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问，折射出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问题意识与规范取向。总体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探索呈现出强化党的自我革命、聚焦公平正义和注重制度完善等突出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进一步凸显。百年变局下的中国，需要保持深化社会主义探索的战略定力，一方面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社会主义在国内的深耕和细作;另一方面坚持为人类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坚持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介入和伸展。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探索，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展示出中国道路新的高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梳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深刻认识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首要问题，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实践的始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指的就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题，它既是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线索，又是把握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关键入口。理论主题之于阐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具有起始性的意义，理论主题转换的历史逻辑之于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新的探索具有提示性的价值，然而，无论对于党的理论创新还是对于中国道路，关于理论主题的阐释和研究少有长久驻足和深度打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主题的充分展开，也是关于理论主题研究空间的拓展和深化。
党的历史上每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都蕴含一个独特的理论主题，也都会面临与总主题或根本性主题之间关系的提问。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道路的探索，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求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实现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现代化问题的解决。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说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接着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30年，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既有辉煌的历史篇章，又有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首先提出并进行初步探索的这个理论主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接续探索的理论主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探索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由此构成中国道路理论探索的总主题或根本性主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追问，既是对毛泽东提出的理论主题的响应和重申，也更多地表明新探索的反思与超越。与之相比，无论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理论主题只具有阶段性理论主题的意义，标识出各个历史阶段特殊的问题域。
基于上述语境审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能够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理论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更深刻地把握这一理论主题转变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层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探索深化的结果，是中国成就的深入展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成熟和定型的历史阶段。这一理论主题的闪亮出场，折射改革开放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式的深入探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致性的有力论证，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形态的发育程度。当然，各个阶段性理论主题的相互联系，决不止有辩护性的价值，因为理论主题从本质上说是问题性的。关于理论主题的研究，不仅需要深入理解各个理论主题的基本内涵及其问题指向，更需要注意揭示理论主题是如何被转换的，又是如何被规定的。将理论主题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层面，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中国自我正名的强烈愿望。中国成就不是改革开放唯一的结果，还伴随着诸如贫富差距等中国问题的副产品，社会制度身份与执政合法性问题赋予的焦虑感，迫切要求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的自我论证，增强道路自信。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思与追问，与其说是完善的立意，倒不如是正名的考虑。他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体上，如此鲜明而强烈地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理论自洽的特殊强调，彰显面向未来举旗定向的政治考量。
从中国道路的视角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主题的辩证分析，蕴含中国道路的完善和中国道路的规范的双重考量。进一步而言，如果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对中国社会现实中最突出问题的理论回应的话，那么，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探索更强烈地包含着一种“理想性引导”的意味。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中国所期待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现代化虽然有其共性的一面，但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一提出，无论从实现形式还是实现形态都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确立起一系列严格的区别。这种区别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和苦痛的缩短和减轻。没有这种区别的确立，我们就不能理解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的超越性。只不过，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种超越作为一种内在超越，注定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矛盾中，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现代化的矛盾较为突出的话，那么，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来消除存在的贫富差距，以此助推社会主义的不断完善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正如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倒逼出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追问和反思一样，当下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凸显，也倒逼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追问和反思。很显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联系起来，可以使理论主题的表达更准确而透彻地展示出问题指向。这也意味着，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的叙述传统，可以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视角展开对理论主题的阐释和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主题的进一步揭示，并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主题内在一致。同时，“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并行不悖、互为表里。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擘划和启航，是对这一理论主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发展的鲜明体现。
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特点
党的十八大召开时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中国成就和现实的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推送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面前，直接促成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探索在延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逻辑的同时，从一开始就显露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规范性校正的意图，中国道路的探索实践由之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坚毅前行”，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探索强大而持久的韧性与定力的自信表达。
（一）强化党的自我革命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创新点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无疑是最突出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主要是强调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后，他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主要是基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提出来。这种思维方式是与社会现实的突出问题相联系的，因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关系的认识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将伟大工程置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
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理论自洽，既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更来源于反思现实的问题意识。就前者而言，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身定位再认识。这一再认识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与社会主义的高度契合，涉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关键地位;就后者而言，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事业不仅难以发展更将难以持续。这一联系的实质，其实是明确更加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担当和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蕴含着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内在关联，展示出党的自我革命的特殊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通过“打铁还需自身硬”形象说明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的理论视野中，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的强化，包含辩证统一的双重考量，并非简单地通过保持党的纯洁性来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是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是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存续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深刻理解党的自我革命，需要基于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道路探索内在的重要环节，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的最大亮点，也是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重要成果。
（二）聚焦公平正义
当习近平总书记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探索的规范性取向的意图就已经显露出来。既关注“善”总额的大小，更关注“善”总额的分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特殊要求。公平正义作为一个古老问题的现实凸显，反映了社会主义的问题特质，提出了基于社会现实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进行对话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探索进一步深入马克思的问题域，将彰显公平正义作为主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和效率的概念曾经长时期占据社会意识领域的核心地位，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但随着物质基础的不断夯实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利益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公平正义问题越来越靠近社会意识领域的核心位置，逐渐发展成为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阐发，构成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重大修改的思想基础。他反复强调不仅继续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的主张，是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重申和匡正;在他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中，共享发展理念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比较而言，他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重要论述，因为发出了新时代空间正义的声音更是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马克思曾深刻诠释了空间正义:“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当然，空间正义只是表层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有着特殊而丰富的内涵，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展开。讨论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既需要观察分配关系，更需要联系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视角，空间分配落差、利益分配落差和风险分配落差的相关性分析，需要联系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需要站在劳动解放的高度才有逐步解决的可能。
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既意味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又意味着过程性和结果性的结合。这个过程性，一方面表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的驱动下，社会主义元素在现实中进一步扩散和深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共同富裕是老百姓最直观最形象的理解。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不仅将在人类减贫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也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上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致性，为新时代更好地利用和把握资本逻辑以及使权力逻辑更好地维护与增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遵循。
（三）注重制度完善
在一定意义上，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道路的探索，就是规划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美好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成熟之时，既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新的文明类型的成功之日，又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跳出历史周期律，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成功之日。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作出的战略规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以理解为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一战略设计的贯彻执行。
邓小平所说的成熟和定型，是指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变化，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改革和完善这一工作的基本完成。这个过程始终是一种适应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因而始终伴随着定性与定型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在变革层面上讨论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底线思维。就制度定性的问题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注入了两个新的内容:一方面，深化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结合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对此，邓小平作过集中而精辟的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制度完善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改革全面体现和贯彻党的领导的过程。另一方面，制度是价值的技术性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建设蕴含着鲜明的问题指向，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呈现出是一个先易后难的渐进过程，说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特指经过40多年改革，剩下的大都是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进入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的新阶段。因此，能否“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成为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就制度定型的问题而言，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在路上的态度和立场，坚持使用进行时态。在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引发的延续至今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我们坚持使用中国道路替代中国模式，就是因为模式既有示范性的意味又有定型的特征，表现出对定型问题的警觉和小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既是对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战略规划的积极响应，更是物质基础的积累和制度建设的成果达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的展开，秉承的不再主要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更多地注重顶层设计，突出规范化的取向，是一个将利益导向与价值导向通过制度完善更好地实现两者统一的过程，其中既有锦上添花又有雪中送炭。制度定型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需要从社会主义的高度理解，它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更充分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应然与实然越来越靠近的过程。
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伟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新的起点的自我确认，以及对中国道路探索主动性姿态的自我宣示，展现的是道路自信新的高度。
这种主动性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主义根据地建设的成功。从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视角看，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自主空间维护。前一个阶段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影响下维护中国自主探索的空间，后一个阶段则是在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下维护中国自主探索的空间。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探索，无论是拒绝还是抵抗，都仍然折射出一定的被动意味。尤其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一种地方性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资本向全球空间投放和扩张的过程中，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社会主义的身份，努力避免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新成员的问题。这一努力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在德里克看来，“统一和分散、同质性和异质性、历史遗留与当今现实，这些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种殖民遗产的残余，同时也打开了一种新的空间，使得人们能够将全球化转化为一种有利条件，以利于地方共同体为生存和正义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为这种空间转向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且我们党“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这个“意味着”，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延续了地方性的生存空间，是一种社会主义根据地得以维持和巩固的欣慰。
这种主动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论述鲜明地直接指向中国构造新的文明类型的普遍性意义。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要为人类共同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意味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最鲜明的展示，是中国天下情怀最充分的显露。这个“意味着”同时也提出了从全球现代性视野来审视和把握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与创新意义的现实课题。如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视角下将时间理解为必然性和空间理解为偶然性的话，那么，这个偶然性不仅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与必然性相联系的，是规律的现实展开形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的探索决定了，中国道路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始终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是时间与空间的有机统一。如果视中国道路为一种“别样现代性”，那么，这个“别样现代性”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同质化的挣脱，也蕴含着超越;不仅蕴含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相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蕴含着地方性和正在成长着的新的全球性的辩证统一。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讨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更需要从人类面临的新挑战的视角展开，换言之，中国道路主动性姿态的保持，必须更多地与全球性问题的思考与解决相联系。尽管“对现代性的剖析，为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和全球性问题的症结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但似乎不能简单地将全球性问题理解为现代性问题在空间上的全球存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过“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后者包含着一种阐释全球性问题的意图。贝克使用“第二现代性”的概念在揭示全球性问题与现代性问题相关性的同时，也表明了全球性问题与现代性问题的差异。前者指向的是工业社会，是单一民族国家就可以应对的问题。后者则指向风险社会。“虽然风险的扩散和商业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但它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逐步受到冲击和重构，逐步进入到第二现代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类似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单一国家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它的解决，需要全球性力量团结合作。在空间优先于时间的现代社会，当下和未来淡化了历史和传统，社会在加速变化之中，不确定性在显著增强，全球性问题的特点日益彰显，正如有学者揭示的:“与现代性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相比，全球性的特点主要是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全球化创造的各种系统形成了人们无法全面理解和预料的环境，任何严密的制度、规则和模型都是脆弱的，都难以应对无法算计的变化。”中国在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还应基于世界视野越来越深刻地将全球性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寻求解决之道。
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探索世界视野的强化。这一强化与其说是新时代中国道路探索的又一特点，倒不如说是中国道路世界意义新的呈现，折射出从中国现代化方案的客观性示范向关于人类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的主动性供给方向伸展。今年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在提醒我们关于中国道路世界视野的展开更需要基于现实层面的同时，也再次提出了全球化未来的现实课题。同时，全球化当然不会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阻断，但疫情确实赋予全球化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与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不同的是，在这个新的全球化阶段，意识形态之间冲突出现了重新上升的势头，西方一些人在主观上认为中国除了谋求世界中心地位之外还在谋求社会主义复兴，由此产生的双重紧张和压力，正在削弱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百年变局下的中国，需要保持深化社会主义探索的战略定力，一方面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社会主义在中国国内的深耕和细作;另一方面，坚持为人类共同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坚持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介入和伸展。这个过程既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空间新的开拓，也是人类新的文明类型更加丰富内容的现实展开。
作者简介：吴波，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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