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从领导干部必备的战略领导方法、思想领导方法、基本工作方法等三个主要维度对领导方法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科学性总结、理论性概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方法理论体系。重温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重要论述，系统梳理他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思想理论，对于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从理论体系上看，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主要包括战略维度、思想维度、工作维度。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提高领导水平，这是党中央对全党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2020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七种能力。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最基本的就是要掌握科学领导方法。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在探索领导方法、提高领导艺术的道路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他对领导方法的研究和运用，始终贯穿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并形成了关于领导方法的思想理论。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重要论述，系统梳理他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思想理论，对于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毛泽东曾用过河需要的桥或船形象地提出领导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从这一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视域中，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一切方式方法和途径等都是领导方法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体系上看，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战略领导方法、思想领导方法、工作领导方法等。笔者主要尝试从战略维度、思想维度、工作维度三个主要方面对如何把握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作出探讨。01|战略维度:领导干部要掌握高超的战略领导方法
毛泽东认为，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是领导方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前提。战略领导正确与否决定战略目标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因此战略领导就成为领导方法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所谓战略领导就是领导者对关系事物发展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等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制定正确战略方针并组织有效实施、实现预定战略目标的行为。战略领导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胸怀全局、科学预见和正确决断。
(一)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全局
毛泽东非常看重把握全局，提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从部分开始的，是通过一个个部分而逐步实现对事物的整体认知。因此，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就不能仅仅停留和满足于对事物部分的认识，而要把所有部分综合起来，形成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和判断。与此同时，还要把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既要搞清楚部分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又要把握住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胸怀全局，正确地指导工作，避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都不明确的条件下，毛泽东就从旧中国的全局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得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的重要结论。这一重大论断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必然是农村包围城市，因而对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时，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局部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的决定因素，“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此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国内外战争局势等重大问题更加注重从全局分析研判，从而得出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二)领导干部要学会科学预见
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科学预见能力，“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就必须预见”。他认为，作为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都看不见或者只看见已出现的大量普遍东西，不能算领导。只有“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所谓预见就是通过敏锐地观察、分析和研判，对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基本趋势形成清晰而准确的判断。预见就要求领导干部要站得高、看得远、判得准，对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一个基本判断，并能预判事物最后发展的结果，为作出科学决策、制定正确战略方针奠定基础。
毛泽东对诸多涉及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都做出了科学的预见。在抗日战争伊始，他就提出了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的重大判断，为中国人民团结抗战指明了方向。在抗战一周年之际，面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全国上下各界郁闷彷徨，亡国论、速胜论甚嚣尘上之时，毛泽东通过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命运的全面深刻分析，有力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重大论断。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和决心，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他又明确预见到中国将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再次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科学性。
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又高瞻远瞩地谆谆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瑏瑠，并据此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两个务必”是极具预见性、前瞻性的，对于警示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仍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和时代价值，全党更应该牢记“两个务必”，更需要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无数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任何科学预见都离不开他长期形成的高超战略思维能力。
(三)领导干部要做到正确决断
与把握全局、科学预见密切相关的就是正确决断，即毛泽东所强调的“多谋善断”。所谓多谋，就是要多方面收集不同意见，提出不同解决方案;善断，就是要善于全面综合所收集的意见，形成科学正确的决策。毛泽东曾批评有的领导干部不仅不能做到多谋，更做不到善断。怎样做到多谋善断呢?毛泽东认为要善于观察形势。“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要全面分析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通过对变化了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思想动态等方面的综合分析研判，敏锐地发现当前形势与前期形势的异同，并能对未来形势发展做出一定预判，为作出科学判断奠定基础。
要善于当机立断。“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正确观察形势对作出科学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形势观察是否正确决定了能否正确决断。但是，即便形势观察正确却不能立即下定决心，形成科学判断，也是不行的。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些形势特别是有利形势会稍纵即逝，即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此，准确把握形势并迅速做出科学决策就体现了领导能力的高低。面对难得的机遇，好的领导干部就会提前做好准备，紧紧抓住机会;反之就会错失良机。这种情况在战争中表现更为突出，战机瞬息万变，能否把握住战机决定敌对双方的生死存亡。
要善于吸收不同意见。毛泽东主张要与朋友、上下级通气，征求意见，不仅要注重相同意见，更要注意不同意见。“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他借用“多端寡要，多谋寡断”来说明吸收不同意见的重要性。这里的“谋”或“端”都可以理解为不同意见。只有综合所有意见，善于抓住起决定性、根本性作用的方面，才能作出更为准确和正确的决断。因此，多谋善断是领导干部必备的重要领导方法。
思想维度：领导干部要掌握正确的思想领导方法
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根据这一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在毛泽东领导方法的语境中思想方法即思想领导方法。思想方法是领导方法的核心内容，思想方法不对头就很难形成正确的认识，得出科学的结论。加强思想领导，注重从思想方法入手解决实际问题是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并积极践行的领导方法。他在探索和运用领导方法的过程中，提出了做好领导工作必须掌握的诸多思想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矛盾分析。
(一)实事求是是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基本思想领导方法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成语“实事求是”做出了全新的阐释，也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提出了具体要求。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臆想出发。这是因为人类生活其中的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并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人类只有尊重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否则必然导致失败。
实事求是要求领导干部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认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倡导并坚持实事求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分析研究，不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也找到了适合中国的具体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曾按照苏联模式走了一段时期的弯路。后来经过艰苦探索，才又重新回到从我国实际出发的正确轨道上来。
实事求是要求领导干部破除一切迷信。“毛泽东一直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一切迷信。”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从主观愿望、本本或主观经验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实践证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学习和借鉴别国成功经验，但又不能盲目迷信，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必须坚持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条件出发，走适合自己的建设道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加有力地诠释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极端重要性。
(二)群众路线是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重要思想领导方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也是党的生命线，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重要领导方法。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能否自觉坚持群众路线首先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毛泽东提出“一般和个别”“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就是对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两个结合”体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凡是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充分吸收广大群众的意见而做出的，即从群众中来;同时又必须由群众来判断是否正确。在此基础上，再把群众的反馈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更准确更科学的方针政策，再回到群众中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正是通过这样无限循环的认识而进行的。每经过一次，我们就会获得比上一次更为正确、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为全面的认识。这是我们党在领导方法上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因而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重要领导方法。
坚持群众路线要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关心群众利益，始终坚持把“一切为了群众”作为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把“一切依靠群众并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克服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毛泽东从政治的高度强调，建成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离不开密切联系群众。因此，坚持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领导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毛泽东列举并批评了脱离群众的三种错误现象:“自上而下的多，自下而上的少;从领导到群众的多，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少;一般号召多，个别指导少。”
(三)矛盾分析方法是领导干部要学会的科学领导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世界，因为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此，领导干部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必须掌握矛盾分析法。矛盾分析法是毛泽东最为看重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之一。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主张要善于抓住中心，坚持“两点论”，学好“弹钢琴”。
善于抓住中心。毛泽东指出:“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这是由于复杂的事物都包含诸多矛盾，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这些诸多矛盾中，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决定作用。在同一矛盾中，矛盾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要善于抓住中心。坚持在一定时期内只有“一个中心”是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只有抓住中心才能牵住“牛鼻子”。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紧紧抓住“土地问题”这一涉及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中心问题，围绕土地革命成功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认识到经济困难是当时的中心工作。因此，党的“中心工作”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坚持“两点论”。唯物辩证法要求看问题要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防止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强调抓重点并不否认工作重点之外的其他方面工作，而是要求分析问题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矛盾的特殊性;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认识。毛泽东坚持“两点论”，就是要全面地分析研究事物，防止片面性。“两点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方法一直是毛泽东倡导和运用的重要领导方法。
学好“弹钢琴”。毛泽东曾用“弹钢琴”作比喻提出:“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做领导工作，既要抓住中心，又要做到统筹兼顾，协调配合，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批评了那种借口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工作而忽视甚至不进行经济建设的极端错误，同时也批评了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而离开革命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各战役、各战场之间的协调配合，围点打援战术巧妙结合等等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弹钢琴”方法的娴熟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深刻论述更是对“弹钢琴”方法运用的典范。
工作维度：领导干部要具有科学的实践领导方法
毛泽东所倡导的领导方法还包括具体的工作方法，这类领导方法主要体现在开展具体实践工作中，因此可以称之为实践领导方法。他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实际工作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诸多指导性的实践领导方法。这类领导方法主要有调查研究、工作要抓紧抓实、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统一等。
(一)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解决问题的基础。毛泽东大力倡导并亲自开展调查研究。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寻乌调查》等光辉著作。毛泽东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调查研究是制定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前提。领导干部只有亲自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才能为做出科学决策奠定基础。“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事物是复杂的，具体事物又各有不同，要认识事物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了解和把握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正确的决策。正因为此，他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对于怎样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提出了基本工作方法。首先，召开座谈会。这是毛泽东采取的最主要的调查方法，也是领导干部获取第一手资料、取得发言权的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毛泽东要求，在座谈之前，对参加座谈的对象要根据调查任务做好安排。“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其次，善于解剖麻雀。开展调查研究不需要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只对典型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即“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解剖麻雀还要选好选准“麻雀”，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普遍性的典型案例，不能只是特例或个案。再次，要做到点面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的调查方法。“走马看花，不深入”，只能了解到表面的情况，对事物只能大概了解。而下马看花，就可以做到“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从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验证并深化“走马看花”的调查成果。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把“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事物由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的全面深刻认识，才能揭示事物发展规律，为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抓紧抓实是领导干部最有效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认为，作为领导干部分析研究形势，提出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做出决策部署，工作还不能算完成了，关键是要抓落实，看具体实施的效果。针对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领导干部重部署轻落实、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毛泽东提出对主要工作“一定要抓”而且要抓紧抓实。
领导干部要把任何一项任务完成好，首先就是要抓。对于如何抓?毛泽东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方法。一是要调查。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做到“情况明”“决心大”，从而为抓好工作任务奠定基础。如果对一项工作任务部署的前因后果等具体情况和实施条件都搞不清楚，就很难把工作任务落实好。这是基本前提。“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二是要指导。要对工作任务的开展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保证按照工作任务、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进行。三是要检查。就是要深入群众，了解在落实任务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遇到的问题，要帮助他们提出解决的办法。这样才算把工作抓到位，才能为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创造基本条件。领导干部做任何工作如果不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就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做工作还要抓紧。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那么如何做到抓紧?第一，当任务确定后，就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进。任务下达后，就要认真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配套措施，保障任务顺利完成。任何工作任务的完成都是要靠真抓实干才行。第二，在任务进行中，要注意做好总结。一方面要善于总结有助于工作任务顺利进行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也要总结失败的教训，既要看到成功的方面，也要重视不利的方面。“领导方法上应注意多介绍经验，好的坏的经常通报。”第三，要注意纠正偏差。工作任务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制定和下达的，但形势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具体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措施和办法，脑筋不能僵化。
关键是要抓实。毛泽东认为，“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对于如何抓实，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毫不放松。任何工作只有持之以恒，紧紧抓住不放，慎始慎终，久久为功，才能取得实效。否则就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二是要注重实效。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做任何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注重抓落实的结果。三是要坚定必胜信心。毛泽东要求“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领导干部带领群众执行任务，做好工作，首先要有必胜的信念，才能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取得最后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讲究策略是领导干部的重要工作方法
毛泽东认为，当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领导方式也要跟着变化，即“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即是领导策略问题。领导策略就是围绕一定的战略任务，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形势和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的具体工作方式方法和手段。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策略就表现为战术原则。
毛泽东不仅是战略大家，更是善于灵活运用策略的巨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军进行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虽然都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原则，但在具体运用中所采取的战术又根据战机的变化各有不同，充分体现了灵活机动的策略特点。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实施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经过“四渡赤水”一举突破蒋介石大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创造了长征史上的军事奇迹。1935年，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民族危机，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待国民党采取了既要坚决斗争，又要区别分化瓦解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正确运用，争取了国民党内部反对内战的大批人员和高级将领，成功孤立了好战的顽固分子，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毛泽东指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毛泽东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策略没有灵活性，原则的坚定性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没有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也就失去了意义。战略方针必须坚持原则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实现战略任务的具体策略又必须坚持灵活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政治图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为争取和平毅然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中既坚持争取和平的战略原则，又积极采取斗争策略，给予蒋介石集团沉重打击，迫使其签署了“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超领导艺术。
总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中，通过深入思考和持续探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许多领导方法。他从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思想领导方法、基本工作方法三个主要维度对领导方法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科学性总结、理论性概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方法理论体系。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领导干部如何做好领导工作、提升领导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领导方法仍然是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基本方法。今天重温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思想理论，深化对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的学习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简介：韩树海，男，山东济宁人，博士生，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毛泽东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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