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叙事分析时，笔者运用了“整体—形式”的诠释方法，该方法着眼于叙事者的整部话语材料，重点在于运用叙事材料获悉整体的形式结构特征。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政治生活、思想活动和文艺发展等叙事要点的表述，有其独特的话语叙事逻辑。通过分析可以总结出其叙事线索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叙事主题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叙事结构为“创生话语—凝练本质—构建方法”的推进型模式，叙事特征则蕴含于结构中，相对应地表现为文化性、阶级性和方法性。
（一）话语叙事线索：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历程
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图景是在历史线索和革命场域的时空维度里被勾勒出来的。毛泽东从建党初期就注重从国内的实际叙事背景出发，分析探讨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指导中国的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内就如何开展工农运动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种倾向，基于此情况，毛泽东开展了深入调查并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以此来纠正上述两种倾向，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思想态度和政治主张，是其意识形态阶级叙事的初步阐发。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存在着大量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深刻意识到上述现实问题和错误话语会阻碍革命的前进，在1929年由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逐个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揭示了其叙事来源和消极影响，为党和军队的思想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是其意识形态建设叙事的初步表达。此外，党内也曾有一部分坚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或截取马克思主义书籍里的只言片语，或只执守于自身革命的片面经验，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对此，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叙事材料和中国革命的话语环境，于1937年接连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理论层面批判了主观主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正内涵，也是其意识形态思想坚实的哲学根基。正是基于前述革命叙事空间和相对较为零散的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话语的逐步累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其中以“文化”为焦点主题来叙述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以成熟的面貌呈现出来，毛泽东意识形态文化叙事集中体现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成为了毛泽东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思考方面的主要任务。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史等科学意识形态的学习与宣传，另一方面继续开展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斗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所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集中阐述了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综上所述，充分说明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是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叙事生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线索。
（二）话语叙事主题：意识形态领导权
通过对叙事资料整体线索和主题印象的考察，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是贯穿于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焦点主题和逻辑交汇点。在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全面论述中，不难总结出毛泽东遵循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叙事逻辑。首先，意识形态领导权包含思想文化和政治权力的双重意蕴，它强调的是以非强制、非暴力的形式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正如毛泽东在探讨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时所指出的：“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这表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内涵是寻求人民群众对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正确价值观和优秀思想文化的自觉自愿认同。其次，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且其重要性又为何贯穿于毛泽东的总体意识形态思想?这应当从意识形态的结构地位和能动作用予以解释，基于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表达，同时还对社会生活产生能动的规范作用。毛泽东始终围绕党在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强调要发挥好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他指出“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这一“造”字足以突显出其引领与塑造社会运动之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谈论战略问题时则直接点明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首要地位：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依然强调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首要条件，他在《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指出：“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再次，毛泽东关于如何进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论说兼具策略性和可行性。譬如有人曾质疑中国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而不能进行科学上的领导，对此，毛泽东辩证地指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且提出要让知识分子循序渐进地学习贯通马克思主义；将理论转变为可行的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也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的方面，他提出了实施积极的思想教育、做好舆论宣传工作、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能增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措施和方法。
（三）话语叙事结构：创生话语—凝练本质—构建方法
在本研究中，叙事特征与叙事结构相互交织，文化性、阶级性和方法性的叙事特征最终以“创生话语—凝练本质—构建方法”的叙事结构表现出来。
1．创生话语：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文化叙事
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文化叙事是其整个话语体系中的首要及鲜明之处。这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经过了一系列革命的实践和理论叙事材料的研读之后所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以“文化”为话语焦点对意识形态作了科学系统的论述；此外，毛泽东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话语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创生，他基于中国国情对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展开建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即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对此有一段总结性表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表明，政治、经济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来源，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政治和经济的性质决定并制约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另外，文化又可以能动地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早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就有批注：“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其意识形态文化叙事从哲学基础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法方法，不仅看到了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更强调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简单复写，而是能动地反映。
二是揭示了何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是在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主义文化的对照中提出的“新文化”，他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与此同时，“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因此，为了打倒这两种反动文化，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新文化，即毛泽东所说：“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明确了新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这一新文化是以何种科学的理论为纲领的。对此，毛泽东通过提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来凸显新文化，他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结合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总而言之，在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叙事中新文化（即意识形态）是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三是强调了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功能作用。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革命”提出的历史背景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而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表明，从横向的世界历史来看，文化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纵向的中国革命进程来看，文化革命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中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总的革命包含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反映，又能动地推动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进程。毛泽东表明：“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我们的新文化生力军自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新的理论武器后，一直致力于文化革命运动，即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斗争。可见，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倡导的文化革命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特征，也具有服务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作用与功能。
2．凝练本质：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阶级叙事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既能为深度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提供叙事视角，又是我们全面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科学方法。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一直作为其精神内核而存在，它被认为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和革命实践场景，在承继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意识形态阶级性本质的话语表达基础上，阶级斗争的分析视角和叙事风格贯穿于他的意识形态思想的话语叙事中。
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阶级叙事主要体现在，他始终坚持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与其他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作斗争。其一是与封建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斗争。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湖南部分地区的农民现状进行调查时就认识到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历史是一种颠倒和腐蚀，表现在农民作为物质和文化的创造者却无权享有文化生活。为了与封建主义思想作斗争，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在农民群体中普及政治宣传和发动文化运动，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过程中逐渐消除宗法主义、男女不平等、封建迷信等观念。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指出封建剥削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负面影响，如“一言堂”“家长制”和官僚主义等都是受封建意识形态腐蚀的现象。
其二是与帝国主义文化的斗争。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必不可少。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可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以它们共同的剥削性质和腐朽性质在文化上互相勾结，奴化并迫害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为此，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揭露与批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企图通过以“和平演变”等方式侵袭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其三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点应转移到当时国内国际的资产阶级思想上来。由于国内资产阶级情况的特殊性，毛泽东在指出意识形态领域两大阶级对立之客观事实的同时，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和说理的方式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改造。他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过程中写道：“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作战。而这种战争是思想战争，它同军事方面的战争、经济方面的战争、政治方面的战争都不相同，它不能用粗暴的方式去作战，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方法去作战。”
3．构建方法：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建设叙事
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十分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国情和中文语境下，他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这样的叙事语汇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进程中一贯重视党内作风建设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其思想也逐渐成熟，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掌握思想教育就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毛泽东这一“中心环节”地位的论述也是他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重要性的强调。此外，毛泽东还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工作重点都提出过“政治工作”是其他工作“生命线”的叙说重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央文件里明确表示：“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在继续肯定“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同时，将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对于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和政治工作是生命线这两个著名论断，虽然在话语表达上有所差异，但其所蕴含的实质都是强调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及作用。
毛泽东在对其意识形态思想的建设叙事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构建了方法体系，即表达出了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与制度，具体的叙说方式为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建设新闻传播机构、贯彻落实方针原则等。
其一，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宣传教育，从根本上理解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着重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他认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里所说的扩大政治影响即扩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除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的、科学的思想以外，还必须包括揭露并批判当时封建的、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都离不开积极的宣传工作。
其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新闻、出版机构。1939年，毛泽东在听取和讨论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时发言指出：“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收集材料。要注意组织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宣传，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同年，他为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的创刊撰写了发刊词，点明了党内刊物的必要性和基本任务。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督促《解放日报》的改版，将其从“社报”改变为“党报”。由此可见，毛泽东极为重视党办刊物的建设，这也是对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思想教育和新闻宣传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强调要通过党执政后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提高意识形态管理水平，多次提出“政治家办报”。1957年，毛泽东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曾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这表明，在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后，既要坚持意识形态阵地的阶级性质，又要注重宣传方法，使得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被人民群众所接受。
其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在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针上，毛泽东向来都批判闭关自守的错误观点，也批判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时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必要的。”在此之后，毛泽东就“双百”方针陆续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文章。之所以提出这一方针，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中国的文化事业，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与发展性，“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有比较才能鉴别”。毛泽东在研究历史时所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是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和以国情为实践依据的。他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表明，在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上，要以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古为今用”是指在批判的继承中发展意识形态，“洋为中用”则是指在辩证的借鉴中发展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