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2009年三季度
【文献号】38
【原文出处】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原刊期号】20092
【原刊页号】7～14
【分 类 号】A2
【分 类 名】毛泽东 思想
【复印期号】200904
【标 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拓和奠基
【英文标题】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n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作 者】荣开明
【作者简介】荣开明(1931)，男，湖南醴陵人，研究员，1992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内容提要】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这些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五个方面：1.总结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教训，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2.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根本前提；3.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4.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作出总体安排，指明前进方向；5.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形成作了孕育和准备。
【摘 要 题】社会主义思想
【英文摘要】Mao Zedong is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Chin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he made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hen he led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His contributions are: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numerous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who were trying to explore for the road of salvaging the country and n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he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we should follow the Russian way; he led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won a great victory, which laid a basic prerequisite for Chin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e le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gained the victory, which laid down a foundation for Chin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he made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the strategic aims and steps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pointed the direction for development; he hardly explored the way for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China, which prepared the road and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关 键 词】 毛泽东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Mao Zedong/socialist modernization/New Democracy/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正 文】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建立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追求，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这些贡献尽管有的也和他探索中的失误特别是晚年的严重失误相伴随，但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对 毛泽东 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大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1]344他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1]307，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原因，要实事求是地给以具体的科学分析，而不能因其错误否定他的巨大贡献，更不能听信谣传、误传给他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抹黑”。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和奠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总结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教训，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文明古国，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却因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落后了。落后就将挨打，挨打就将引发先进分子的反思。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多年的历史，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为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80多年。前80多年虽有多次求富强求创新之举，但几经坎坷都化为镜花水月。正如 毛泽东 所说，在这一期间，无数的先进分子、仁人志士，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都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可是，“中国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470-1471“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后80多年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主张。这种新主张同当时当权的统治阶级所主张的在保存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搞现代化，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所追求的向西方学习，搞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差别。前一种主张的理论基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后来的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发展工业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镇压革命力量，其结果只能造成中国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发展十分缓慢。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后也得出结论：“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建树。”[3]后一种主张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实际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这两派革命失败后，仍有一些人继续鼓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 对于这一主张，运用国际眼光、全球视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科学具体的分析。明确指出：“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4]679从国际环境讲，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切断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和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证明中国再也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从国内环境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2]1477正是由于它的软弱性、妥协性，使得它不可能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重任。而企图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那一批人，从一开始就是靠当外国资本家的买办起家的，没有外国资本势力的支持，不依附于外国资本就不能存在。这就决定了它们也不可能成为领导本国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领导力量。同时，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也不允许它们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先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入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 毛泽东 运用160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无数事例得出的十分重要的结论，是中国当时唯一可能的现实选择，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
　　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根本前提
　　毛泽东认为，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用社会主义去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要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4]666在这两步中，“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4]651为了更好地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认真地分析了中国国情，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系、区别和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对象和动力、纲领路线和方针等都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阐述，使我们党在总结革命初期两次胜利、两次失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成熟起来，形成了自身成熟的领导集体——以 毛泽东 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和自身成熟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革命根据地建设为基础，以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建设为法宝，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为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学者梅斯纳认为：“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日子。如果说革命涉及的是让一个新社会出现、对一种政治制度给以强有力的摧毁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两场革命；其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5]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从三个方面为我国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前提。
　　一是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国家政权。在这一斗争中还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三大法宝：建设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建设一支由这个党领导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建设由这个党领导的、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阶层人民亲密团结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新政权，又有了三大法宝，建设我国现代化也就有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二是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大经济纲领：没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垄断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废除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土地制度；保护民族工商业，使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发展。这就从三个大的方面改变了长期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有了经济前提。没有这个经济前提，广大工人、农民就无法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即使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会因为受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束缚，得不到广大的发展，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
　　三是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发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为发展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核心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党和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如果没有这一长期形成的文化前提，同样也难以使我国的现代化得以逐步实现。
　　三、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在三年经济恢复和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完成后， 毛泽东 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借鉴苏联的经验，于1952年9月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316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条道路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创造性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而不像苏联那样先搞工业化，过若干年后再搞农业集体化；第二，创造性地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平稳地实现马克思和列宁曾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并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做到充分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创造性地通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实现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没有像苏联那样发生大幅度减产，而是增产。原先 毛泽东 打算用10年或15年左右时间完成总路线规定的“一化三改”的任务，结果只用了3年多一点时间就完成了。这样，到1956年我们便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和平的环境中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转折。虽然这一历史大转折在酝酿和讨论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层存有不同认识，1955年夏季以后又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不足，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从长远的眼光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我国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四、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作出总体安排，指明前进方向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也是一个长期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变化逐步提升的。起初人们普遍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把现代化的过程理解为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后来它的内涵逐步从横向上扩展，从纵向上延伸。对此， 毛泽东 在忙于革命的同时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和修改，在战略上作出了总体安排。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开始对我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出初步思考。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4]663在这幅实现现代化的出路在于革命的蓝图中，他是主张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
　　1944年8月，他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和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7]206-207在一个讲话中他还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期侮我们的落后。”[7]146-147
　　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8]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号召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1437同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思路：“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工业化的问题。”[2]1477
　　1953年12月，他在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增写了一些内容，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由实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实现工业现代化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在这一提纲中，已经正式形成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等提法。在 毛泽东 看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必要条件[9]。
　　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宣告：“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6]350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0] 毛泽东 所设计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至此已经形成。
　　对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紧迫性和严肃性，毛泽东从历史和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多次作过说明。1956年8月30日，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11]891963年9月，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2]347-348
　　至于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时间和步骤， 毛泽东 也曾依据当时状况和认识作过初步安排。1951年2月，他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即1950年至1952年准备，1953年至1962年建设)的重要战略设想。1954年6月，他在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宪法草案说明时指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6]329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6]390同年10月11日， 毛泽东 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5491957年7月，他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又提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十年至十五年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3]549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是有一定认识的。然而，1957年1月，毛泽东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用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为了与其呼应，毛泽东于11月18日在会上发表讲话，改变了原先的设想。他在会上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3]635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挫折后，他开始冷静下来，再作思考。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中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4]1961年8月2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还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15]这表明，他对“大跃进”失误的认识虽不彻底，但已经认识到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把握，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正是出于上述思考， 毛泽东 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设计有了改变。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反复强调：“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2]30-31根据 毛泽东 的设想，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同时，又明确地提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两步设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0]这是毛泽东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战略设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正是对毛泽东这一设想的继承和发展。
　　五、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形成作了孕育和准备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干过，没有任何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体上是照搬苏联的办法。 毛泽东 一方面认为“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6]117。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时苏共20大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问题。于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后开始了第一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毛泽东的探索是从农村开始的。1955年10月到1956年1月他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同时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些按语。1956年2月，他转向对工业问题的调查，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形成了八大的正确路线。1957年2月，他又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理论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他又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碰了钉子，发现了“急性病”，被迫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出现了十年探索中的曲折。1966-1976年，他进行了第二次探索，发动“文化大革命”，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出现了更大的失误。 毛泽东 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探索，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是错误的，应该被否定的。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17]这些好思想尽管有的比较一贯，有的不够一贯；有的执行得比较好，有的执行得不够好，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有的比较全面、完整，有的不够全面，甚至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但是，这都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对自身的实践和失误的反思换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吸取。这些好思想可以从多种角度去作梳理，下面仅举数例以作说明。比如：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要由革命转向建设，搞技术革命，大力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的思想。1955年他曾指出：“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时期。”[6]3951956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11]351同年12月，他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还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1959年10月，他接见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过去十年，革命同建设同时进行，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今后10年或20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这对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有重要启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动力和改革的思想。他批评苏联教科书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观点。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详尽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矛盾的存在，像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他还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动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6]134-135“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16]351我们现在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动力的理论，正是对 毛泽东 上述思想的继承。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的思想。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6]116他批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16]10这些论述对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重大启发。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1]139“我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11]435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从思路乃至语言都与 毛泽东 有相似之处。
　　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毛泽东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他说：“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1]43“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6]340“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6]335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我们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有了与西方做生意的可能性，及时从国外引进了许多先进设备和技术。这是建国以后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成为后来对外开放的先声。
　　除上述思想外，毛泽东还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搞新技术、尖端技术，不能走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要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正确的重要思想。所有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作了孕育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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