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问题意识，是人们关于各类现象的产生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思想的一篇讲话。主要内容包括批判党内形式上文风扭曲、不切实际，思想上流入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现象《反对党八股》是针对党八股而作的深刻有力的声讨“檄文”。表面上看，这次讲话声讨的是党八股晦涩枯燥的文风，以及它割裂了党和群众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毛泽东还想针对党内干部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作出声讨。在这篇讲稿中，毛泽东有破有立，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以活泼生动的语言，灵活多变的文风，尽数列举党八股的各种弊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清理党八股开出了“治病救人”的良方。对于党八股在党内的残留问题，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问题意识的产生、分析、解决上，提出了鞭辟入里的科学见解。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党建工作就从未停步。党风、学风、文风同是党建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彼此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有机整体。表现在延安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在1942年2月8日于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一篇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做出了科学系统全面的重要论断，对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开展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一、毛泽东发现问题的意识：实践求真，实事求是
科学地提出问题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基础。只有从实际出发，透过事物之间盘根错节的关联与错综复杂的表现形式，才能洞察其本质，提出真正的问题，进而找到突破口。在緩践论》《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真正的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直接指出：“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由此能够看出，毛泽东在全面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科学认识。
1.基于对对象的调查发现问题
1942年，随着党内思想政治水平不断提高，党八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党内思想政治风气的主流，但是这三股歪风还未能从全党范围内得到彻底清理，这是毛泽东以发展的眼光对“党八股”问题所作出的与时倶进的准确论断。科学的思维意识是处理一切事物的基础，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不能建立真理与谬误的区别标准，就不能正确提出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能够科学提出问题的重要支撑，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品质。秉持这样的问题意识，当党八股在党内“弥留之际”，毛泽东在讲稿的开头就从党八股在党内的表现入手，按照八股文章的笔法，给党八股列了“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进而分析了党八股在党内实际存在的现象。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产生党八股的根源在于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余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与本质是辩证统一的，也就是说，党八股是党内思想不正的表现，是表现出来的现象，其背后真正的本质问题，是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只有进行了调查与研究，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只有基于现象的深刻理解，才能提出切中要害的本质问题。无论是调查还是研究，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实践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毛泽东强调调查与研究在发现问题过程中的根本作用，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发现真正问题的源头。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分析问题实质的深刻揭示，显示出其对“实事求是”精髓的坚守。换言之’实事求是”的基本遵循是毛泽东能够科学分析问题的关键。
2.基于对对象的反思发现问题
反思是提出问题的重要环节。在批判错误论断中找出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也是毛泽东能够科学提出问题的重要支撑。
问题即事物的矛盾，发现问题的过程就是对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进行批判的过程。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运动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洋八股、洋教条是五四运动催生的错误思想，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党八股作为党内的一颗毒瘤，如果不去除，将会影响到革命精神，如果任由教条主义横行，马克思主义就难以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毛泽东通过对五四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分析，发现了党八股问题产生的根源。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是党八股的一大罪状，冗长的篇幅是党八股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并不是所有长文章都是党八股“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对于文章的长短，毛泽东将党八股和《资本论》进行了对比，党八股空话连篇，毫无内容，而《资本论》虽长，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所以说对于党八股的判断，不能单单依据文章篇幅的长短，要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加以甄别。总而言之，党八股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取决于其思想的充实与否，取决于能否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反对党八股要从思想和理论基础上着手，要不断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做到眼中有实事、笔下有内容，脚下站得住、眼睛看得远。
二、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意识：辩证统一，综合分析
科学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何看待和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观、全面的问题观来分析问题，体现出了毛泽东科学、系统的问题意识。
1.坚持对立统一辩证分析问题
对立统一辩证分析法，即矛盾分析法，是使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分析事物实质的方法。矛盾分析法是毛泽东分析问题方法的核心方法。关于洋八股，毛泽东指出，其产生的基础在于五四时期的一些领导者认为“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如果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残喘已久，洋八股的产生则是随着五四运动传入中国的“舶来品”。由于当时的人们缺乏科学有效的思想武器来辨识随着五四运动而进入中国的新文化，无法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看待问题，资产阶级的一些观念在党内蔓延滋生，它们披着民主科学的先进外衣，腐蚀着革命精神。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的“五四分流”：一部分人继承弘扬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了。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对于反对“旧八股”、破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意义重大，但是并非所有西方文化都是优良文化。从这个层面分析，可以说，五四运动时期的主要矛盾在于新旧文化之间的对立，到延安时期，主要矛盾则转化为了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新文化的精髓与糟粕。
矛盾分析方法不仅要求能够看到矛盾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要求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此同时，矛盾分析法还要求抓住主要矛盾。延安时期，肃清党内不正之风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指出：“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毛泽东分析指出，党八股的形式是空洞的，不仅与革命精神相违背，而且会导致革命精神窒息，党八股的性质不仅仅只是文风、学风上的问题，它对于革命精神的传承有着极大威胁，而革命精神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精神，也是人民群众战无不胜、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他进一步指出，革命精神的发展必须以抛弃党八股为前提，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可以说，毛泽东考虑到了党八股与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主次矛盾。他充分意识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党内不再能兴风作浪，不再与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要求构成主要矛盾，但是党八股却是部分党员“资本主义”尾巴的体现，必须将其“割掉”。毛泽东在研究清楚党内风气之后，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理论依据为指导，将党八股正确定性，条分缕析地分析党八股的危害，提出了战略性指导意见，进而有效地肃清其余害。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矛盾分析方法，认为它是人类认识史的“大革命”，运用矛盾分析法能洞察事物和思维的客观规律。为此，他在《反对党八股》中号召全党学习矛盾分析法，用来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各类问题。
2.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问题
一切问题的产生都与它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密切相关，对问题的观察了解必须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之中才能窥其全貌。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这句话阐明了党八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对封建社会的八股式的、教条式的教育模式、思维方式和生活形式等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最终将旧式的八股清除出了历史的舞台。毛泽东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旧八股、旧教条的消灭，洋八股和洋教条逐渐浮出水面。旧式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由于部分人难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他们的思想并未跟上快速变化的革命形势，陷入了新的教条主义与新八股之中，从而产生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
随着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人们了解、接纳和信仰。毛泽东指出，当时一些人未能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采取了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即形式主义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是毛泽东对“党八股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这一命题的回应。
毛泽东根据五四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新八股、新教条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形式上的右和形式上的“左”两种倾向。前者存在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中，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没有看到五四运动以来社会结构、阶级力量以及革命力量发展的巨大变化，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潮流，仍旧运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去看待问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最终又回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新八股和新教条在形式上右的发展。后者存在于共产党内部，由于部分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仅仅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简单粗暴地看待问题，是新八股和新教条在形式上“左”的发展。因而，毛泽东指出：“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充分说明了党八股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与五四运动不可割裂。这是毛泽东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的一个历史根源性总结。
3.用联系的观点观察问题
毛泽东在论述党八股的时候，将党八股的文风与党风、学风等联系起来。历史机会主义利用党八股来宣传他们的错误路线，因此，文风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语言文字和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党风、学风问题。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总是将党八股作为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同时，党八股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文风与党风、学风等息息相关，仅仅是形式的表现不同罢了。
党风、学风、文风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风不正必然会对党风和学风造成影响，因而对于党八股的整顿就不能单单局限于党八股本身，必须连同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一同整顿，才能达到肃清党八股的目的，才能“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这是毛泽东论证党八股与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之间的不良影响的关系逻辑。据此，毛泽东构建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开展综合整治，进而加强党的建设。
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充分反映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指出：“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可见，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联系的观点，将事物内部的联系梳理清楚，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此外，毛泽东在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始终坚持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三、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意识：取法经典，治病救人
解决问题是推动时代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落脚点。毛泽东以辩证方法为核心，实现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建构了兼顾目前情况和长远趋向的科学方法，对于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针对肃清党八股在党内的残余，毛泽东在文中具体提到了《宣传指南》中的四篇文章，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选摘、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关于宣传问题的部分文字、鲁迅1932年1月《答北斗杂志社问》以及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宣传的民族化这四篇文章。在这些著作中不乏克服党八股不良文风的金玉良言。同时他还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具体提出“洋为今用”“古为今用”“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等方法，进而克服党八股、重塑优秀文风。
1.用列宁的调查研究方法辅助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列举了列宁在圣彼得堡开展工人运动写传单的例子。列宁作为党的领袖，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圣彼得堡下到基层，亲自撰写工人运动斗争的传单，用犀利的文笔把资产阶级政府的丑恶嘴脸揭露无遗，深深打动了工人群众的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列宁极其注重调查研究，始终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工作方法，认为调查研究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列宁曾对莫斯科机关作过调查，在这些机关中，他发现英勇肯干的人只有几十个，而脱离实际，钻进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列宁指出：“泛泛之谈。空话连篇。大家听厌了的愿望。这就是当今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列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认为若不对其进行顽强的斗争，那一定会把我们的事业毁掉。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列宁经常教导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重视调查研究，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1921年,列宁在写给中央统计局的信中，要求他们花大力气去研究革命和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列宁的调查研究不仅注重调查研究的目的，而且注重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当他不太了解实际情况时，一定会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还曾对调查单位提出“是否真有成就？究竟有哪些成就？这些成就得到证实没有?”这样的问题，由此可见，列宁对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极为强调的。
2.依托宣传工作的大众化解决问题
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八大罪状，而这几大罪状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宣传要看对象，要根据具体的对象来制定宣传策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提出，如果不学会使用群众懂得的话语来告知民众所要宣传的信息，那么广大群众就无法领会所宣传的思想和决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的宣传对象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则包含整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要想让芸芸众生听懂并接受所宣传的思想理念，宣传就必须合乎宣传对象的口味。其中最关键的是“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也就是说，要善于把党的纲领路线转化为简单、具体、形象、亲切的语言，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并会给他们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向远大目标进军。宣传还要讲究语言艺术和具体方法，宣传的影响力大小与否，归根结底在于方式方法是否正确。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掌握真理并不意味着宣传就必定成功，更不等于群众一定会接受宣传的内容。倘若宣传的态度与方法不正确，不但不能阐明真理，反而会歪曲真理；不但不能赢得群众，甚至会促使群众走向对立面。
3.运用中华优秀文化解决问题
鲁迅谈如何写文章的信件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宣传民族化的文件，是中国文风建设的优秀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鲁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他在谈及如何写文章时，提出要注重留心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要无病呻吟、为写而写。他尤其强调，对那些可有可无的内容可尽数删去，不要生造词汇，应尽量求短求实。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宣传民族化的部分更是一再要求洋为中用，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风宣传马列主义，务必杜绝洋八股、洋教条。
结语
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提出对我党在特殊时期的党建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以实际行动反对说大话空话、不切实际的八股作风，提倡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真正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以独特的问题意识，敏锐洞察到现实中出现问题的本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其进行剖析，充分阐释并解决了我党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为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纠正不良之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杨洋，四川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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