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1年，毛泽东在指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获胜后，曾填写《渔家傲·三次战争》。对于这首词，1958年曾德林曾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披露过半阙，2003年陈安吉在《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一书中对这半阙词作了初步挖掘。应该重视这首词的研究，使它从佚失的边缘回归佚存。让《渔家傲·三次战争》佚存有其客观事实根据:其一，该词的来源可信，不是托伪之作;该词的艺术手法、用词用字习惯或词句的组合运用与诗人的一贯风格相同。其二，该词体现的内容与红军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史实相符合。其三，该词的创作及流传版本的大致线索可基本梳理清楚。
1931年，毛泽东在指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获胜后，曾填写过一首《渔家傲·三次战争》。对于这首词，1958年曾德林曾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披露过半阙，但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2003年，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陈安吉在《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一书中才对这半阙词作了初步挖掘。随后，有的毛泽东诗词研究者将之收编入集。然而，对《渔家傲·三次战争》仔细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到目前为止只有5篇。其中宋苍松两篇:以笔名梅力发表的《一首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词作》(《藏书报》2009年3月23日)、《〈渔家傲·三次战争〉词考》(《毛泽东诗词研究》2013年第1期)。丁毅两篇:《毛泽东半篇〈渔家傲〉因何而作》(《党史文汇》2007年第6期)、《毛泽东第三首〈渔家傲〉词的发现与解读》(《党史文汇》2009年第1期)。冯都、夏荣标合写一篇:《毛泽东词〈渔家傲·反第三次大“围剿”〉诞生地考》(《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11期)。另外，萧永义在著作中对之有专门研究。
作为毛泽东诗词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笔者认为这首词应该得到重视和研究，使它从佚失的边缘回归佚存。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通过细致与严谨的考证，还原历史真相，证明它是毛泽东的作品。这需要把它放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1年毛泽东指挥红军反“围剿”战争，以及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进行“围剿”战争的具体过程中，把握各种相关历史细节，来领略《渔家傲·三次战争》一词怎样以艺术形象来再现战争场面，诗人毛泽东怎样填词、怎样构思以表达自己的诗意想象。
让《渔家傲·三次战争》佚存是有客观事实根据的:其一，该词的来源可信，不是托伪之作;该词的艺术手法、用词用字习惯或词句的组合运用与诗人的一贯风格相同。其二，该词体现的内容与红军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史实相符合。其三，该词的创作及流传版本的大致线索可基本梳理清楚。
一、《渔家傲·三次战争》的来源完全可信
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陈安吉做学问功底厚实，注重收集、摘录有关毛泽东诗词研究材料，他最先关注和研究《渔家傲·三次战争》。在《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一书中，陈安吉根据自己保存的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记事本上抄摘有一首毛泽东的词，给予了披露:《渔家傲》“这首词(残篇)最早见之于《中国青年》杂志1958年第14期(7月16日出版)发表的曾德林的文章《红旗翻处白旗没——坚决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作斗争》。文章的末尾引录了毛泽东作于1929年的一首词”:“毛主席在二十九年前所作的一首名叫‘渔家傲’的词里这样写道:‘英勇红军凭肉搏，红旗翻处白旗没。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今日渠魁应活捉!’长自己之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是何等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势!”
陈安吉进而指出:“文章作者曾德林，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写作该文时担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前些年病逝了。曾德林在文章中引录的毛泽东词，与毛泽东同一时期写的两首《渔家傲》词(见《毛泽东诗词集》)在风格上、用语上十分相似。遗憾的是，他在文章中引用的词不是全貌，在上下两片中只有一片。但无论如何，曾德林在40多年前披露的半阙毛泽东词，对于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是有意义的。”陈安吉的勤劳与细心，让几乎要消逝的《渔家傲·三次战争》浮入人们的视界。可惜毛泽东诗词学界对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填写的这半阙《渔家傲》词未太重视，没有展开研究，留下了遗憾。不过，他根据曾德林回忆中“毛主席在二十九年前所作的一首名叫‘渔家傲’的词”一语而推断它作于1929年不准确。
而另一位毛泽东诗词版本收藏与研究专家宋苍松，在几册《毛主席诗词》传抄编印版本中发现了《渔家傲·三次战争》整首词，这印证了该词存在的真实性。
2009年，宋苍松在《一首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词作》一文中说:“近日，笔者在翻阅1966年12月印行的一册收录毛泽东未发表诗词的油印本《毛主席诗词》时，发现该书收录了一首题为《渔家傲·三次战争》的词，全词如下:
并进长追夸伟略，腥风久欲昏河岳。
三十万人齐逞虐，情更恶，三门主义烧杀掠!
英勇红军凭肉搏，红旗翻动白云没。
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渠魁今日应活捉!
该词的下片与曾文提到的毛泽东词相比，仅‘红旗翻动白云没’句中有两字不同和最后一句中‘今日’‘渠魁’的位置颠倒，其他文字完全相同。由此可以判定它们是同一首词。”
后来，宋苍松又发表《〈渔家傲·三次战争〉词考》，进一步展开研究。他还说:“对于这首词是否为毛泽东所作，笔者几年来注意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也与一些专家进行了交流请教。丁毅先生、萧永义先生等都曾撰文认为，该词是毛泽东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后所作。丁毅先生甚至认为该词是毛泽东写进攻战诗词中‘最为精彩’的。”
《渔家傲·三次战争》在1958年首次在刊物上再现，出自一位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曾德林的笔头，这决不会是随意编造的，而应是他对毛泽东的这首词有深刻记忆。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为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曾德林发表的文章《红旗翻处白旗没——坚决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作斗争》，及时配合了当时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属于“大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毛泽东“插红旗、拔白旗”的提法是要求红与专的统一，包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当时的党报党刊对他的这一提法作了宣传。例如，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提出更高的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拔掉资产阶级的旗帜。这样，全国各地在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时，积极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这一运动后来被纠正了)。曾德林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词句“红旗翻处白旗没”，主张坚决和资产阶级教育方针作斗争，号召以积极态度投身“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他这种录引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可谓恰到好处。撇开他这种政治性的运用因素，我们从这里看到他最先提及毛泽东《渔家傲·三次战争》的存在，并间接证明该词在社会上流传较广。
张仲举教授将此半阙词收编入书，他的推断是:“曾德林写上述一文引此词时，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在《诗刊》1957年1月创刊号刚发表一年多，作者健在，不至于是赝品。”“这半首《渔家傲》，从字数、句数、句句押韵、且都是入声韵和平仄上看，除末句‘今日渠魁应活捉!’不符合平仄(此句的平仄应为‘平平仄仄平平仄’)外，都符合《渔家傲》词牌词律。”
二、《渔家傲·三次战争》是叙事之作
《渔家傲·三次战争》读来令人心潮澎湃，它在当年肯定不只是鼓舞过红军将士的斗志，也让有些文化的红军将士牢记在心。从这首词的内容看，它是诗化的叙事之作。
首先，从该词的题目《三次战争》可以得知，它是继反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战争后，用赋比兴手法描写的反第三次“围剿”战争的景象。“三次战争”是个中性概念，无褒贬意义。我们现在对这一概念感到生疏，但在当年它是流行说法。因蒋介石称对红军的战争是“围剿”，故红军称其战争是反“围剿”。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修订《毛泽东选集》时，规范后的说法是反第三次“围剿”。但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军的文件及毛泽东本人使用的多是“三次战争”概念。
例如，红军有些文件的标题中就含“三次战争”概念:《三次战争与团的任务》(1931年7月1日)、《苏区中央局特别紧急通知“动员准备三次战争的问题”》(1931年7月4日)、《三次战争与少年先锋队》(1931年7月9日)、《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三次战争形势及瑞金党的情况)》(1931年8月8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入闽命令第一号(三次战争胜利后部队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1931年9月28日)、《三次战争中泰和青年的活动(泰和通讯)》(1931年11月)等。有些文件的内容中含有“三次战争”概念，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黄陂战斗捷报》(1931年8月12日)开头指出:“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现红军正计划消灭蒋介石进攻的主力，争取三次战争全部胜利，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红军的文件还使用过其他类似概念，如《中央军委给兴、于、赣、万、太红军及地方武装的训令》(1931年8月12日)中，几次用的是“第三次战争”概念。此外，还使用了“三次革命战争”“第三期战争”“三期革命战争”，而使用“第三次‘围剿’”概念只是特例。
毛泽东本人多次使用过“三次战争”概念，如在《裁减行李马匹的通令》(1931年8月17日)中开首指出:“三次战争中，敌以很大机动的力量运动部队进攻红军。”在《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两路军任务的意见》(1932年5月3日)中，提出“在三次战争以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准备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之时，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文件也是使用“三次战争”概念。1932年10月13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战争紧急动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两次使用这一概念: “运用过去三次战争的经验……三次战争时。”1932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中亦使用了这一概念:“在政治上和敌人的内部是比三次战争大大削弱了。”1933年3月1日，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发出的《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号》中，在开始部分即使用了“三次战争”概念。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谈到“合作社运动”时，指出它“起始于一九三一年三次战争结束后榔木乡(长冈乡那时属于榔木)的顾岭村”。此外，毛泽东也使用过“三期战争”概念，如在《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1931年9月23日)中。
由此可见，“三次战争”是当年红军和毛泽东使用过的一个流行的规范用语，如同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相关文献统一修改为反第三次“围剿”的规范用语一样。毛泽东以“三次战争”为题填词，是从艺术上再现反第三次“围剿”的真实。
其次，“三次战争”描写的内容与红军反第三次“围剿”战争的史实相符合。“并进长追夸伟略”“三十万人齐逞虐”，反映的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于1931年6月22日至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着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此后两个多月他留在江西亲自指挥作战。7月1日，蒋介石发出“进剿”命令，调集江西的共有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兵力近三十万。他采取的作战方针是“长驱直入”“分路围剿”，左右两翼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加以击破，进而捣毁革命根据地，再深入进行“清剿”。
对于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毛泽东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扼要论述:“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从《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看，毛泽东在说明蒋介石的“围剿”战略时虽然使用的是“长驱直入”而不是“并进长追”，但后一概念，当年在中央苏维埃区域使用过。
至少，“并进长追”概念写入过相关报告，如《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敌人这次战争的策略是猛进长追”，“我们对于三次战争的策略，总的路线仍与二次战争同”，“所谓老蒋的嫡系部队，我们曾经小接触过，并不强于二次战争所被击破的部队，又因为他们要并进长追，所以没有能建筑象二次战争那样工事，我们打是比较容易，我们运用二次战争的经验来争取三次战争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还有，1930年初参加红军、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曾亲历多次反“围剿”战争，他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提及毛泽东用过“并进长追”一词。他写道:“毛委员转过身去，和朱总司令研究说，回头再审问张辉瓒。现在，进行下步行动。留下一小部分同志打扫战场，主力红军调过头来打张辉瓒的侧翼谭道源师，彻底打垮敌人的‘并进长追’。”吴吉清所说的“并进长追”虽然是指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的战略，但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的战略也大致是这样。
“腥风久欲昏河岳”“情更恶，三门主义烧杀掠”，这是斥责国民党军队早就想踏平苏区，作战过程中行为极端残暴:对苏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正如毛泽东在《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号》中揭露的:“中央政府根据江西福建两省许多地方政府报告，各处革命团体纷纷请求，认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现在实行大举进攻，对苏区群众是大烧，大杀，大抢，福建的龙岩已全县被摧残，群众损失不可数计，永定的溪南区被白军抢去谷子二万余担。江西方面，过去三次战争被白军杀人数千，烧屋数万，抢去谷米数十万担，猪牛各数万头。目前蒋介石、陈济棠的几十万白军，又已开苏区狂进，烧杀抢劫，业已开始。”国民党派出军队以凶残恶毒手段对付根据地人民，它哪里还有什么民族、民权、民生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呢?在诗人毛泽东的笔下，它干的是专门毒害老百姓的大烧、大杀、大抢的“三门主义”。
“英勇红军凭肉搏，红旗翻处白旗没。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今日渠魁应活捉!”这里的记叙包含了反第三次“围剿”战争的多次战斗。红军英勇肉搏主要发生在高兴圩地区激战之时。1931年9月7日，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鼎文的第九师交战于兴国县高兴圩地区，双方伤亡惨重。9月9日，蔡廷锴致电蒋介石报告:与红军“三四万人激战肉搏数十次”，终将红军“击溃”。同日，陈铭枢亦向蒋介石报告:“本月虞辰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西高兴圩、益田、长迳口、墩田、老营盘一带与匪第三、四、五、七、八、十二等军朱、毛、彭、黄、林、罗、李等全部五万余人遇战，亘两昼夜，剧烈异常。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迎战，均将匪击退。”虽然陈铭枢等为邀功而夸大红军的兵力(红军主力部队仅三万人)，但战斗是惨烈的，肉搏是真实的。虽然毛泽东用对比手法描写“红旗翻处白旗没”，颂扬红军英勇善战使白旗淹没，但此战红军伤亡、被俘达2000余人之多，与敌军伤亡人数大致相当。
当时红军的《红旗周报》第18期刊登的《国民党第三次进攻红军又惨败》(1931年9月4日)一文也提及当时媒体报道高兴圩地区激战时的肉搏:“八月廿日南昌所发出的各报电报说:‘前日上官率四十七及五十四二师至良村时，朱毛率七倍于我(白军——笔者)之兵力向我重重包围……战四昼夜，官兵弹尽粮绝，徒手肉搏，毙匪二万余……’。”
对于整个战局，毛泽东在总结战略战术经验时说:红军集中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之后红军偷越大山，跳出敌军的包围圈，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当敌军下决心退却时，“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毛泽东这里说的“对峙”战中，包括“红军凭肉搏”攻击。但毛泽东所说的“让其逃去了”，却不含“渠魁应活捉”的意思。《三次战争》词中的“今日渠魁应活捉”应另有原型，并且可能是多个，如良村战斗中逃走的敌师长上官云相、黄陂战斗中逃走的敌师长毛炳文、方石岭战斗中逃走的敌师长韩德勤等。
郭化若在《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一文中，回顾了反第三次“围剿”中的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也提及了上述逃走的敌指挥官。他说:红军1931年8月“八日拂晓再攻良村”，并“继续北进围攻良村上官云相和郝梦麟余部”，“敌军在胡乱调动中一触即溃”，“上官云相、郝梦麟在混乱中丢下部队拼命夺路，落荒而逃”。
继之，8月11日红军向驻在黄陂的毛炳文第八师发起进攻。“下午一时，以密集的火力，突然向敌发射，打得敌守军龟缩在工事内。约十五分钟后，我突击部队即向敌猛冲。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我军乘雨冲入敌阵。敌军几乎没有什么抵抗，防线即被我突破。我第二梯队以密集队形沿突破口直插进去，进入街上。敌预备队两个团在街上一座大庙内正在集合，还来不及出门，就被我全部缴了械”，“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逃得那样惊慌匆忙，连机密文件也未带走或烧毁”。
9月13日，红军又展开了方石岭战斗。“下午三时左右，我军在方石岭以展开的战斗队形，激昂的战斗情绪，乘敌在后撤运动中猛烈侧击。走在后面的韩德勤师，六个团全部被我歼灭(韩混在俘虏中逃脱)。”对于韩德勤的逃脱，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有更具体的说明:“在方石岭来了一个大围歼，干净彻底地消灭了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被我红军俘虏后，因为战士们不认识他，又被他化装成伙夫逃跑了。”
且不论应活捉的“渠魁”有几个，战争情景是与词中“今日渠魁应活捉”的语气格调相吻合的。毛泽东的这首词多是写实，但包含诗意想象。
“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这可能是毛泽东从黄陂战斗中得到灵感。当时雷雨交加，红军的枪炮声、喊杀声，犹如霹雳雷声，震天动地，令敌胆寒。
三、《渔家傲·三次战争》的创作、版本与佚存
近些年来，毛泽东诗词学界对《渔家傲·三次战争》创作于何时正在探讨中。我觉得，参照整个“三次战争”的过程，领略毛泽东的全词，可以推知《渔家傲·三次战争》的创作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不太久的时间内，战争过程则激发了他的诗兴。
一些学者在该词创作的时间与地点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例如，丁毅教授认为该词是专为黄陂战斗而作。他在《毛泽东半篇〈渔家傲〉因何而作》一文中写道:“词虽只有半篇，却把一场在暴风雨中的肉搏战的声、色、势写出来了，雨中战斗是这次战斗的最大特点。”丁毅以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一书中《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一文为根据，分析了第三次反“围剿”中莲塘、良村、黄陂等六次战斗，认为黄陂战斗是毛泽东诗兴所在。他说:“而黄陂之战是在雨中进行的。守敌是毛炳文第八师，战斗发生时间是1931年8月11日”，“这次攻坚战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战斗只进行了一个钟头，俘敌官兵6000余人，不过敌师长毛炳文却提前跑掉了”，“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六次战斗中，黄陂战斗是进行得最顺利也是最有特色的，毛泽东不能不吟词以纪之”，“这半篇《渔家傲》就写战斗而言是相当成功的，虽是半篇，就写一次战斗而言却是完整的”。
2008年，丁毅得到学者宋苍松寄给他的未刊短文《一首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词》后，发现《渔家傲·三次战争》是完整的。于是，他在《毛泽东第三首〈渔家傲〉词的发现与解读》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现在全词的发现，让我坚定了这个认识，这首词就应该是《渔家傲·反第三次大‘围剿’》的流传稿。”丁毅推断:“黄陂之战借助于天时、地利、人和诸种有利条件取得近乎完胜的战果，这不能不激发起毛泽东的诗情，不能不让毛泽东把这次战斗看作是这次反‘围剿’关键性战例写入词中”，“从全词看，上下片文义呈并列对立关系。上片写敌方嚣张气焰不可一世，下片写我方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有敌之凶方衬出我之勇，有我之勇反显出敌方凶残下的虚弱。上下片对立收到相反相成效果”。
丁毅根据自己见到的史料，认为黄陂之战是反“围剿”关键性战例，激发起毛泽东的诗情将之写入词中，这自有道理。
冯都、夏荣标则对《渔家傲·三次战争》的创作地点进行了考证。他们参照郭化若的回忆说明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得到急电后立即命令部队当夜撤出黄陂，转到君埠东北一带休整。8月11日晚，毛泽东亲率古柏、贺子珍、曾碧漪及其他工作人员，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向50华里之遥的君埠老街进发。8月12日，红军总部在君埠向全军发布了《黄陂战斗胜利捷报》。8月13日，总前委和总部举行军事会议，研究讨论下一步红军的行动方案。8月14日，电台获悉敌军向红军逼近的情报。8月15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策略，红军主力星夜秘密西进，跳出重围。“上述史料表明，毛泽东8月11日至15日一直在君埠境内，可以推测毛泽东11日在马背上构思的词作当晚会乘兴而书，如果没有写完，还可在12日、13日、14日晚上继续‘跃然纸上’。我们这种客观求实的分析，符合毛泽东‘诗兴萌动，谨慎推敲’的性格，也符合词末句‘今日’二字所赋予的时限要求。”冯都、夏荣标也认为《渔家傲·三次战争》是专为黄陂战斗而作，词中提及的今日应活捉的渠魁毛秉文因逃走了而未被活捉。
然而，以上学者的考证，只重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黄陂战斗，把“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与黄陂战斗时倾盆大雨、雷电交加联系起来，把毛秉文因逃走而未被“活捉”联系起来，而未注意其他敌军“渠魁”也有逃走现象。更没有注意“英勇红军凭肉搏”主要是写发生在9月7日高兴圩这场恶战的情形，因而失之片面。
至于毛泽东创作这首词的具体时间，目前尚难确实，这需要深入研究。但可以断定的是，该词的创作不是在8月11日至15日，地点不是在君埠而是在“三次战争”结束后。
与词的创作相关联的是词的版本问题，这也需要认真研究。从曾德林披露毛泽东的半阙《渔家傲》词，到宋苍松在1966年12月印行的油印本《毛主席诗词》中发现《渔家傲·三次战争》全词，这让差点佚失的毛泽东的一首佳作有望佚存，甚是幸事。前已提及，油印本《毛主席诗词》中的《渔家傲·三次战争》的下阙与曾德林披露的半阙仅有一字不同，如“红旗翻处白旗没”句为“红旗翻动白云没”，仅有一处颠倒;“今日渠魁应活捉”为“渠魁今日应活捉”。它们差异不大，故不排除《渔家傲·三次战争》词的整体存在是客观的。笔者完全同意宋苍松的肯定性判断，并认为词中的“白旗”应是原本的，“白云”可能是抄写流传过程的误笔或被传抄者不经意间改写了。同样，“今日渠魁”也可能被传抄者以所谓的“符合词律”改为“渠魁今日”了。
其实，“白旗”的说法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十分流行的，并且相关联的词还有白军、白色恐怖等。毛泽东的著作中就有红旗、红带子、白军、白旗子、白带子的说法。例如，《在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十九日)中，毛泽东指出:在斗争落后区域，从临时政权的时期进到了正式政权的时期，但还没有到政权的完全巩固时期。这里地主富农中间的许多分子，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带上革命的面具，也赞成革命。“但是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中50冯都、夏荣标:《毛泽东词〈渔家傲·反第三次大“围剿”〉诞生地考》，《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11期。间，还依然躲藏着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在那里‘挂红带子称同志’，在那里造谣言”，“在这些区域里，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之间是严重的斗争着，但这里的斗争，不是象第一时期里红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的斗争了”。故此，精确判定一首词的用字写意，做到去伪存真，是我们要认真做好的工作。
毛泽东诗词在传抄过程中，肯定会发生变异，形成各种流传的版本。如若传抄稿将曾德林的回忆稿中的“今日渠魁”改为“渠魁今日”，这是值得考量的，因为倒置会造成因格律而害意的结果。毛泽东赋诗填词严守格律，但又不受格律束缚死而损害诗意的完整。例如，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毛泽东在其下阕后三韵脚转用另韵，而词牌规定押仄声韵且一韵到底。为了澄清人们的误解，1958年《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对之批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何况，毛泽东遣词造句的习惯是喜欢将“今日”置于句首，如其他诗句有“今日向何方”“今日长缨在手”“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今日得宽余”“今日欢呼孙大圣”等。并且，“今日渠魁应活捉”结构不会让人误解，诵读起来极为顺口。如果让该词尽有可能恢复原貌的话，应在曾德林披露稿的基础上，采用其他传抄稿的文字补全上阙，这当是最佳选择。
从全词看，它巧妙运用赋、比、兴之法，特别是用对比手法来写敌我双方。上阙写敌方的战略与凶残，下阙写我方的骁勇奋战与志在必夺。虽然该词谴责敌人是最严厉的，但仍然选用了雅词，如化用《书·胤征》中的“歼厥渠魁”为“活捉”“渠魁”。要造就天章佳篇，先得须有雅词佳句，更要善于铺采捕文、体物写意、扬言切事、渲染夸张。这一切，都体现了诗人毛泽东的高明。
毛泽东诗词研究名家萧永义先生在他的《读毛泽东诗词手札——毛泽东诗词史话续笔》一书的专文中，从战史资料、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毛泽东词作的风格和用词等方面对《渔家傲·三次战争》追本溯源。他认为词稿形象生动地概括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关反第三次大“围剿”的论述。“三次战争”“即是指反第三次大‘围剿’”，红军总政治部《黄陂战斗捷报》中有“三次战争的记载，毛泽东在1931年8月17日《裁减行李马匹的通令》和1932年5月3日《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两路军任务的意见》中均称反第三次大‘围剿’为‘三次战争’”。
“三门主义烧杀掠”，“这是历史的真实。据《朱德传》载对于江西苏区的第三次‘进剿’，蒋介石‘对苏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企图使红军失去生存的条件’”，“地动天摇风雨跃”，“这既是对反第三次大‘围剿’总形势艺术概括;同时似乎也是纪实之笔”，“今日渠魁应活捉”是有感而发的，“在‘三次战争’中确也有过抓获敌酋的机会的”。
“从词作的风格和用词等方面看，‘三次战争’词稿与毛泽东的相同时期的其他词作(包括指某些词作的原始稿)非常相近。例如‘红旗’一词，毛泽东在1929年到1935年的词作中用过不下五次(如‘红旗跃过汀江’等)。词稿中‘并进长追夸伟略’与反第二次‘围剿’词中的‘为营步步嗟何及’;‘三十万人齐呈虐’与反第一次‘围剿’词原始稿中的‘三路大军齐进逼’;‘今日渠魁应活捉’与反第一次‘围剿’词原始稿中的‘叫他片甲都不还’等，在口吻、表现手法上如出一辙，只能出自毛泽东一人之手。”
萧先生对照曾德林引用的和宋苍松发现的《渔家傲·三次战争》词的文本，觉得“红旗翻处白旗没”与“红旗翻动白云没”当以前者为准。“‘今日渠魁应活捉’与‘渠魁今日应活捉’则似以‘今日渠魁应活捉’在声律上更妥帖些。王力《汉语诗律学》在讲词的平仄时说，‘仄脚的七言律句以平平仄仄平平仄为最常见，仄仄平平平仄仄为较少见’。毛泽东词‘今日’句属于后者，虽较少见，但仍在格律之内。还有，上片‘三十万人齐呈虐’句中的‘呈’字，虽然可与‘逞’字相通，但毕竟不及‘逞’字通俗和合声律，亦有可能属于传抄之误。”
萧先生的上述分析既全面又细致，为《渔家傲·三次战争》的佚存作出了精到论证。总之，《渔家傲·三次战争》体现了一种与敌争雄、志在必得的诗气诗风，这只有毛泽东才具有，换上一个人叫他模仿这种风格也极难。该词一气呵成，甚至不再修改亦可入上乘。假若当年作者重新见到了自己的这首词，他即使对之修改怕也不是太多。
《渔家傲·三次战争》差点佚失，由于有关专家的细心与发掘，使它重新见诸书刊，使之佚存有望。佚存需要经过学术途径，进一步判研、确定其真实性后，收编入新修订的《毛泽东诗词集》。这得依靠毛泽东诗词研究学术共同体一齐努力。我们倘若做些口述历史或能有所收获。比如，我们既可访问1966年及以后编印《毛主席诗词》的一些当事人，亦可访问词的最早披露者曾德林的后人，以期找到一些线索。曾德林的经历表明他在重庆等地接触毛泽东这首词的可能性比较大。曾德林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干事，重庆《新华日报》编辑、记者，陕南公学政治处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重庆市委青委副书记，青年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中央学校工作部部长、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高等教育部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重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等职。1982—1986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5年在北京病逝。曾德林1958年在报刊上披露这首词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故事，这首先表明他本人是毛泽东诗词爱好者。但他既不是红军战士，也未去延安学习过，如果他是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和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期间获得这首词，那么词的来源地很有可能是延安地区。再是，不排除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毛泽东诗词的传抄稿。总的看来，毛泽东的《渔家傲·三次战争》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曾流传，在20世纪60年代被收入《毛主席诗词》传抄编印本。我想，有众多专家齐心努力，该词的佚存为期不远。
（作者简介：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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