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向 清 李 佑 新

摘要：薄一波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历程 “始于毛、成于邓”是一个有待精确和阐发的命题。应当从三个层面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即“始于毛，成于邓”的层面，“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的层面；“不始于毛、而始于邓”的层面。从发生学的意义、从政治基础、外交政策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从哲学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从核心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始于毛，而始于邓”。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始于毛、成于邓” “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 “不始于毛、而始于邓”

1994年12月22日，薄一波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他说：“仔细地看一看《邓小平文选》的第二、三卷，人们就会知道，这个始于毛、成于邓，继往开来的探索过程之艰辛。”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由来。“始于毛”，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探索的。“成于邓”，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于或成熟于邓小平，而不能理解为完成于邓小平。这一说法准确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构成的理论体系。换言之，“十七大”政治报告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包括毛泽东思想。这是否意味着否定了此前流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呢？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作具体分析。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即“始于毛，成于邓”的层面，“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的层面，“不始于毛、而始于邓”的层面。从发生学的意义、从政治基础、从经济和科技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从哲学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从核心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始于毛，而始于邓”。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层面

首先，从发生学的意义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

发生学是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理论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科学。其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注重历史展开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思维成果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发展线索和内在规律，这就是“始于毛、成于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程的总结，是一个历史范畴。

新中国建立后，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封锁；得到了以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唯一可以选择的

样板。1953年，在国民经有所恢复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苏联模式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旨在具体落实总路线中的工业化目标。“一五计划”的核心是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建设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以便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诸如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和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也促使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质疑。

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难的探索。他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明确提出马列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苏联和别国经验为借鉴，走自己的路。其二，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方针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是安排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而不是照搬苏联的重、轻、农，突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二是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三是在经济建设发展战略问题上，初步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其三，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一是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体制，地方和企业没有自主权的情况，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二是在党的八大后提出了可以搞国营经济，也可以搞私营经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四是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总结出了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其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其它一些独创性的探索。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三是初步提出了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四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探索的序幕。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过程中首先就抓住了经济转轨这一关键，但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这种渐进式改革具体表现在：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起步，再逐步向城市推进；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并轨后实行市场价格；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开放，取得经验后再推向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所有制改革先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提高，在调整中发展非国有经济成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不断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经历了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以计划经济为辅，再到市场调节的发展历程；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调节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当时称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对外开放，到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前后经过15年的探索。

不难看出，15年所作的探索有一些就是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但没有做到的，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市场调节为辅，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等就如此。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300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薄一波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始于毛，成于邓”。笔者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样是“始于毛、成于邓”。

其次，从经济和科技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手段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力量已达到空前的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模式已趋于完善，经济实力难厚，管理手段先进。

中国要对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与国际接轨，融入全球化浪潮，就必须有较高的科技水平、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较强的经济实力为起点，为平台。如果没有较高的科技水平、比较扎实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是无法对外开放开放的。因为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就没有资金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仪器，也无法消化从国外引进的技术变为自己的生产力。幸运的是，毛泽东时代为我们创造了这些条件，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2]莫里斯•迈斯纳的观点是以统计数字作为依据的。根据有关资料披露，在毛泽东担任我国最高领导人的27年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从1952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值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还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远洋船只。我国还挤身为世界主要的核大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我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1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我国从第一颗原子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只花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从第一颗原子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花了七年时间。这说明我国在尖端领域的科技水平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毛泽东领导的工业化运动为我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我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

根据地以上材料，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3]换言之，从经济和科技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彻底清算“左”倾路线的危害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倾向，这就是把毛泽东时代创造的成就也给否定了。莫里斯•迈斯纳教授意识到了这种作法的偏颇，客观公正地分析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科技成就，并认为这些成就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和起点。笔者认为，莫里斯•迈斯纳教授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为我们如何准确评估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提供了借鉴。

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比较扎实的经济和科技基础，才有邓小平时代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首先是我国的GDP总量在世界各国排名中一路攀升。1979年排名第15位；1990年第11位；1995年第7位。其次是，我国外汇储备也在节节升高。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6亿美元，1983年为89亿美元；1993年为211.99亿美元；1997年为1398.9亿美元。再次是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06.4亿美元，1986年达738.5亿美元，1997年则达到3250.6亿美元，19年增长了15倍多。第四是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1997年的5160.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倍。

再次，从政治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这些目标的实现，是以相应的政治基础为前提的。毛泽东奠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基础，邓小平则完善、贯彻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基础。

笔者认为，毛泽东所奠定的实现上述目标包括的政治基础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确立了马列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三是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是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五是确立了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实行统筹兼顾的原则；六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上述内容涉及我国的国体、政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利益分配、学术活动等方面，体现了民主自由的原则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

上述制度和政策在党的八大以前就以确立，如果切实地贯彻、实施，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会取得很大的成就。遗憾的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左”倾思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家长制、一言堂、独断论盛行，党内党外监督失效，民主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周而复始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阶级斗争扩大化把许多无辜的人们推向敌对面，导致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对立和斗争，和谐的氛围荡然无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立，邓小平作作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拨乱反正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完善、重新确立在文革时期遭到削弱、破坏、废弃党和国家的政治基础。具体体现在，清除个人崇拜，恢复民主制度；真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功能和监督作用；切实保障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功能，使多党合作得到贯彻；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举措实质是完善、改进毛泽东确立的党和国家运作的政治基础，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政治基础。试想，今天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小康社会可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能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的层面

从哲学方法论基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于毛，完善、应用于邓”。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形成都是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例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换言之，它是在什么样的哲学理论指导下探索而成的呢？笔者认为，其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中，其主要内容是以“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这些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不但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毛泽东探讨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基础。

石仲泉研究员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尽管邓小平也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他所用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来自毛泽东，分析问题的哲学方法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框架，因此，邓小平哲学思想从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既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创形态的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思想，那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承传形态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又一个指导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4]5

笔者对石仲泉先生的观点深表赞同。因为从实际情况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是因为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熏陶而接受、学习、运用哲学的，他们的哲学修养、思维方式都明显地刻有毛泽东思想的痕迹；他们没有哲学元理论的创造，其哲学思想从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正因为如此，从哲学基础看，就不应当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结论；而应当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于毛，完善、应用邓”的结论。因为从方法论层面着眼，毛泽东哲学思想已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完备形态、成熟形态的哲学理论，而不仅仅是提供了起点、基础的问题。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邓小平理论，其哲学思想的精华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哲学思想的要义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要求。因此，毛泽东重新阐发的实事求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始于毛、而始于邓”的层面

从核心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始于毛，而始于邓”。

党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以简明的语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范畴作了界定，从外延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的体系；从内涵上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无论是最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党的十四大，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科学概括的党的十七大，其核心的内涵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毛泽东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党的八大虽然主张将市场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但到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即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路线否定,可谓昙花一现。十年“文革”时期，连商品经济都不提倡，遑论实行市场经济。因此，从核心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始于毛，而始于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如果认为从核心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始于毛，成于邓”，就会低估乃至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意义，就会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不能充分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核心内涵方面着眼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是否意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呢？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如下：

其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互不隶属。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包括了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道路、对象、步骤、前途等问题。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斗，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毛泽东思想还包括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率先探讨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主要集中体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已纳入毛泽东思想中。但毛泽东的探索，从根本上说没有跳出苏联模式，充其量是对苏联模式的修修补补，这种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一大二公三纯”社会主义体制的逐渐形成。显然，这与以市场经济为最基本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根本性的差别。因此，毛泽东晚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存在不少失误，从整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形成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理论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更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东欧遭颠覆血的教训的反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表明以计划经济和纯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在严重的缺陷。通过反思，邓小平认为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这样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催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二者各自独立、互不隶属。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其历史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而十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理论并列起来，肯定前者对后者的指导作用。这样理解和表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因此，不能认为这样表述是不重视毛泽东思想，更不能认为这样理解是在搞“非毛化”。

其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两种不同质的理论体系，应当有确定的边界和界限。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为解答实践中遇到的特定问题而创立的，也就是针对特定的问题域。为把握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形成自己的核心范畴和范畴体系。其次是命题的展开，也就是提出命题破解问题。最后是命题间的推演。凭借命题间的推演，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观念体系。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界限与边界，都是相对独立的体系，从而与别的理论相区别。如果一种理论与别的理论边界不明、界限不清，乃至内容交叉或从属，那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如果一种理论与别的理论边界不明、界限不清，人们也无法准确地把握，更谈不上运用它去指导实践。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两种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两者边界明确，界限清晰。如果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就会导致两者界限不清，从而丧失毛泽东思想的独立性。这不但不是重视毛泽东思想，反而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因此，把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合理的。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 莫里斯•迈斯纳.旁观毛泽东时代[N].书刊报文萃,1999-2-26.

[4]石仲泉.毛泽东的“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J].湘潭大学学报2007(5).

（原载《求索》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