正直批评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是错误的。但以毛泽东的话为根据，断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论断，同样是不成立的。理由如下，第一，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仍然是借用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口吻说的，带有回击的意味，意指政治方面的斗争，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所谓斗争哲学就是在把握对立统一规律时，将矛盾斗争性理解为事物形成、发展、转化的唯一动力，无视矛盾同一性在推动事物形成、发展、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但实际上，毛泽东既看到了矛盾斗争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也看到了矛盾同一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矛盾论》虽然隐含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不是同样重要的、斗争性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根本动力的观点，但在稍后撰写的《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对此作了修正和补充。在他看来，具体矛盾的斗争形式也是有条件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依一时说，统一也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才是绝对的”。
有学者根据《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也重视对立面的统一性，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简单称作是‘斗争哲学’，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很明显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这正是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立论根据。”
      第二，毛泽东说与彭德怀等人的争论是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是从意识形态上讲的，不是从哲学意义上说的。他在批语中提出了处理彭德怀事件当事人的原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
    毛泽东虽然将彭德怀提出的不同意见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但指示在组织处理方面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看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仍然保留当事人适当的政治待遇。也就是说，在组织处理方面，并没有将该事件当作敌我矛盾。雍教授对毛泽东批语中的这些主张视而不见，草率地得出了：“在这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已不再是简单地借用别人的话语，而是自觉地作了辩证法的论证。”
事实上，毛泽东也多次讲过在处理与矛盾对立面的关系时应当采取退让、妥协的方针。1939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明确地说: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过和不及。”信中，毛泽东折中调和，反对过和不及。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提出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应遵循退让、合作的方针。他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可以说，这三条方针基本上体现了退让、合作的特点。
如果雍教授根据毛泽东两次借用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话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就肯定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那么，笔者也可以根据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言论得出他的哲学是团结哲学、中庸哲学。让人惊诧的是，雍教授对毛泽东论著中主张团结、妥协的言论视而不见。这多少体现了合我者用、不合我者弃的实用主义价值观。    
     王进教授的《“斗争哲学”辨》一文也引用了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借用国民党邓宝珊将军的言论，承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肯定毛泽东没有说错，并从四个方面作了论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纲领决定了它必然要同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它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然要同各种敌人和困难作长期的斗争，在党内斗争中发展是共产党发展的规律。乍一看，以为他给出的第二个论证是哲学维度的，但论据却是作为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和革命的，说的也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上述四个方面说的斗争指向的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思想斗争，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斗争，从这里推不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即使从阶级斗争、政治革命的角度着眼，也不能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就要一味斗争，也需要让步、妥协，乃至合作。1945年，毛泽东代表共产党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就是如此。蒋介石凭借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优势，在谈判中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将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政府。对此，毛泽东坚决不答应。为了使全国人民理解中国共产党真心期望和平，同意国共双方按一定比例整编军队。这实际上是在斗争的同时，又作了妥协和让步。假如不让步，共产党就会被蒋介石、国民党扣上破坏和平的帽子，就会失去民心。
    王进教授认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 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矛盾的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 是理解斗争哲学的一把钥匙。”这就是说，我国哲学界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是王进教授肯定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受毛泽东《矛盾论》的影响，我国哲学界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就是说，矛盾在展开、转化的过程中，斗争性的地位比同一性重要。这种观点的论据是，矛盾同一性有条件，而斗争性无条件。这一论证不成立。一方面，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的存在、展开都凭借特定的条件。失去特定的条件，两个事物便无法构成拥有矛盾关系的对立统一体，矛盾关系也就无法形成。当矛盾不存在时，也就不存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承认矛盾的存在和展开是有条件的，就应当承认它具有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两种基本属性都是凭借一定条件才能存在。因而，不能说矛盾的同一性有条件、斗争性无条件。另一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二者互为存在的条件，同一性是排斥、分离中的同一，离不开斗争性，斗争性也是吸引、结合中的斗争、离不开同一性。既然主张矛盾同一性有条件、矛盾斗争性无条件的的论点不成立，那么，以此为论据主张矛盾同一性相对、矛盾斗争性绝对的观点也就不成立。前文已经指出，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中已修正了《矛盾论》中关于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原理的见解。因此，王进教授籍以作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也是不成立的。
       “共产党的哲学不是斗争哲学”是一个否定命题，只表明共产党的哲学不具有“斗争哲学”的属性、但没有揭示它具有哪样的属性。那么，共产党的哲学具有何种属性呢？笔者赞同刘歌德教授的观点，“共产党的哲学是实事求是”。    

二、斗争哲学不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

      雍教授在《再评“斗争哲学”》一文中断言，“斗争哲学”不是毛泽东的“片言只语”，而是他的一贯思想。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只在两个场合借用国民党官员的话语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这对于他的全部著作来说只是：“片言只语”，不能说是他的一贯思想。雍教授认为这一见解不对，虽然毛泽东只在两个场合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话，但非常有代表性，能够证明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观点。在他看来，1945 年4月那次报告“是从压迫和反压迫的阶级斗争角度讲共产党人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必须坚持‘斗争哲学’”。1959年8月份那次批语“从‘党内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反映’的角度讲共产党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并且对它作了辩证法的论证：矛盾斗争是永远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阶级斗争也是永远的。这两段话的基本思想是把矛盾=斗争=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这个观点来看，‘斗争哲学’决不是‘片言只语’，而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和概括的公式存在以下错误。
      首先，前后自相矛盾。雍教授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刊发了题名为《世纪之交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文章从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向，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视野，改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围绕主题展开研究。从文章的主题、立意、语言表达看，作者当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是持肯定立场、积极态度的。文章在探讨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时，对《矛盾论》有关矛盾同一性、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还是很公允的。“《矛盾论》的核心问题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根据列宁的思想，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该文也指出了《矛盾论》的不足，即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但这一不足很快被毛泽东意识到，并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作了修正。前文对这种修正已有陈述，此不赘述。该文指出，“毛泽东在实践中也十分注意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是无条件、无根据、无限制的一味斗争”。
这表明，雍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有夸大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作用的倾向，但承认很快修正了这一不足。换言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肯定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斗争哲学”的代表作。而在十一年后的2010年撰写的《再评“斗争哲学”》却断言《矛盾论》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体现了典型“斗争哲学”的特征。前者否认《矛盾论》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后者肯定《矛盾论》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对同一个命题既否定又肯定，犯了前后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其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在第一次承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时，不但阐述了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革命过程中要“争”、要斗争，但也讲过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节就是适可而止，注意团结，不能让统一战线破裂。雍教授对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要注意团结的话语视而不见，竟然得出了在毛泽东心目中“矛盾”等于“斗争”的结论，这是有意的割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换言之，四个“等号”中的第一个“等号”就不成立。既然作为基础的第一个“等号”不成立，那么整个公式就坍塌了。以此为根据得出“斗争哲学自始至终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的论点不能成立。
再次，以偏概全。如上所言，毛泽东的论著、谈话中，只有两处谈到“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也许觉得从两次言论中得出“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有点不靠谱，作者竟然从两处言论中概括了一个蕴涵“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的一个公式。笔者在前文已经分析这个公式的第一个“等号”就不成立，从这个不成立的公式不能推断出：“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但作者却认为这个公式是成立的，除了列举毛泽东两次谈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外，还搜集了毛泽东若干次强调矛盾斗争性的言论，作为承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论据。《反思“斗争哲学”》一文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后十多次强调阶级斗争，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就得出“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的判断。与毛泽东80多年的人生旅途比，这一全称判断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笔者阅读了毛泽东的论著，搜集到了他多次强调矛盾的同一性的言论。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这一唯物辩证法名篇中对矛盾的同一性就给予了应有关注。在他看来，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合作的情形。同一性的作用就在于根据的条件将对立双方组成矛盾统一体同，并依据一定的条件促成事物转化。
      1957年1月，毛泽东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念，这种形而上学体现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有关辩证法四个特征的表述。“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在这里，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无视矛盾的同一性的形而上学思想，肯定了矛盾的同一性。
1      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并且认为人民内部是主要矛盾，而人民内部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矛盾。据此，他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针：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们思想观念方面矛盾；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理学术争论领域的矛盾；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人民内部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凭“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从上面的材料看，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认可了矛盾同一性及其作用，而且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去指导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断言“斗争哲学是毛泽东自始至终的一贯思想”的论点存在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是不能成立的。
王进教授在《“斗争哲学”辨》和《“斗争哲学”再辨》两篇文章都坚持了“斗争哲学”是毛泽东一贯的哲学思想的观点。笔者认为，王进教授无视毛泽东主张在处理与对立面关系时应妥协、退让的观点，同样存在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刘歌德教授主张“实事求是”而非“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整个思想的实质和核心，但毛泽东一贯主张和实践“斗争哲学”。笔者认为，刘歌德教授的见解前半句正确，后半句错误。如果毛泽东一贯主张和践行“斗争哲学”，那“斗争哲学”而非“实事求是”才是其哲学的实质和核心。因为如果毛泽东一贯主张和实践“斗争哲学”，就不会根据实际情况将斗争性和同一性结合起来，就不会在对敌斗争中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了。

三、“斗争哲学”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

      雍教授断言，“‘斗争哲学’不仅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而且是他的整个思想的实质和核心”。通过对毛泽东注重矛盾斗争性、注重阶级斗争言论的疏理，他断言：“对毛泽东来说，‘斗争’不仅仅是一个词而已，那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他至死念念不忘的人生信条。”在他看来，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是以“斗争”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军事战略战术，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工作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斗争哲学”这一基础上的。而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强调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阶级斗争的永久性。
      笔者认为，雍教授断言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是以“斗争”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不是一味主张斗争的理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明确规定了工农之间实行联盟、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则规定了要保护民族工商业；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则规定为民放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上这些规定均属兼容、合作的内容，照顾到各革命阶级的利益。因此，绝不像雍教授所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都是以“斗争哲学”作为基础的。
    其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经济建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不是以“斗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陈晋研究员概括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十大理论贡献：①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②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理论，为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④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进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两个阶段的理论。⑤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⑥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⑦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⑧提出搞好民主集中制，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⑩提出保持“两个务必”、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等一系列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仔细审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十大理论、看不出它们是以“斗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而是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也应当承认，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毛泽东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方针，强调把阶级斗争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但不能把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年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正确理论也视为是以“斗争哲学”为基础的、是错误的。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军事战略战术，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工作的理论更不是建立在“斗争哲学”基础之上的，限于篇幅，这里不作一一阐释。
学术界大多数学者主张“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和运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形成、展开过程中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但在推进事物质变方面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大于矛盾同一性。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斗争哲学”和“和谐哲学”。所谓“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只不过是人们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实践活动时表现的一种价值偏好。前者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更注重革命、斗争的一面。在领导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侧重于运用矛盾斗争性的理论与敌人进行斗争，但也不否认必要的、暂时的妥协、退让。后者是在实践活动中更注重合作、团结的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人们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实践活动时，侧重于合作、团结的方面，但并不是不要斗争，放弃斗争。这种斗争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二是帮助老少边穷地区贫穷农民脱贫的斗争；三是廉政建设领域同贪污腐败分子的斗争；四是保护环境、建设美好家园的斗争；五是同国际上霸权主义的斗争等。因此，决不能人云亦云地提倡“和谐哲学”，而应当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注意斗争和合作的统一，决不能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有人主张“斗争哲学”，有人提倡“和谐哲学”，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没有将对立统一规律内涵本身和实践运用区分开来，不懂得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代都运用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原理，绝不可能舍弃一个方面，只不过有所侧重罢了。主张“斗争哲学”或“和谐哲学”，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体现。二是那些主张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还要坚持所谓“斗争哲学”的学者脑子中存在教条主义思想和左的观念；而那些主张“和谐哲学”的学者则思想过于解放。

四、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非只有内乱和灾难

      雍教授指出，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指出：“‘斗争哲学’是毛泽东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内乱和灾难的总根源。”“斗争哲学”在政治方面破坏了民主法制，阻碍了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在文化方面限制了学术自由，妨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破坏了精神文明建设；在经济生活方面致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阻碍了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斗争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征服自然，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影响了可持续发展。“斗争哲学”是“中国农民革命传统的‘痞子’精神的反映，是以流氓无产者为取向的特殊意识形态。”
笔者认为，上述见解存在以下错误：
      首先：彻底否定了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
前文已论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实事求是。姑且退一步说，就算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斗争哲学，新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斗争哲学指导下展开的，也不至于如此毫无成就，只有内乱和灾难。雍教授确信，新中国前30年，政治、文化、经济、生态等领域的建设都是负面的、消极的现象，一团漆黑，应当彻底抛弃。真相是如此吗？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捷研究员著文高度概括了毛泽东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在他看来，毛泽东做出了五方面的历史性探索：一是创造性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是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开启了“以苏为鉴”的思想解放运动；三是率先开启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四是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五是在初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设想。
   李捷从五个方面肯定了毛泽东在新中国前30年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历史功绩，论点正确，论据充分，有力地回击了雍教授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
      笔者承认，由于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影响，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犯了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没有聚精会神从事经济建设，致使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绝不是一事无成、一团漆黑乃至人间地狱。雍教授作为从事哲学研究的资深学者，不用一分为二的态度去考察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成就，只披露负面的东西，而且加以无限放大，陷入了独断论。他的见解还存在用新中国后30年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缺失，割断了两个30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其次，以偏概全。粉碎“四人帮”时，出于纠正左的指导思想的需要，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评价多少有点矫枉过正。比如说，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就如此。毛泽东时代的确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但绝没有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浩劫”的表述也如此，“文化大革命”不等于“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应彻底否定，但文革十年不能彻底否定。文革十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国家政治生活陷入动荡，严重妨碍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应彻底否定。但文革十年我们在科技、外交、军事、医疗卫生取得了不少成就，对这些成就不能一笔抹杀。因而，将文革十年还说成十年浩劫，存在“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再次，政治立场错误。哪里有剥消，哪里就有反抗。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所受剥削、压迫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阶级；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官逼民反。只有当他们生存不下去时，才会冒被杀头的危险揭竿而起。雍教授对农民的处境不但不同情，还用“痞子”这个侮辱性的字眼去抨击他们的反抗行为。这与国民党右派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农民运动冠以“痞子”运动如出一辙，政治立场滑向了工农大众的对立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主力军首先是农民，其次才是工人。否定农民的反抗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因而，作者对农民运动的抨击，从某种意义就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