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2008年一季度
【文献号】27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20076
【原刊页号】12～16，81
【分 类 号】A1
【分 类 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803
【标 题】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思考*
【英文标题】Thoughts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GUO Jian - ni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作 者】郭建宁
【作者简介】郭建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鲜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合、融合、磨合、整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与创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由观念形态转为实践形态的过程。从文本依据、精神内涵、理论层面、文化意蕴、学科建设和当代视野等方面对此进行阐述，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英文摘要】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process of Marxism integrat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imes, is the process of Marxism combining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s the process of Marxism integrating, adjusting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and is the process of Marxism diffusing, developing, innovating in China, is the process of Marxist ideology changing from morphology into practice.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it mainly based on the text, spiritual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level, cultural implication,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关 键 词】文本依据/精神内涵/理论层面/文化意蕴/学科建设
　　text basis/spiritual content/theoretical level/cultural implications/subject construction
【正 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依据是什么，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和理论层面，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建设，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视野，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依据
　　从历史文献来看，是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接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艾思奇这里讲的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则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教条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0-2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按照原文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1944年版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论新阶段》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534。
　　现在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其实原因并不复杂。说穿了，就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在苏联人看来似有叫板之嫌，分庭抗礼之势。为了减少苏联人的担心，就只好一般的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1948年6月28日，苏联发表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谓亲资反苏和民族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同年7月10日发表了一个赞同上述决议的决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容易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因此，中共中央更多更经常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凡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地方，都做了修改，或者干脆删去。把“中国化”改为“具体化”，在中国人看来是策略，是方法；在苏联人看来是战略，是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当然有联系，但是差别也很明显。前者更强调创新，独立性，后者更强调运用，遵循一般原理。
　　一些研究者由于对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1944年版的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原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献不了解，其相关论述就会显得似是而非。比如有的论者说，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体化就包含中国化的意思。有的论者则针锋相对，指出具体化虽然有一些中国化的意思，但毕竟不等于中国化。看似争得热闹，却是个伪问题，原因就在于文本把握的缺失。看来，不了解、不熟悉文本依据，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定位。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之后，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有新的提法和概括，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进一步论证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联系，内在契合的相关表述主要有：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结合，是实践。
　　第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里强调的是发展。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里强调的是与时俱进。
　　第四，“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这里强调的是综合的方法与创新的成果。
　　第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这里强调的是当代性和中国形态。
　　第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以上第一种提法强调的是结合，是实践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苏共领导人)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 ]450-45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密不可分的，离开实践这个主渠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第二、三、四种提法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和时代性。强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第五、六两种提法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品格和民族品格相结合，使之具有不可或缺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强烈的实践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浓郁的民族性，就是实践特性、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三位一体、有机结合与完整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时代化和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毫无疑问是主题和基础。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在讲民族性时要把握时代特点，在讲时代性时要体现民族特色，使之在实践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总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时代化和民族化。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中国实际，立足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开拓创新，体现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传承民族文化，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层面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要注意把握以下三个层面的关联与区别：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目前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研究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有两种书名，一是“在中国”，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等。二是“中国化”，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但是，有相当多的冠以“中国化”之名的书实际上讲的就是“在中国”，“中国化”不过是一个颇具理论色彩又很时髦的名字而已。一些题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著和论文，完全可以叫做“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有联系，但是绝不等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像西方哲学在中国，不等于西方哲学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传播与介绍即可。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此之外，还要有加工制作、综合创新、实践运用、文化转型等等，这要困难得多。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虽然从命题的提出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后。但是从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看，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滞后。我们可以说已经建构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却很难说已经建构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密切联系的，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李达、毛泽东等的有关著述，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如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难以截然分开。但是两者又不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部分和更深层次。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并且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等来说明一些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道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阐发；二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诸如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领导方法的辩证法等等。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为什么没有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或别的什么中国化，而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几千年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可能离开中国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要的和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层面的中国化
　　首先，就中国化的政治层面而言，由于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政治化的特点，有时候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难以完全分清。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但是其中不少方面也具有学术层面的意义，尤其是当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时就更是如此。其次，就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而言，比较起政治层面，显得成果不多，比较滞后。就是说学术与政治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不匹配、不协调的。总得看，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破性的进展不多，大体还处于起步阶段。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当前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也就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这方面的任务相当艰巨，我们应当为此而继续努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由于实践维度已经谈得很多了，因此这里着重探讨文化维度，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进一步说明。
　　比如实事求是，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又比如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概念也有关联，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
　　再比如军事。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孙子兵法，其中特别欣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多次论及。古代的许多战例，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他也常提及。在这一方面，他运用得很自如，已近随心所欲。1945年3月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他说：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讲的“退避三舍”，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里不是讲马恩列怎么说，而是老子、《左传》、《礼记》怎么说，真是得心应手，贴切自如。传统文化已积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智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溶化在血液中”。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在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我们总是说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讲社会主义文化时，我们又说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成了阐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固定套路。其实，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分成两截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仅仅把民族性作为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据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更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现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建设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同步，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据了解，全国目前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点25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1个，总计46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硕士点95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3个，总计168个。如此庞大的研究队伍，如此众多的招生数量，再加上在各地的宣传部、党校、社科院、军队院校中，还有一支颇为壮观的研究队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已成为研究人员最多，招生规模最大的学科之一(是不是最大学科我没有把握，故在此后加了“之一”)。人数多，规模大，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搞得好会有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搞得不好，则会适得其反。为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含量亟待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建设亟待规范。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生命线所在。
　　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品位，规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已是当务之急。那么如何具体操作呢，我觉得在总体思路上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以历史为线索。即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从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线索、发展格局、经验教训和当代走势。
　　二是以实践为基础。即紧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国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当代特征。
　　三是以问题为中心。即认真研究与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重大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与文化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等等。
　　四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着力点。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新世纪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两大重大战略思想。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词和主旋律，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既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应当加强研究。
　　五是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研究仅靠单一学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党史与国史、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相互配合与协同，进行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的总体性和综合性研究，力争取得一批高水平、有影响的创新性成果。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视野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视野，我们要集中阐释两组命题：第一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二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组命题。不久前有学者发表文章，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组命题时认为，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并且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运用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①。如上所述，这种见解只看到了指导思想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忽略了其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不仅要体现在指导思想层面，还要体现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与文化重建、哲学转型与哲学建构等方面。应当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没有结束。特别是文化转型与哲学建构的任务还很繁重，有的还在起步阶段甚至尚未破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结束，仍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工作要花大力气去做。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组命题。在第一组命题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并没有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其原因大概就是如上所言，我们可以说已经有了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却不能说有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已经存在的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则处于建构之中，是未完成的形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这些年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比如，强调这一形态的真精神(文本研究)、当代性(对话研究)、中国化(本土研究)、创新性(综合研究)等等。但是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表述比较含混，不好把握，比如有学者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或当代形态，其内涵和内容并不清楚，甚至似是而非。看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和当代形态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上述关于新形态的争议与分歧，说到底还是究竟怎样理解中国化的“化”的问题。在我看来，理解、阐释、运用、发挥，不能说与“化”无关，但却不是“化”本身。所谓“化”，就是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变化，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社会变革、实现中国的文化转型、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最关键和最基础的就是要指导和影响中国的社会变革，这个目标虽然说大体已经实现，但是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并没有结束。而更为重要和困难的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生活规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概而言之，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中国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即既是中国本土的，又是中国大众的。说它是本土的，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和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融为一体；说它是大众的，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哲学。我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体现和最终成果，任重道远，我们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
　　注释：
　　①参见常绍舜：《当今主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报》，2006年9月7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4.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吴冷西.十年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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