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Sun Yisun's Idea:An Important Source of Mao Zedong

【Abstract】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re are three sources of Mao　Zedongthought instead of two.In addition　to　Marxism- Leninism　and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re is a third source, that　is,ideas of Sun Yisun.The article then proceeds to　explain　howSun Yisun's ideas have paved way　for　important　theories　inMao Zedong　thought　to　take　shape. Examples　are　cited　toillustrate the author's view points,and Mao Zedong's　attitudetowards Sun Yisun is discussed.
【Key words】Sun Yisun's idea/Mao Zedong thought;theoretical source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62；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8—0062—07
　　在说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时，学术界往往只提及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孙中山的思想则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同样，在论及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时，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也是有意或无意的忽视。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三元”而不是“二元”，除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还应当包括孙中山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除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外，还应当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只有这样来认识问题，看待历史，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是科学的、合理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孙中山，无法说明毛泽东；离开了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无法说清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本文拟就孙中山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作一初略探讨。
　　　　　　一
　　孙中山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那么，孙中山思想为何能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呢？或者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为何要继承和借鉴孙中山的思想呢？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连续性。恩格斯在论及思想文化发展时指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根源深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担任何一种新学说的产生，又“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55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他还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第254页。 ）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连续性，它不能离开也无法离开已有的文化传统，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都只能在其先辈所创造、所遗留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基础上进行，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据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7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一贯主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孙中山的思想，尽管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简单延续，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它仍是一种传统的思想，是一种对传统有所扬弃和批判的思想。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自然离不开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因此，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上书，第534页。）
　　（二）孙中山思想对毛泽东而言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孙中山和毛泽东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尽相同，但他们面临着相同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所成就的伟业，正是孙中山的未竟之业。惟其如此，毛泽东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并始终以“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在他看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上书，第563、564页）。后继者必须借鉴先行者，后一代必须借鉴前一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漠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只能重蹈历史的覆辙，使历史的悲剧重演。对毛泽东来说，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是刚刚成为历史的现实，因而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孙中山革命经验的总结，反复强调要继承孙中山的思想。事实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乃至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是与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经验教训的借鉴分不开的。
　　（三）孙中山思想之中确实包含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和吸收的精华。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卓越政治家、思想家，不仅在实践上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和主张。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超出了同时代人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其中不少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合理的，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具有持久的、普遍的意义。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对孙中山思想采取了简单化的贴阶级标签的方法，更没有人来考察孙中山思想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孙中山的思想中包含有许多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和吸收的精华，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缩短了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时间，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少走了许多弯路。毛泽东明确指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除此以外，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之中，都包含有不少科学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后人应该借鉴和吸收的。这也是孙中山思想能够成为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反复申明要继承孙中山的思想。他在七大所作的口冰政治报告中曾这样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这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毛泽东还对党内一些同志不重视孙中山及其思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124 、1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这就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对孙中山思想所采取的态度，由此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孙中山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理论来源的缘由。
　　　　　　二
　　那么，成为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孙中山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或者说，毛泽东在构建自己理论学说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孙中山的哪些思想呢？举其要端，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思想。孙中山提出：国家当以人民为基础，工农则是人民的主体；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一切自由与权利；革命必须“唤起民众”，“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孙中山全集》，第8卷，4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断吏应是“国民之公仆”，而“公仆”又必须由“有才有德”的专门家充任”。这些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精髓。尽管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但其中确实包含着许多闪光的东西，值得后人借鉴和吸收。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合理因素。他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段、农民阶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毛泽东选集》，第4卷， 第1478页。）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行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政府必须保障人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他深谙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训，一再强调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党的干部应当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既要有公仆意识，又要有奉献精神。很明显，毛泽东和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有不少相通和契合的地方。这种相通和契合决非偶然，表明毛泽东在继承马列主义有关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借鉴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应当指出的是，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人民”是一个相当笼统、模糊的概念，他对“人民”一词缺乏深刻的分析与规定，没有也不可能突出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他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开政权的阶级性，抽象地谈论民权，对人民权利也缺乏根本的保障。毛泽东则克服了上述历史局限，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民含义及其权利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实现了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超越。
　　（二）经济思想。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思想和主张。他指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重点，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国家干预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解决民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此外，孙中山还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地区协调、贫富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民生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是一种以国有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对于孙中山的上述经济思想，毛泽东也有所继承和发展。把中国由传统农业国变为现代工业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毛泽东投身革命的理想追求，也是他规划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毛泽东一贯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我国人民和社会生存、生活、发展的基础，并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于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重视铁路和公路建设，亲自审批过一些铁路和公路的修建方案。毛泽东同样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过“技术革命”、“向科学进军”等口号，要求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他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主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要求“统一领导”，“统一计划”。毛泽东同样主张，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外国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只能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注意缩小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避免贫富过分悬殊，做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制结构应当是一种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不难看出，孙中山经济思想中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积极因素，已为毛泽东所吸纳和接受。根本不同的是道路选择。孙中山的经济发展选择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则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三）军事思想。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从军事实践到军事理论，他都有丰富的经验和高深的造诣。他指出：战争是挽救希望的手段，也是制止战争、消灭战争的途径，“以战止战”的思想是他一生从事革命、争取和平的指导思想；革命必须有武力，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要使革命获得获得成功，必须建立一支完全不同于一切旧式军队的革命军队，革命军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党的领导是革命军队的中枢；进行武装斗争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武力必须与国民相结合；集中兵力、游击战争、利用矛盾、瓦解敌军是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于孙中山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也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他明确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这一思想近似于孙中山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毛泽东还借鉴了孙中山的“战争事业”，从一开始就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准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军队建设中，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借鉴了孙中山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成功经验。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就发展了孙中山的“托根”思想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借鉴和运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集中兵力、游击战争、利用矛盾、瓦解敌军的战略战术，并把游击战争上升到了战略地位。应当说，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的军事思想，并超越了孙中山军事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四）文化思想。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必须处理好“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基本态度是“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孙中山全集》，第6卷，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继承而不迷信，利用而不泥古；对于西方文化，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另一方面又强调绝不可“照本抄誉”、“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孙中山还提出，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知识、能力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创造出一种整合中西的新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对于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毛泽东作了肯定和发挥。他同样盛赞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吸收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化，既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又反对照搬传统、“全盘西化”。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毛泽东也主张在吸收中外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熔铸”一种先进的新文化。这种文化集中了中西两种文化之长，而无两种文化之短。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孙中山的文化思想。
　　（五）教育思想。孙中山十分重视教育，提出教育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他的教育思想的着眼点是普及国民教育，认为受教育的对象不应是少数人，而应是全体国民。在他看来，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用这三项来改良人格，改良社会。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了从实践中学、注重自学、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式教学等教育方法。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他对普及国民教育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把它们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并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保证普及教育有计划的开展。毛泽东也明确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全面发展，且把它作为国家的教育方针确立下来。至于孙中山所提出的教学方法，毛泽东也是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因此，毛泽东和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有不少相近之处。当然，孙中山讳言教育的阶级性，毛泽东则明确承认这一点，并赋予了孙中山所提出的“德”、“智”以新的内涵。
　　（六）外交思想。在外交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四项重要的原则：第一，主权独立原则。孙中山一再告诫国人：“主权万不可授之外人”，他十分注意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主权。第二，和平交往原则。孙中山历来反对以武力威胁手段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争端，反对“霸道”，主张“王道”，即主张和平交往，发展国与国之间的陵邻友好关系。第三，国际平等原则。孙中山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他反对强权和霸道，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并明确表示中国不称霸，要以平等态度对待别国。第四，扶助弱小民族原则。孙中山深切同情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境遇，把扶助弱小民族看成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的上述外交思想。他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始终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绝不让步。同时，他又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出发点，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毛泽东呼吁，国家不分大小应平等相待，既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也宣布中国不搞大国主义，永不称霸。他还认为，支持正在争取解放的各国人民，是已经取得胜利的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他都给予了积极支持和大力援助。可见，毛泽东认同了孙中山提出的外交原则，并克服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妥协性、坚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除了以上六个方面之外，毛泽东对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哲学思想、社会发展思想都有所继承和发展，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论列了。
　　　　　　三
　　上述可见，孙中山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毛泽东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有其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特点。那么，毛泽东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究竟有何特长呢？
　　（一）继承与批判相结合。毛泽东历来强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707页。）对于孙中山的思想， 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继承之中有批判，批判之中有继承。比如，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这种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听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同上书，第693 页。）因而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孙中山有关新三民主义的论述，来阐明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例如，他引用孙中山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来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认为我们的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1057、1056页。）还比如说，毛泽东引用孙中山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来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工商业政策，并且指出：“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同上书，第1057页。）这表明，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华，他大段引用孙中山的论述，不只是语言文字的借用，而是对其基本精神、合理内核的继承。
　　但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肯定和全盘继承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相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专门分析和批判了新三民主义的缺陷。了认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唯心史观，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三民主义是理论和实际不一致，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毛泽东强调，看不见这些缺点，“无疑是非常错误的”。由此他进一步断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4页。）可见，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采取的是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方法。
　　（二）继承与改造相结合。对于孙中山的基本内容正确而又不尽完善的思想，毛泽东一方面主张继承其正确内容，另一方面又强调改造其不尽完善之处，把继承与改造结合起来。比如，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的后期，对农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性等，都有了新的认识，因而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因而对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主张，是不彻底的，有其不够完善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孙中山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是耕者有其使用之口，而不是耕地归农民所有，他是主张土地国有的；二是孙中山并不主张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而是要等将来全国农民都“联络起来”之后再实行，因而在孙中山时代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三是孙中山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主要是由国家授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向农民收取租税，同时辅以国家租地给农民的方式。他主张“和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使地主的利益不受损失。
　　毛泽东在接过“耕者有其田”这个基本上正确的口号的同时，又改造了其不完善、不彻底的方面。他指出：“‘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页。 ）这就肯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改变了孙中山关于土地国有的设想。毛泽东还指出：“耕者有其田”不仅要进行宣传，而且要立即实行。他开始领导中国革命，就着手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就走出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不能立即实行的误区。毛泽东还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用暴力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这也就改造了孙中山“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因此，毛泽东既继承了“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又改造了其不够完善的内容，做到了继承与改造相结合。
　　（三）继承与发展相结合。把孙中山思想中正确的内容基本上保留下来，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使之提高到真正科学的水平，将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对孙中山思想所采取的又一态度和方法。比如，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指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全集》，第11卷，6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毛泽东多次引用孙中山总结的上述经验告诫全党，并在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把上述两点基本上保留下来了。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2页。）这表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孙中山所总结的革命经验。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孙中山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基础上。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总结的革命经验，他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更为深刻、丰富和完整。他指出：“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所总结的革命经验较之孙中山总结的革命经验，内容更充实，理论形态更完整，真正做到了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正是通过上述三种方法和态度，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即使孙中山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又使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总结与探讨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C].2版，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C].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6.
　　[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C]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C].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M].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孙中山全集[C].第1—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
　　[7]陈金龙.继承与超越——毛泽东与孙中山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8]董世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三民主义比较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作 者：陈金龙（1963—），男，湖南益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原刊页号】62～68 [收稿日期]2000-04-26

（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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