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马列、哲学、政治、法律、社科总论1999年
【文献号】18
【原文出处】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4,60
【分 类 号】A1
【分 类 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199902
【标 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纲
【作 者】董武清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密切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联系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社会当代实践和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在于它们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编 者 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和根本方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经验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分析和概括。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就成为当前理论研究重大的迫切问题。我院政法系一批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在校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对这一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并富有成果的研究方向。现刊登几位研究者的成果，以引起理论界同仁对本问题的关注。以后将不定期地发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走向深入。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正 文】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和当代实践可以从两个向度对其进行理论认识：其一，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其二，这也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际相结合、相融汇，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从实质上说，这两个过程是合二为一的。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则可能形成不同的理论倾向。如果仅仅局限在第一种认识上，就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固定化、教条化，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这是一种肤浅的、表面的认识。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过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换言之，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理论成果，是深深地打上中国烙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握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和精髓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逻辑。从理论本性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这种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理论，必然具有以下特点：动态性、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动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决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不断被新的实践经验充实、修正、发展的变化着的真理体系。正是这种动态性和理论上的自身开放性，才保证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还要求，这种理论没有一种唯一的固定模式，而是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使这一理论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这种理论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汇成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新型理论，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时代性是它的另一个必然特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状况，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都会使马克思主义打上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些特点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理论学说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法和指南，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来说，这种理论形态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来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理论学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时，他们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1872年9月，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对于工人阶级总有一天会夺取政权这一原理，他强调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至于在夺取政权后应该怎样做，马克思不仅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43页。）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列宁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根据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实际，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指导性思想原则，只是为一种科学理论奠定基础，在运用时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274-275页。）还说：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00页。）为此，就必须要查明、弄清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见性地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78页。）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即使有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观点和提法，由于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也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为此，就必须在深入研究中国当前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制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是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对此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制定过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影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其结果是，理论成为教条，严重脱离中国的现实，片面强调政治领域内的斗争，没有抓住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我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思想认识上说，这种做法没有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相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马克思和列宁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大胆探索，走自己的路，用新的实践经验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他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注：《邓小平文选》第3版，第258-259页。）又说：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版，第291-292页。）为此，我们绝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去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以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只能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小平同志的立场非常明确。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版，第235页。）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环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只是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事，从总体布局和社会结构上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372页。）“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440页。）
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搞文化建设决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但也不能搞复古主义，以儒家文化作为现代文化的主体；作为置身于世界交往之中、坚持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潮流之外，割断外来文化的影响，脱离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决不能搞拿来主义，不加分析地采取西方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模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也决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原理作为不变的观念在文化建设中生拉硬套，而是要立足中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现实中的实践经验、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和科学文化成果，以及外国文化中有益的成果结合起来，建构起一种既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又有中国文化特色并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代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4.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理论成果，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中得以实现，从大的方面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又领导了一场新的革命，其目标是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的革命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既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理论产物。
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早在1930年，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注重实际调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是要不得的。他指出：“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4页。）所谓联系实际，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创造出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也就是说，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后来，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7页。）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被中国化了的、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不仅继承和发挥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而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因此，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提出自己的观点、路线和方针，这就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邓小平同志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时代主题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写明的那样：“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5-56页。）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社会实践证明，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来说，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能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应深入开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大的理论课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明确和深入探讨。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问题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具体过程、历史阶段和分期问题等等。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研究和邓小平理论研究，研究的侧重点是将其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大的理论背景之下，深入研究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理论特色，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发展和新贡献。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方法论研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前提、方法和途径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代实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精神和文化潮流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意义研究，包括这一问题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的历史地位、对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实践的重大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的重大意义、对于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精髓的重大意义等等。可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是我国理论界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责任编辑】干成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