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孔子“正名”
许全兴
[摘要] 毛泽东指出了孔子“正名”思想的合理性，并借鉴了“正名”的作法，他的有关论述在孔子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1939年2月致张闻天的信中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论析，十分精当，为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古人的思想提供了范例。
孔子临终前自认为是哲人。据《礼记·檀弓上》记载：一天早晨，孔子拄着手杖，逍遥于门外，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歌毕入门，当户而坐，长叹曰：“予殆将死也！”从此卧床不起，“七日而没”。《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类似记载。孔子确实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人。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代，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感到天下无道久矣，痛心疾首，矢志于救世。他的哲学是救世哲学，政治哲学。为了救世，恢复周礼，变“无道”为“有道”，他四处奔走，栖栖惶惶，提出“正名”的主张。《论语》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学生子路问老师：卫国的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把“正名”看成是为政的第一要务。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专门写了“正名主义”一章，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胡适主要是从政治上论述“正名”，他在评述“正名主义”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时，虽然也谈到其在“名学上的影响”，称“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1]，但他并未从哲学上论及名实关系。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孔子章中也把“正名主义”列为一节来写[2]。但他也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并未涉及哲学上的名实问题。陈伯达在1939年初撰写《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并送毛泽东审阅。陈在文中先讲孔子的身世、生活的时代和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在转入孔子思想正题时，他首先讲的是“正名”思想。与胡适、冯友兰不同，陈伯达是辩证唯物论者，他把中国古代的名实问题看成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他是从名与实的关系上去分析孔子的“正名”，并确定孔子哲学的性质。他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3]他还指出了孔子“正名”的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他说，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正的封建秩序乃是“正名”的基础；孔子的正名是为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他认为，孔子的哲学与老子不同，是唯心论。
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的论文后致信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陈伯达的上级领导，是他请毛泽东给陈文提意见的）。在信中，毛泽东在肯定陈的文章是“好的”的前提下，提出了七点商榷之处，其中第一点就是关于孔子的“正名”问题。孔子的“正名”是企图用过时的、已崩坏了的周礼来匡正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恢复旧的制度。孔子把名（周礼）看成是不变的根本，而不是把事（社会现实）看成根本。他不是让“名”去适应社会现实，而是要社会倒退回去以符合“名”。所以孔子的“正名”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哲学上是唯心论的。毛泽东赞成陈伯达对孔子“正名”的分析说：“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毛泽东不满足于这一点，不满足于仅仅指出孔子是唯心论的错误。在他看来，孔子的“正名”中有着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可为我们吸取利用。紧接着他指出：正名，“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毛进一步指出了“正名”有其合理性，可为我们借鉴。他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4]实践，做，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即是把观念、理论、方案、图样等“名”，经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为“事”的过程，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所以，“正名”作为实践论来讲是对的，它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
毛泽东的分析还告诉我们：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正名”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正名”，而在于在名实关系上是以实为主，还是以名为主。唯物论主张以实为主，正名先要明实，“实不明则名不正”，实明了，名才能正，名正才能事成，“正名”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唯心论主张以名为主，为根本，不懂得名来之于实，名要随实的发展而发展，不懂得在精神转化为物质之前，先有一个物质转化为精神的过程，先有一个名要“正”的问题。孔子为“正名”周游列国，其结果却是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名不正”，“名”不符合“实”，脱离实际。
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在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对唯心论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毛泽东则不同，认为“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他从孔子的“正名”进一步论述了观念论（唯心论）的优点和机械唯物论的缺点。他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5]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十分深刻，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的思想完全一致。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与中国革命面临着强大的敌人有关。面对强大的敌人，弱小的革命力量若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那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更谈不到去战胜它。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对理论的意义和人的自觉能动性均有独到的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正因为毛泽东有来自革命实践的感悟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才能对孔子“正名”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对唯心论的优点和机械唯物论的缺点作出精当的论析。诸多的哲学史家无毛泽东那样的实践感悟和理论基础，因而也就写不出毛泽东那样精辟的论断。可以说，毛泽东对“正名”思想的评述以及由此进而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论析，这在孔子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在晚年依然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重视“正名”。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其实质也是“正名”工作。他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论语·子路》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像这样地简单机械，不过有的话若照着去做了，便使国家兴盛或丧亡。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时说到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是说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毛泽东重视“正名”，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问题是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结果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这又一次告诉我们，“正名”首先要“实明”，“实明”才能“名正”，“名正”才能“事成”。我们要汲取“正名”问题上的这一教训。
陈伯达的论文重点是批判孔子“正名”的唯心论性质及指出其阶级实质，而未说到其长处。毛泽东上述论述是针对陈文的不足而发的。毛泽东在结束他对“正名”思想的评论时特别提出：“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6]毛泽东这句话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对孔子及历史上的一切哲学家的研究，不仅要指出其思想的错误和历史的局限性，而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发掘和吸收他们思想中正确的、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和片面的真理，以丰富我们今天的思想，为今天的现实服务。研究历史，研究他人，批判是必要的，不能拜古，不能崇洋，但批判本身不是目的，从中汲取智慧、经验和教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才是目的。
总之，毛泽东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论析，语言明确，意蕴深刻。他的许多论述，发前人之未发，今天读来仍觉新鲜，仍受教益，为我们正确对待人类文化遗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原研究生院院长，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胡适.胡适文集：第6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3，270.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66-67.
[3]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J].解放，1939，（69）.
[4][5][6]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4-145，145，145.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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