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1]这表明我党对于同群众的关系已有充分认识并将高度重视。我党长期狠抓自身建设, 为的就是要使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可以说,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是要处理好党与群众的关系。党群关系的好坏直接反映的是党的社会资本的多寡, 而社会资本的多寡就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社会资本是一种独立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具有极大作用的社会力量, 它强调集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重要性, 突出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 这些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社会学家福山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整合、政府效率远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为必需和重要, 因而对于创立健康文明的社会至关重要, 甚至说没有社会资本就不会有文明社会, 当社会资本的供应满足不了需求时, 社会必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2]
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
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社会资本理论是 20 世纪后半期国外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主义视角延伸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解释范式,它将社会结构等同于社会关系网络, 并从这种关系网络的角度考察处于其中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受各种外在 社 会 关 系 的 影 响 的 。 美 国 学 者 格 拉 诺 沃 特( Granovetter) 和林南(Lin Nan)最先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理论, 可以说是开了“社会资本”研究的先河。而第一个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表述的却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1980 年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 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 换言之, 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 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 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3]一年以后经济学家格伦·卢里( Glen Loury) 在批判新古典经济理论时也提出了这个概念, 但他并未对其进行展开论述, 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此后其他很多学者对此概念都作了论述, 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伯特将社会资本定界定为“一种优势。社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市场, 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们在这个市场中交换各种商品, 交流他们的思想。某些人或某些人的群体因此而得到更好的回报, 有些人获得更高的收入…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补充。”[4]亚历詹姆罗·波茨对社会资本的表述为: 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5]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S. Coleman) , 他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将其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 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 它们全部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 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6]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 分析了影响社会资本创造、保持和消亡的各种因素。他认为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 是生产性的, 是否拥有社会资本, 决定了行动者能否实现某个特定的工具性行动; 社会资本的价值将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 需要不断更新和增加。而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是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 他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资本的专著和论文, 如《让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等, 对美国的自发社群组织、公众参与和公民精神的文化做了大量的评论。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 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 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它们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7]他认为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 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他以阅报、参与志愿组织以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表达等作为社会资本测量的标准, 用参与投票、家长 - 教师协会、妇女选民联盟、红十字会、工会、宗教群体、互助及嗜好俱乐部的活动等指标来分析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 得出了美国社会资本在 1960- 90 年代急剧下降的结论。[8]他有关社会资本正在下降的论著一问世, 立即遭到了来自多方的抨击, 引发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讨论。
其实社会资本除了它所具有的经济学、社会学意义, 最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政治学意义, 其中对于社会资本理论在党建学科的运用更是一个崭新的方向。由于它强调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 突出社会关系中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 它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对于一个政党而言, 能否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 是它能否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动员与引导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去把事情做好, 从而实现共同利益与目标的关键所在, 这也是一个政党能否拥有合法性权威以及能否持续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通过密切党群关系, 取得了大量的包括网络、信任和规范等形式在内的社会资本。这些丰厚的社会资本既是以前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也是党今后继续走向成功的保证。
党群关系与社会资本的逻辑关联一般说来, 和谐的党群关系包括: 一方面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党的领导, 把党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可靠力量, 并投身于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当中; 另一方面执政党及其成员时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不断改善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 加强制度和执政能力建设, 保障人民公平合理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从而使执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得到巩固。[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群关系所包含的关键要素是党与群众的相互信任、群众积极参与党的政治活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党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从而最大限度地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与社会资本理论所强调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具有极大的吻合性: 良好的党群关系, 使党和群众相互信任、党的权威得到群众拥护成为可能; 能形成党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人格网络, 动员最广大人民人群的热情参与党的事业; 能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充分表达, 保证党的决策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使决策得到贯彻执行。研究表明, 对一个政党而言, 能否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 是它能否取得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动员与引导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去把事情做好, 从而实现共同利益与目标的关键所在。可以说, 社会资本与党群关系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内在逻辑性。
社会资本的充分培植与发育能够有效地改善党群关系, 获得更多支持力量, 使党执政的合法性不断提高, 执政的基础不断巩固。因为只有在人民群众中普遍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相互提携, 党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制又自愿为人民群众服务, 以及由这些精神意识和品格所形成的党与群众相互信互惠的治理网络前提下, 人民群众才能以合作主体身份参与政治生活, 而党更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而使得党群关系更加和谐。相应的, 党群关系的改善又能进一步增进党和群众的互信、互惠, 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一个政党要拥有社会资本就必须与其他人群发生联系, 正是这些其他人群而不是政党本身是其优势的实际来源, 也就是说党的优势是要人民群众来认可和确定的。据此,党要奠定自身的优势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普特南认为, 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主要有两大来源, 一是互利、互惠的规范, 二是公民参与网络。因而良好的党群关系是党积累社会资本的关键环节。党要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疾苦, 尽可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和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 另一方面群众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意愿, 更加关注和主动参与当的民主政治进程, 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局面, 从而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
在民主制度下, 公众的利益和愿望往往通过党所领导的政府来实现。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只有当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合作时才有可能, 恰恰这种合作的能力是基于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多寡。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雄厚, 人们信任度就高, 就比较容易形成团结一致的政党, 政党制度也比较稳固。反之, 人民之间信任度低, 政党制度也就不稳固, 甚至分裂。中国在一段历史时期内, 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政府有相当高的信任度, 共产党的带领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建立了新中国, 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 其地位牢不可破。但是近些年来, 党有了明显脱离群众的倾向: 各级党政部门的官僚主义和大面积的腐败出现, 特殊利益群体的倾向有所强化,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失业问题, 三农问题, 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使得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不信任, 对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不信任, 进而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不信任, 发展下去就会酿成政治信任危机。与人民群众越来越远, 共产党的道德声誉和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群众对党缺乏信任, 减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 由此导致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冷漠, 而使得社会资本变得匮乏。
正如福山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就像一个齿轮, 往一方转动容易, 但从另一方去推动就显得倍加困难; 政府施政很容易就能挥霍掉前人累积的社会资本, 但想要重新聚集这样的资本, 可说是难上加难。”[10]面对社会信任下降、党的权威逐渐丧失, 社会不公平感蔓延, 个人与社会的进一步疏离为特征的社会资本的下降和短缺, 人民群众与党的关系出现恶化, 增大了他们的被剥夺感和无助感、社会效率低下、社会活力消减, 直接影响到党的形象和政治号召力, 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展开, 这必须引起党的高度重视, 采取措施制止社会资本下滑的趋势。
笔者认为为消除党脱离群众的危险, 要以处理党群关系为纽带,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更新和积累党的社会资本
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教育, 巩固社会信仰
科尔曼认为“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 要求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11]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表明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 能使群众的意志专注于党确定的奋斗目标; 可以使群众为共同目标奋斗的行动保持连续性, 并在奋斗过程中产生成就感,坚定共同信仰。
为此党必须从思想意识上把握群众参与政治的欲望, 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转化为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并通过执政党成员的示范行动转化为社会的主流行为规范。运用改革开放中所取成就、生活的深刻变化和群众的亲身经历, 采取诱导、解惑的方式教育群众,培养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 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培养起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情感和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志, 帮助他们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的信心,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信念坚定了、信心提高了, 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会坚定起来。“当人们努力合作以实现集体目标时, 他们通常会将他们的社会资本‘储量’汇集在一起。”[12]因此, 通过对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教育, 强化社会共同信仰, 能够极大地积累党的社会资本。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民间组织的培育, 扩大群众的社会参与网络
普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 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13]我国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 它的人际关系无法实现不断扩大的功能, 也无法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 而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已成为当代政府治理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常规参与渠道和网络的缺失, 将社会公众参与排除在政府过程之外, 必然会挫伤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对政府的支持性情感, 从而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
同时社会资本理论还认为, 一个社会中广泛发展的组织网络会为那些成为组织网络的公民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它能够将公民对自己的团体、派别或者共同体的认同形成一种强大的推动力, 并通过增加公民表达自身意愿的能力来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比如当团体或其成员利益受到相关政策的损害时, 能进行有力的抗议和回击。
因此, 有效的社会组织能帮助个体突破狭隘的家族意识, 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拓展人际关系网络、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广泛性与行动的有效性, 使人民群众融入到社会当中, 不仅人民关心政治, 政治也关心人民。因此, 在人民群众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培育大量的社会参与组织, 变得急迫而又必要。它们能给群众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互动的舞台: 在团体内部, 大家可以学到信任、合作、互惠的公民道德; 在团体之间, 由于其成员的相互交叉, 彼此可以互相影响,从而从整体上增加社会的内聚力, 弥补个人、政府和国家之间的真空地带, 实现社会的有机联系, 使个体更好地融入社会, 加速“公民参与的网络”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
限制党的干部对权力的滥用, 维护好群众利益
“社会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结构共同体的代名词。”[14]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是由各个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 它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但由于人民群众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实现经济利益的途径不同, 他们在具体利益上是不尽相同的。作为执政党, 所有政策、措施都应当正确反映并认真考虑不同阶级, 不同阶层, 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合理要求。
党还必须向群众展示其成效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 党要通过实践承诺和以连续可预见的方式来获得群众的信任。这就要求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 在路线、方针、政策中始终体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深入群众当中, 倾听群众的呼声, 知道群众想什么?做什么?关心群众疾苦, 努力为群众办事, 尤其要关心下岗职工, 困难企业职工,城市贫困人口, 农村贫困地区群众, 受灾地区群众, 城市农民工群体, 将他们的生活安排好。党要将自己严格限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解决好控制权力而不被权力所控制的难题, 防止利益集团和权力勾结掠夺公共资源, 防止由群众党蜕变成官僚党, 防止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 维护一个公平的利益分配局面。从而改善党和群众的信任关系, 消除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 为公民社会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 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
总之, 为了维持社会资本和创造更多的资本, 保持和谐党群关系, 党要时刻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把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贯穿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 从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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