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维结构的意志维度

李佑新

人的思维结构包含认识活动与意志活动的双重维度。尽管两者相互影响或渗透，但它们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认识务求其真，指向客观的事实领域；意志力求其善，指向应该如此的价值领域；前者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而后者则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理智的工作仅在于认识这世界是如此，反之，意志的努力即在于使得这世界成为应如此。”[1]思维结构这种双重维度体现在人类个体身上，因职业、经历、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的不同而有着偏重强弱之不同。一般而言，“伟大人物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2]作为深深影响现代中国历史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的意志维度，无疑是非常突出的，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以唯意志论为特点的”[3]。本文认为，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思维结构的特征，表现为既注重客观现实而又张扬主体意志，两者之间既对立又互补，形成一种具有巨大思想容量的张力场；但在毛泽东的青年、中年和晚年，这一双重维度之间却表现出不同的关系，需要具体考察。

一
青年毛泽东的思维结构是在中国近代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一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大都倾向于张扬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受这一时代背景与思潮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对意志的强调是极为突出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立志的高度重视。意志的重要内涵就是志向或立志，崇尚立志、志向、志气等等，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从孔夫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到梁启超的“男儿志兮天下事”，中国人历来都强调立志对人生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青年毛泽东深受这一传统的熏陶，他在《讲堂录》中就抄录了许多关于“志”的名言警句以勉励自己，如“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心之所之谓之志”[4]；“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等等。但是，青年毛泽东立志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强调探讨“大本大源”和“宇宙真理”对立志的作用：“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6]；“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7]意志或立志离不开对行为目的的选择，青年毛泽东显然有见于此而强调立志的自觉性，反对盲目立志。但是，他的特点在于强调在探讨终极性和本源性“宇宙真理”的基础上立志，从而突出了人生的远大志向和终极目标：以圣贤为人生鹄的；突出了为达此目标而需具有的意志上的坚强和努力：“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8]。青年毛泽东以此为标准评点臧否近代人物，同时也以此自励自策，立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

其次是对生命意志的充分肯定。生命意志，即生命主体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并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生命的意识、愿望和渴求。人的生命冲动中不仅包括人作为动物所具有的一些本能冲动和欲望，而且具有超越的性质，即渴望打破生命的时间限制，获得生命的永恒与无限的意志冲动。时间的限制使人的生存遭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生死大限，但人拥有一种本能的、将生命延长下去的意志冲动。对无限生命的渴求与有限的生命境遇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人类生命意志的核心。一方面，青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冲动与欲望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认为它们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之所以善发达，皆根源于自然之冲动。”[9]另一方面，青年毛泽东以独特的方式力图超越生死，从而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和肯定着生命意志。这种独特的方式就是将时间问题变换为空间问题，否认时间而肯定空间，从而超越生死：“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由此义而引申之，可得一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淼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来（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10]肯定生命意志自然就反对自杀，青年毛泽东认为应该以求生为目的，而不应该反其道而求死，自杀在伦理学、生理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青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人的生命意志：“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11]

其三是高扬“精神之个人主义”的道德意志。青年毛泽东关于道德意志的强调和论述，深受传统思想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将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结合起来，发挥出一种独特的“精神之个人主义”的道德观点。如果说毛泽东对生命意志的肯定是主张人的自然体魄上的自我实现的话，那么，“精神之个人主义”主张的则是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实现。它对道德意志的张扬，首先表现在否定道德的他律性而肯定道德的自律性：“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主观道德律是“最可宝贵之道德律。”[12]因此青年毛泽东反对将道德律看作是“出于神之命令”，或是法律一样的外在约束；其次表现在倡导“尽性”“完心”，尽量实现自我的精神能力，因而像“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等等这样的美德崇高行为，都并不在义务之上，而是“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13]；再次是主张“唯我论”，从自我实现论和主观道德律出发，青年毛泽东走向道德意志上的“唯我论”：“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14]这种唯我论是道德意志上的，所有道德行为都是精神上的“利己”或“为我”，利他正是为了利己，而且也是利己所必须的行为。

其四是对“心力”的极力推崇。青年毛泽东对意志的张扬，集中表现在他对心力的推崇上。心力说远绍陆王，中经龚魏，近接谭嗣同，下启毛泽东。陆王心学唯心是主，王门后学更是“在心上用功”。迨至近代，这种“师心自用”的心学思潮成为思想家们蔑视权威、进行启蒙的重要思想资源，而颇有复兴之势。龚自珍就信奉心学，倡导“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接着魏源“究心阳明之学”，断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15]。迄至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好陆王，而谭嗣同则从陆王心学中阐发出一种“心力”说：“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16]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修身课教师杨昌济先生极力推崇谭嗣同，并主张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17]青年毛泽东深受这种“心力”说传统的影响，曾写过一篇名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给了他一百分。毛泽东一师时期的好友张昆第在日记中曾经记载了他与毛泽东郊游夜宿昭山时的一次谈话，从中亦可窥见青年毛泽东对心力说信之不疑：“毛君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之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18]。究其内涵，“心力”所指主要就是上述道德意志和生命意志，也就是青年毛泽东所向往的人格：一方面是精神能力发展至高而无任何遗憾；另一方面则是生命意志的极力展现，“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19]这种“心力”在本质上就是意志力量：“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卓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吾尝观古来勇将之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慨，发横之人，其力至猛……所以至刚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20]这些议论是青年毛泽东在阅读《伦理学原理》批语时所写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21]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有着浓烈的唯意志论倾向。但我们还应看到其思维结构的另一面，即注重实践与现实的另一维度。《讲堂录》记：“古者为学，重在行事”；“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正是这种注重现实的精神，使青年毛泽东在张扬意志和“唯我论”时，也看到即使精神能力发展至高，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为自然界所规定[22]；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注重社会调查，了解和研究现实国情。在青年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这一注重现实的维度与其强烈的意志维度显然处于某种紧张状态，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自己那时是个二元论者，当指他青年时期思维结构双重维度之间的这种对峙状态。

二

中年毛泽东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崛起以及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以反对教条主义和倡导实事求是为特征的。但是青年时期思维结构中的意志维度并没有隐去。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使得毛泽东在更加注重现实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发挥意志能动性，并将两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年毛泽东几乎完全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并指挥战争。这一环境使毛泽东青年时期思维结构的双重维度相互制衡并相得益彰：更加注重现实但因意志能动性的发挥而不至于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条件下流于悲观主义；更加发挥意志能动性但因注重现实而不至于在恶劣环境中陷入盲目的唯意志论陷阱。一方面，军事战争比任何人类活动都要求高度冷静的理性精神与符合客观实际的真实判断，决不能以喜怒好恶等情感为转移，不能一时冲动。也就是说不能让任何非理性的东西去主宰军事活动，否则便大祸临头，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在长期的敌我悬殊的红军战争中，深刻地领悟到这一点，他青年时期思维结构中注重现实的维度更为强化，因而更加注重现实实际，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在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急性病时说，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碰壁，就在于他们总是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他告诫人们在战争中必须保持高度冷静，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力主将战役和战斗的谋划与实施建立在充分的知己知彼的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理性判断的基础上。但另一方面，战争指挥员的这种冷静理性精神并不意味着排斥主体意志能动性的发挥。恰恰相反，军事战争同样比任何人类活动都要求更强烈的意志能动性。尤其是对于处于对峙格局中强弱悬殊的弱者一方来说，就更是如此。正是在这种“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23]的恶劣环境中，青年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的意志维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毛泽东在向斯诺回忆长征时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中国白军半数的追击”，但这一切都被克服了，靠的是“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24]。
一方面“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必须谨慎从事，不能盲目蛮干；另一方面则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毛泽东从这一战争逻辑和血战经验中锤炼出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并从哲学上给予论证。这种“正确的主观能动性”首先是要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者无视敌我力量悬殊这一客观事实，幻想革命很快取得胜利，由此制定一条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这一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冒险路线屡屡成为毛泽东批判的对象。毛泽东进一步将这种批判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指出其认识论根源在于理论脱离实际、认识脱离实践、普遍性脱离特殊性，而力主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力主对矛盾特殊性的精细分析。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思维结构中注重现实的维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和最为突出的阐释。而另一方面，“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突出的又是人的意志的作用：“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一些，仅有这些，还只能是有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25]。毛泽东又将战争中的这种意志作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给予说明：“自觉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就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455页）并进一步认为，包括意志在内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决定性作用”是“反作用”意义上的。一方面强调了客观现实条件的决定性作用，而另一方面，尽管意志的能动性是一种反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一种决定性的反作用。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的意志维度，绝没有退隐，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与其注重现实的维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了。 中年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的意志维度还强烈地表现在他的伦理观念与道德理想中。青年时期的个人主义与唯我论倾向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人民至上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但是，青年时期“精神之个人主义”所突出的“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的道德趋向与道德意志，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种价值观念和取向不仅被明确地规定为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而且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贯彻落实。实践这种价值观念，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这无疑需要极强的道德意志。有了这种道德意志，“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26]这种高尚的、坚强的道德意志，与战争中的主体意志相互支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基础。

毛泽东思维结构的上述特征，还表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思想中建党理论的重要实践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毛泽东思维结构上的特征。一方面，延安整风的重要内容就是以破除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为鹄的，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维结构中注重现实的维度；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以高扬道德意志为特征。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破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起坚强的信念与道德意志，成为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认为，做到了这一些，“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7]毛泽东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可以看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维结构的上述特征有着毋庸置疑的密切关系。

三
全国解放以后，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面前，晚年毛泽东逐渐夸大意志的能动作用，他的思维结构中原本制衡得很好的求实精神和意志能动作用开始失去平衡，意志的作用被夸大并失去了其现实基础。 首先是道德意志的泛化。道德意志本属个体道德行为的领域，是个体在道德义务与感性冲动的对立与冲突中选择履行道德义务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道德意志的泛化意味着以道德范导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晚年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中，更多的是注重道德的作用，而在相当的程度上忽略了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性。他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耳熟能详的名言，其主旨就是认为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旨在用高尚、无私的道德情操作为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在政治生活中，晚年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政治学上的概念，还不说是一个伦理学上的概念。所谓“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实质上一场道德革命或道德重建运动，是在政治生活中诉诸道德意志和高扬道德意志。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实践的确染有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政治价值的选择上明显带着道德主义的取向，就连他使用的诸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等等政治概念，都有着浓厚的道德意蕴。在社会制度模式的建构上，其主导性原则也明显是诉诸道德价值和道德意志。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主张兵、工、农、学、商以及干部等等，都要“兼学别样”，亦农亦工，亦文亦武，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笔杆来能写文章。其实质是要求消除社会分工，从而要求消除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社会差别和不平等。晚年毛泽东关于这种社会制度模式的构想，其主要依据显然是道德上的平等价值诉求，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次是经济建设中的盲目意志。毛泽东强烈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在这种心境作用下，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形成了一系列过“左”的思想和政策。在这些思想和政策中，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的意志维度逐渐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现实基础。比如赶英超美的目标，毛泽东认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十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28]从开始说的十五年赶上英国，到后来说用十年赶上英国，再到后来说两年能赶上英国，从这些数字的变化中可以感受到毛泽东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生产技术落后状况的心情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超越时空的意志；又如对“反冒进”的批判。据统计，1958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多达13次。批评“反冒进”的结果就是经济工作中的“大跃进”。人们为激情和意志所鼓舞，到处都是战天斗地的“跃进”场景。有人甚至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等典型的唯意志论口号，毛泽东认为这些口号“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29] 显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维结构中的意志维度的确脱离了现实基础。尽管在这一时期他也讲过要反对主观主义，要搞调查研究，但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唯意志论倾向。究其原因，首先是革命战争年代意志能动性的巨大作用使得毛泽东晚年过分地强调人的精神作用。毛泽东青壮年时期都是在军事斗争中度过的，并且是军事武装斗争的统帅，这种人生经历对他在建国后从事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他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在会议还是谈话中总是谈过去精神在战胜困难时的巨大作用。要求“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0]强调“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相信凭意志可克服任何困难；其次是浪漫的诗人气质也是毛泽东晚年唯意志倾向的内在因素。毛泽东是一位富有浪漫气质的伟大诗人。诗人特有的激情、浪漫奇诡的想象力以及不拘现实对意志自由的追求，使毛泽东在诗的王国里构造出空灵的精神世界。但这种浓厚的诗人气质使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实践受到了过多的非理性因素干扰，往往把政治当作诗篇来谱写，以诗人的激越豪情超越现实许可，以诗人的想象力替代政治家理性的评判，使他越来越偏离现实，而过分强调了意志的作用；其三是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成了毛泽东唯意志论倾向的催化剂。1956年的中国大事喜事纷呈，三大改造的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翻身做主人的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热切盼望用自己勤劳的手迅速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整个中国为一种激情鼓动着。毛泽东的整个价值核心就是人民至上，既怕反冒进给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泼冷水，也深信人民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认为人民一旦有了某种精神力量，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得出来。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敌视新生的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赫鲁晓夫撤走在华专家，逼要债款。中国的对外经济环境十分恶劣。作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感受到的压力自然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来的。一生都不曾屈服于外来压力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可惜，他没有看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社会经济工作中，精神意志的作用不再像在战争中那样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