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个答案：从“民主新路”破题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功探索

1945年7月初，黄炎培先生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在这里，他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作风清明、军民团结一致、社会安定有序的和谐景象，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与未来。但他深谙历代封建王朝兴衰存亡、循环往复的政权更替，都没能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当毛泽东向他询问访问延安的感想时，黄炎培坦率地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实际上，毛泽东对于民主问题早有思考。早在1938年7月，毛泽东在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就把陕甘宁边区定性为“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并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论证了在中国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历史必然性，并初步描绘了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蓝图。可见，在党尚未全面执政的条件下，毛泽东早已在全盘思考革命胜利、夺取政权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黄炎培之问”更是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醒。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如何通过发展人民民主、依靠人民监督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结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启了以人民民主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伟大征程。

（一）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把民主从概念范畴层面扩展到制度体系层面，在领导国家政权建设中坚持落实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毛泽东继承并实践了这一基本观点。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出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在党局部执政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权形式。1948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问题，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我们的政权形式既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也不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而是通过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按照这一构想，中国共产党本着民主团结的态度诚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两个方面架构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认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由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以根本法的形式得以正式确立，为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外，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和完善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保障人民民主、依靠“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石。

（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民主集中制：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保障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对此，毛泽东指出：“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他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权机关建设中，明确提出新中国国家机关权力运行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进而确立了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没有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不可能得到巩固，可以说，实现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大制度优势。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执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避免陷入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的“泥坑”；切实贯彻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互相监督的方针，开展统一战线活动，广开民主渠道等。这些政策措施为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集中正确意见，形成统一意志提供了重要保障；为避免各种相互掣肘，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高效贯彻执行，不断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重要基础。质言之，只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才能使“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民主制度保障。

（三）拓宽人民监督形式和渠道：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途径

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蕴涵着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二是人人起来负责。前者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监督体系，保障人民监督权利；后者强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党和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各级国家行政人员都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的人民公仆，因此，“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要“人人起来负责”，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主监督权利。基于此，毛泽东一方面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积极倡导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国家社会事务管理中来，通过行使监督权利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坚持发展党内监督的同时，高度重视对权力辅之以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并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拓宽民主渠道以切实保障人民的监督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接受群众的监督”写入“五四宪法”，以法律保障人民监督权利；建立信访工作制度，通过受理直接来信来访的方式畅通人民群众监督渠道；在企业、合作社分别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社员代表大会制，为加强群众监督提供制度保障；重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认为民主人士的监督“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并制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方针。此外，除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外，毛泽东还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求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等媒体拓宽监督渠道。这些实践探索对初步构建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依靠“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有效的现实途径。

此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好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在继承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防止历史周期率重演、努力实现长期执政而不懈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找到了一条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次提出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论断，这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社会主义民主，深刻揭示了中国式民主具有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鲜明特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最大限度地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践民主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确保党长期执政、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迫切要求。

/二、第二个答案：外靠人民监督与内靠自我革命的新时代作答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的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是党立足当前新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对成功破解历史周期率千古难题进行的新思考新探索。自我革命的根本要义是自身过硬，它既同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新路”共同作用于努力实现长期执政的同一目标，又实现了外部监督和自我监督的内外结合、有机统一，是新时代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遵循。

（一）坚持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作答

坚持自我革命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从不讳疾忌医，努力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努力实现长期执政的信心和决心，也有力回击了西方政党政治理论提出的“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问题”的所谓“悖论”，是新时代我们党对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新时代作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他常常借用“霸王别姬”的故事告诫全党，必须依靠自我革命探索出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正如当年黄炎培所说，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及农民政权，“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统天下的秦王朝最终落得“秦为天子，二世而亡”，“文景之治”、武帝称雄后的汉朝最终落得烽火四起、三国纷争的结局，创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也未能坚守励精图治的本心，终致民不聊生、祸乱丛生。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农民起义往往也是先胜后败，都没能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一般来说，导致人亡政息历史悲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封建统治者及农民阶级由于自身局限性，“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最终“自毁长城”。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启示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性质宗旨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自身过硬，只要我们党自身不出问题，我们就能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支配。所谓自身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从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演变，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不能在执掌政权、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敬终如始，不能在管党治党中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理想信念动摇、精神懈怠、纪律涣散、腐败丛生等问题，即使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终也避免不了“自毁长城”的历史悲剧。这便是我们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也是自我革命作为新时代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第二个答案的原因所在。

（二）全面从严治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现实路径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以抓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为主要切入点，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了一条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革命的现实路径。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在这场革命性淬炼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质言之，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在实践层面对如何坚持自我革命进行的艰辛探索，是我们党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现实路径和必然要求，对党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确保自身过硬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在科学把握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和王朝更迭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以“四个不容易”生动概括了历史周期率的实际支配作用，也深刻阐明了克服国家治理危机、实现长期执政的现实要求。他告诫全党，“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要坚持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同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坚持不懈地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并指出这是“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一是要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把“严”的主基调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愈大愈惧，愈强愈恐”的态度，对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各种因素保持高度警惕。二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调查研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三是要解决好党内腐败问题。腐败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毒瘤”，中国历史上因腐败堕落而导致政权覆灭的先例比比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但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党实现长期执政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保障

70多年前，面对“黄炎培之问”，毛泽东从思考和探索党与人民关系视角出发，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外部监督来约束、规范和制约权力的运行，进而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支配。2018年1月，习近平针对当时我国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深刻把握“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危害性和破坏性，明确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同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掌权为公则能使权力为人民造福；反之，一旦失去约束，权力就可能被滥用，进而滋生腐败，贻害无穷。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也决定了我们党绝不能依靠西方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来解决权力监督问题，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且完全有能力通过强化自我监督来解决自身问题。通过健全党内监督体系防止权力滥用，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在为民所用的正确轨道上运行。

对于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必不可少，但自我监督是第一位的，是最具根本性的监督。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最根本的要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为我们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这套监督体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把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等有机结合，大力推动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的相互贯通，形成了权威高效的强大监督合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并对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作出明确制度安排，构建起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三、深刻认识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内在统一关系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这“两个答案”的提出相隔了70多年，但党对发展人民民主和推进自我革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始终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二者理论同源、相辅相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随着党的执政环境和历史方位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完善，生动体现了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主动和高度自觉。

（一）“两个答案”理论同源，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内在蕴涵着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原理，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的初心使命。

一方面，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一政治立场直接决定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公仆，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始终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敢于接受人民监督的最大底气，也是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习近平指出：“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能否实现自我革命直接关乎人心向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的淬炼中锻造的。正是由于我们党没有任何私利而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的鲜明政治品格，才更加坚定了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勇于同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作斗争的决心和勇气，才促使党更加自觉地接受人民的评价、检验和意见，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综合来看，发扬人民民主为党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动力，自我革命为党坚持人民监督提供了重要保障，二者内在统一于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根本属性，又深刻揭示了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内在逻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二）“两个答案”一脉相承，贯穿于走好“赶考”之路的伟大历程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贯穿于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伟大历程之中。在这条从实现全国执政、巩固执政地位到确保党长期执政的“赶考”之路上，随着所处历史方位的转变，党对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与发展性特征。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充分估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后，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风趣地称之为“进京赶考”，并指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两个务必”“进京赶考”，是在“民主新路”基础上对破解历史周期率的继续求索，包含了毛泽东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他深谙古往今来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对夺取政权后可能会滋生的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情绪保持高度警醒，“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也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对如何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障人民民主、实现长期执政的深刻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时刻保持着“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的清醒认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下大力气整治党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努力探索一条依靠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从“两个务必”的警醒到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自我革命探索，从“进京赶考”到常怀“赶考”之心，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使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在实践探索中完善发展、相互促进。

（三）“两个答案”相辅相成，深化于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良性互动之中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事物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最根本的，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外因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通过内因发生作用。二者辩证统一，是推动事物发展的重要动力。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内靠推进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使党不断发展壮大。这“两个答案”内外结合，相辅相成，在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良性互动中共同指向确保党长盛不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奋斗目标。

一方面，对于党而言，确保自身过硬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所在。正是基于“世界上最可怕的敌人从来是自己”这一深刻认知，习近平告诫全党：“我们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更需要‘愈大愈惧，愈强愈恐’的态度，切不可在管党治党上有丝毫松懈。”特别是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后，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仍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且花样不断翻新，前进道路上的风险考验越来越复杂，外部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尤其是要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觉和自律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充分依靠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另一方面，习近平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一般来说，人民群众往往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看得更清楚，通过发展人民民主、强化人民监督能促使党不断检视自我，扫除身上的政治灰尘，还能形成自我革命和自我监督的外部制约力量，在内外统一中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可见，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一个侧重于发挥外部制约力量，通过他律来激发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另一个侧重于发挥内在约束力量，通过自律来确保自身过硬，并保障人民监督更有实效。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在自律与他律的良性互动中走出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可行路径。

/四、系统把握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内在统一关系的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持续探索“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从“民主新路”破题到发展人民民主和推进自我革命同向发力，这是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党立足新阶段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清醒的历史自觉不断掌握战略主动的鲜明体现。正确认识和把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及其内在统一关系，要求我们在实践中突出优势、统筹推进、创新发展，实现发展人民民主与推进自我革命同向发力、相向而行。

（一）在创新发展中发挥“两个答案”的各自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次历史性回答，鲜明指出了“如何执政”“如何实现长期执政”这两个关键因素。这两个因素各有侧重，在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上发挥着各自独有的现实功能。因此，协同推进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要注重发挥“两个答案”的各自优势，并在不断丰富发展中求索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不断回答好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历史难题，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第一，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贯彻“民主新路”提供制度保障。“民主新路”聚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如何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极大地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优越性，为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的人心向背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习近平在提出自我革命第二个答案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或否定“民主新路”这个第一个答案，而是坚持在实践中开拓创新，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新思路新理念，并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这一重大理念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话语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毛泽东的民主新路答案提升到新的高度”，深刻阐明了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色，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践民主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确保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迫切要求。因此，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战略规划，在主体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将全体人民纳入民主过程，特别是更加重视维护和保障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政治权利，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过程中强调共建共治共享，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表达与实现；在内容上强调全覆盖的民主体系，把人民群众所关心关注的各项问题纳入民主议事日程，把人民民主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从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维护人民民主权益。

第二，把自我革命进行到底，锻造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相对于“民主新路”，作为第二个答案的自我革命，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因人民监督失效、政党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侧重点聚焦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强调外部民主监督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执政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与自我革新。这一新答案深刻把握了内因对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性作用，把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确保党自身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作为主要抓手，为党破解历史周期率赢得了战略主动。因此，要坚定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信心与决心，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在自我革命的锻造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同时，要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增强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时刻保持对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高度警醒，在把握战略主动中领悟历史周期率的破解之道。

（二）在有机结合中实现“两个答案”的双向互动

从历史上看，导致封建王朝治乱兴衰或政党更替的原因是多样的，因而，思考和求解历史周期率也就不是单向选择，而是要多措并举，形成合力。从人民监督的外生动力到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两个答案”既共同作用于努力实现长期执政的同一目标，又深刻揭示了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内在逻辑。这就启示我们，只有在实践中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两个答案”的双向互动，才能在人民监督中检视自己，在自我革命中淬炼自己，才能为实现党长期执政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

一方面，人民监督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外部动力。从价值取向看，发展人民民主、实现人民监督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帮助有效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与推进自我革命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由人民监督倒逼产生的强化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省、自觉与自律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动力之源。因此，要构建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还要以党内监督带动群众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其他形式的监督，在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贯通协同中形成监督合力。另一方面，自我革命是对人民监督的直接回应，是确保人民民主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这种由外而内的转化是对“民主新路”第一个答案的时代发展与深化，是中国共产党从自在到自为的鲜明体现，充分彰显了党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坚定决心。因此，要切实发挥党的自我革命革除自身弊病的独特优势，严肃查处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行为，增进民生福祉，自觉将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见、建议转化为党自我革命的主要切入口，不断提升以自我革命保障人民监督的有效性。质言之，外靠人民民主、内靠自我革命的“两个答案”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不断解决自身问题，提高执政能力，进而全面夯实党长期执政的过硬本领。这“两个答案”是我们党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根本遵循，生动展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