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蕴含了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内容有：加强政治教育，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严肃党内生活，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密切联系群众，夯实政治根基。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中，鲜明地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忽视政治、淡化政治、偏离党的政治方向等突出问题，有针对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而一般地，学界认为，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思想。长期以来，由于“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概念没有被单独明确提出，而是被消融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各项建设之中，因而学界对古田会议决议中蕴含的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得不够。实际上，“政治”一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出现了100多次，有关提法包括:“政治领导”“政治任务”“政治训练”“政治分析”“政治机关”“政治化”等，涉及党的领导、党内生活、民主集中制等，这些都属于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范畴。毛泽东党建思想，“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政治上巩固党是其重要目标之一，而政治建军具体是通过军队中党的政治建设实现的。因此，有必要以“建党思想就很明确”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文本，认真梳理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这不仅有助于从学理上深化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在实践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加强政治教育，提高党内政治水平
毛泽东十分关注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想，并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主张加强政治教育，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红四军内的党员干部，提高其政治水平和政治辨别力，保持思想政治上的先进性，使红军切实能够担当起重任，完成好党的政治任务。
(一)“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是党的重大任务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并以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能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根本原因在于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体系十分严密，不仅需要阅读大量经典作家的著作，掌握其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还需要联系实际，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成分的构成主体是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不少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党内教育又跟不上，使得红四军党内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对此，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党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指出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的主要表现，包括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等。对此，毛泽东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因而，毛泽东在决议的第一部分内容首先深入分析了不正确思想产生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强调各级党部“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并且，毛泽东从大局着眼来看待党内教育，认为做好党内教育，关系到“红军的健全与扩大”。这说明，毛泽东从政治的高度，提出了党组织教育党员的任务，这是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的重要保证。
(二)在教育内容上突出政治性
毛泽东强调要加强教育，其目的是“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从思想上肃清错误的思想认识，由此产生行动自觉，提高战斗力。一方面，在教育内容的安排上，着重突出政治性，以政治教育作为日常政治训练的基本内容，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政治分析，注意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来决定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在教育材料上作出具体规定，其中多数都和政治有关，比如“组织常识”“政治分析”等。此外，还把十八种材料列为士兵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这十八种材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材料，主要有革命故事、武装组织和战术、政治分析等;二是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材料，如“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怎样做群众工作”等;三是其他常识类的材料，如“识字运动”等。这些训练材料，绝大部分都和政治相关，就是要让士兵能更好地认清政治形势，懂得红军肩负的政治任务，增强纪律意识，掌握开展群众工作的方法，从而着力提高红四军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其不仅会打仗，还能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和纪律，开展群众工作，成为一支人民军队。同时，这些材料又不仅限于政治本身，还包括一些常识，着力于提高士兵的知识水平，从而为其政治能力的提高奠定好的基础。
(三)注重提高教育方法的实效性
决议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政治教育的任务，而且提出了如何进行教育的十八种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编辑出版和学习各种政治读物(包括党报、政治简报和教育同志的小册子等)，开办相关训练班，提高士兵的基本素质;二是召开各种会议，主要有“支部大会”和“政治讨论会”等;三是通过开展批评和个别谈话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纠正个别同志的错误;四是把理论学习同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注重通过“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来提高其政治水平。可以看出，这些方法十分丰富，同时又考虑到党员的能力和水平，能够适应各个层次、不同党员群体的学习教育。决议还对如何开展士兵的政治训练，明确了具体而详细的办法。这些方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根据具体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按照普通、特别和干部三种不同的班次，安排政治课;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对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人员开展个别谈话;三是注重开展经常教育，如要求支队每星期都要进行一次集合讲话;四是寓教于乐，注重运用游艺开展训练;五是坚持政治教育与改善待遇结合，如规定“废止辱骂”“优待伤病兵”等。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教育的方法是多样的，并不局限于常规的理论学习，还要讲灵活性，根据对象不同有所区别，多运用士兵欢迎的方式，同时也要注重改善士兵的物质待遇。
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政治领导
针对红四军内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特别是在处理上下级、个人与组织、党与军队等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要分析其具体表现和成因，并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正确处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红四军在坚持党的领导上，存在忽视政治、颠倒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单纯军事观点等情况。对此，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分析了其具体表现、原因和纠正办法。其中指出，单纯军事观点认为红军的任务和白军相仿，只是单纯打仗，认为“军事领导政治”，忽视宣传工作，等等。对此，毛泽东认为，单纯军事观点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认识到“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毛泽东在分析时特别强调了“政治领导”的概念，揭示其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但是，关于政治领导的具体内涵，决议并没有直接给予解释，而是强调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政治领导，就是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领导军队，让军队接受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此，决议规定，“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党领导一切”的基本要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根据这一原则，决议具体规定了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强化红军中政治系统的地位和领导作用，完善党对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提供了制度保证。
(二)坚持下级服从上级，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
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既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要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中，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上下级关系。红四军内就发生过这类问题，上级的决议不能得到迅速传达和执行，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和帮助做得也不够。对此，毛泽东指出，不仅要从理论上分析问题发生的根源，而且在组织上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这一要求，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的鲜明特征，并于1956年被写进了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现行的党章中也保留“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的表述。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上级的领导机关，必须掌握和了解下级和群众的基本情况，以此为基础，进而形成“正确的指导路线”和重要决议，这是下级全面贯彻上级要求的前提。另一方面，下级机关必须迅速传达上级的重要决议，并研究具体执行办法。同时，针对上级对下级指导不够的情况，规定下级应向上级作报告，同时上级应详尽讨论和答复下级的报告，并安排人员出席下级的有关会议。这其实就是要加强请示报告，强化上下级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加强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和帮助。这些方法，对于当下处理上下级关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仍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传达党中央和上级精神时，务必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层层开会、发文件，只做口头传达，不见实际行动。
(三)坚持少数服从多数，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和个人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织作出的决定，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列宁曾指出，“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组织”，“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早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章程中的第二十四条就规定“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然而，在红四军内，仍然存在着少数不服从多数的非组织观点，特别是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后，往往发生不执行党的决议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决议分别从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一方面，要发扬民主，允许参会人员在开会时充分发表意见，搞清楚有争论的问题。只有让参会人员充分发表意见，才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各方面情况，进而作出正确而符合实际的决策。同时，这也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体现，有利于消除分歧、增加共识，推动决议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后，必须执行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这既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也是党的组织纪律的要求，是坚持党性原则的体现。这些要求，既尊重了少数人的民主权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又坚持了集中的原则，有利于保证党组织行动的统一。
严肃党内生活，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针对红四军内生活中存在的随意化、庸俗化现象，决议强调应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还提出了“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目标。所谓“政治化”，就是要使党内生活围绕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进行，增强政治性，防止陷入事务主义、偏离方向。所谓“科学化”，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实现党内生活的规范化、常态化。为此，决议着重从党内批评、会议、纪律等方面具体展开，作了详细的规定。
(一)正确地开展党内批评
针对红四军内开展批评存在的非组织现象，如把批评变成了攻击个人，毛泽东强调，必须予以纠正，正确认识到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而不是把批评当成攻击个人的工具;要认识到组织的重要，并在党内进行批评，特别是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批评。针对主观主义的批评造成的党内纠纷、破坏党组织的情况，决议规定，批评要有证据，特别是要开展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防止陷入主观武断和空想盲动;针对有同志把批评重点放在个人小的缺点上而忽视大的方面的现象，强调批评要着重针对政治、组织上的缺点，防止批评庸俗化，防止把注意力集中到小的个人缺点上，以致忘记党的政治任务。可见，毛泽东关于开展党内批评的正确方法，实际上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政治目标而进行，防止因偏离政治而使批评这一党组织的武器成为达到个人目的工具。当前，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对此，必须加强教育引导，让党员干部懂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方法，使批评和自我批评紧紧围绕党的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主要工作，切实防止批评的庸俗化、随意化，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的有力武器。
(二)会议要常态化、政治化和实际化
会议是党内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平台。决议针对红四军内召开会议存在的突出问题，专门制定了具体办法。在召开时间上，针对开得少、没有按时开的问题，决议规定应定期开会，有计划地开会。针对党员对开会缺少兴趣的现象，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会议意义不明、会议决议执行不力、缺少准备、氛围死板等。规定会议既要政治化，还要实际化，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坚决执行会议决议，提高会议执行的效率;做好会议的准备，议事日程要具体明确，提前做好调查研究;会议进行中，要注意引导，而不能随便打断;会场秩序要反映出积极活泼、爽快的精神，让参会人员的心情愉悦，从而提高参会的积极性;等等。这些方法，实质就是要实现党内会议的制度化，既紧紧围绕党的政治任务，不偏离政治方向，同时又结合实际，力求有效解决问题，如此方能提高党员干部参会的积极性。在新的形势下，也有必要运用好这些方法，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认真做好会议的准备，合理安排会议议程，营造良好的会议氛围，增强党内会议的政治性和有效性，使会议成为开展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平台。
(三)严格执行纪律
纪律严明，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分析了红军纪律松懈的原因，特别注意到了纪律执行的问题。对此，决议规定应“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严格地执行纪律”。这一规定，表明了制度执行和纪律执行的重要性。针对发展党员过程中降低标准的现象，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应“厉行洗除”不符合条件的党员，还进一步明确了入党的五个条件，并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规定必须“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同样必须注重纪律执行，做到违纪必究、执纪必严，让党的纪律真正“带电”，成为党员干部行为的“硬约束”。
密切联系群众，夯实政治根基
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也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到军民鱼水一家亲。
(一)把“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作为宣传工作的任务
“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决议指出了红军在宣传工作上存在的缺点，主要包括:在内容上，没有具体政纲，忽视群众日常斗争，等等;在技术上，宣传队不健全，没有革命歌谣，纪律宣传不充分，很少开群众大会，等等。对此，毛泽东指出:在内容上，要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宣传和鼓动口号要适合当地实际，还要根据时间进行调整，以契合当地群众的需要;在技术上，要重视宣传队，加强对宣传队的领导，各宣传队受政治系统指挥，宣传队费用由政治部发放;把士兵中的优秀分子挑选为宣传员，提高宣传队的整体素质;充实政治部宣传科，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政治部宣传科要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办好《时事简报》，每星期至少出一张，内容要丰富，编印要快;各政治部要征集并编制革命歌谣;“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如“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宣传工作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宣传，还可以通过传唱革命歌谣以及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等具体行动上。新形势下，做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同样需要在内容和技术上下工夫。一方面，宣传的内容在符合中央要求的前提下，必须具体明确，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做到见人见物见思想，切实防止空对空、脱离群众。另一方面，要充实宣传队伍，选拔优秀干部从事宣传工作，运用好歌谣等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吸引力。
(二)严重的注意“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
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时刻注意群众的利益诉求。决议对肉刑问题特别关注，强调“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对此，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必须坚决废止肉刑，举行废止肉刑运动，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决议还明确废止肉刑的具体法律程序:一是对红军惩罚条例进行修改和完善，明确对肉刑的惩罚方式，使废止肉刑有据可依;二是颁布经过修改后的、新的惩罚条例，使条例正式生效;三是召开会议，加强条例的宣传教育，让所有的官兵拥护和支持。这些步骤，实际上涉及制度建设的主要环节，包括制度的制定、完善、教育与执行等，如此方能使废止肉刑的规定得到全面执行。新形势下，同样必须特别关注并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注重运用好制度的力量。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制定和完善，还需要宣传和普及，认真开展制度教育，增强对制度的认同，使制度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三)优待弱势群体
密切联系群众，特别要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决议分析了红四军内的伤病兵的痛苦现象，这些士兵的不满增加了官兵间悬隔，造成逃兵增加，进而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对此，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军政机关要对卫生问题予以充分讨论，要健全卫生机构，设法解决“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官长要关心伤病兵的冷暖，随时看望他们，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提出，这些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行起来”。也就是说，这些举措和方法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性的、制度化的，要成为密切领导和士兵群众关系的长效机制。可见，毛泽东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制度化的重要性，强调要实现这些举措的规范化和常态化。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关解决办法。其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制度，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体系，并通过有力的制度执行。
综上，古田会议决议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思想，而且相当部分的内容蕴含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梳理决议中蕴含的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处于根本地位，发挥着统领作用。正是由于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而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既面临新问题，又面临老问题，需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借鉴古田会议决议中的有益做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定政治信仰，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提高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作者简介：方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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