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列宁在农村调查研究中的差异，还体现在二者调查和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和俄国化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特点和时代任务，而且反映出毛泽东和列宁在革命生涯早期对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本国革命道路的发展逻辑有着不同的认识。
（一）列宁的侧重点：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农村调查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列宁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重点是“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通观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著作，可以发现其紧紧围绕“农业中的资本积累过程”这一问题展开，主要关注以下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俄国农民的阶级分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个体小农的分化是资本主义农业产生和发展的起点。因此，列宁认为，农民的分化是“是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也是农村调查研究首先需要说明的问题。通过分析农民经济的类别、土地播种面积、生产工具、家庭收支等方面的资料，列宁发现自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欧俄各省的农民经济基本沿着同样的路径发展，土地、牲畜、农具等农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产生了集中化的趋势。生产条件好的农户大量租入土地、雇用农业工人、改良农具，而生产条件差的农户无力独自经营农业，只能将土地出租，自己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工。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处于中等地位的农民，即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越来越少，除一小部分进入富农之列，大部分难免沦为下等户和农业工人。整个农民群体日益分化为少数农业资产阶级和多数农业无产阶级。
第二，地主经济由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列宁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俄国地主的庄园经济既有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趋势，也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封建残余。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地主经济主要是封建的徭役经济，其基本特点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广大农民拥有一部分农具和土地，同时受到地主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统治。农奴制改革后，随着徭役制的崩溃，地主经济转变为“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通过收集和研究俄国庄园经济的统计资料，列宁指出，一方面自由雇佣劳动的增加、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都表明资本主义农业制度正在逐步排挤封建徭役制，另一方面，工役制的保留使地主仍能役使农民自带农具来为地主耕种土地，大大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第三，农业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随着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都不断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化，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逐渐增加。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生产逐渐专业化，经济作物区、技术性农业和市郊农业纷纷形成。通过这些变化，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全国性的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农业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相比之下，农民的革命诉求，特别是对土地的诉求则是这一时期列宁农村调查中关注比较少的问题。由于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具体调查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态度，这一时期列宁对土地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笼统和模糊之处。虽然列宁承认“现代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关系同资产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由于过于强调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农奴制改革对农村资本主义的促进意义，列宁认为“我们土地纲领的最高要求，不应超出对农民改革进行民主修改的范围”。从农业资本主义大生产优于小农生产的角度，列宁只对小农的土地诉求给予有限的支持，主张无产阶级对小农的斗争诉求应该有所甄别：在农民反对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场合下可以支持小农对小私有制的要求，而对小农平分地主那些已经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产的要求则不应支持。因而列宁的土地纲领的内容以“归还割地”为限，即地主将农奴制改革中从农民手中割去的、且依然实行封建工役制经营的土地还给农民，并归还土地赎金、实行农民和地主赋税平等，而并没有更进一步提出夺取地主全部土地的主张。
由于对土地革命问题的调查研究存在缺失，列宁在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纲领单纯停留在“收回割地”，即对沙皇俄国的农奴制改革进行改良的层面，对农民土地革命的核心诉求把握不够充分，也对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意义认识不足。1905年后，随着农民群众开始大规模自发地夺取地主土地，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土地问题对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认识到小生产在革命关头的历史进步性。列宁承认，自己早年的农村调查研究带有过度强调农业资本主义问题、轻视土地问题的局限：“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此后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也从废除割地转变为彻底的土地革命，提出了夺取地主全部土地、土地国有化等革命纲领。但由于条件和精力的限制，列宁掌握农民情况与制定纲领的依据主要是通过阅读农民政党在革命和国家杜马中发表的宣言、纲领和著作，并没能再次进行系统深入的农村调查研究。
（二）毛泽东的侧重点：围绕土地问题的农村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农村调查研究“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中使用的阶级分析，是和革命斗争，特别是土地革命相连的。毛泽东晚年曾总结道：“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革命问题是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与列宁形成鲜明对比。
第一，中国农村的阶级划分。毛泽东将阶级问题作为调查工作的起点，指出“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对农村阶级的划分方式还比较粗略，主要以租佃关系和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感性认识为标准。井冈山和赣南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掌握了关于农村土地分配的直观数据。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发现，占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四的地主阶级能够控制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只能占有百分之三十，土地占有情况极端悬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各个阶级内部的经济关系也进行了解剖：“富农”又可以分为半地主性的富农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贫农则又可分为半自耕农、家境较好的佃农、家境较差的佃农和赤贫的佃农等。调查后，毛泽东在1933年10月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确立了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量和收入来源这两重标准来划分阶级的原则，将农村各种社会成分划分为靠收租放贷为生的地主、以雇工为主要剥削方式的富农、以自己劳动为生的中农、租入土地耕种的贫农和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工人等五个阶级。
第二，农村各阶级间的压迫和斗争状况。毛泽东首先关注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方面。在赣南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用大量笔墨记录了地租、高利贷和税捐三种主要的经济剥削方式，包括见面分割、量租、批田等十种地租形式和钱利、油利、谷利等各种名目的高利贷剥削，展现了贫农群众只能以卖妻鬻子为生的悲惨景象，得出了“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的结论；在政治方面，毛泽东调查了农民反抗地主的革命斗争和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比较粗略，笼统地指出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地主和富农是斗争对象，而中农则是动摇的中间派；革命转入农村根据地后，毛泽东对农村各阶级政治态度的把握更加细化。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了地主阶级内部政治态度的分化：大中地主不事生产，政治上完全反动；一部分破落无权的小地主带有一定反对既有政治秩序的革命民权主义倾向；而由农民上升为地主的“新发户子”，即半地主性富农则因收租放贷苛刻恶毒而最受农民记恨，成为农民革命主要打击对象。毛泽东同时发现了富农问题的复杂性：富农虽然在政治上倾向于反对土地革命，但在经济上不能过分压制，以免令中农发生动摇，使贫雇农陷入孤立。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又发现中农上在土地革命中得到很多实际利益，不仅分到一些土地，而且节省了婚丧嫁娶的费用，获得了一定社会权利，因而常和贫农一样具有拥护革命的倾向，在政治上应加以联合。
第三，农村土地分配的方法和经验。在湖南农村调查中，毛泽东从农民自发的抗租运动中意识到没收地主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出路；到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调查和了解了以乡、区、村等为单位和按人口、按劳动能力、按消费量等几种不同的土地分配标准，初步形成了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的分配方法；随着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逐渐认识并改正了土地分配中存在的原则错误。1929年的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调整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认识到对待富农应该采取限制而不是消灭的政策，不应没收其全部土地，只分坏田，而应该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式，给予其经济上的出路；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又认识到贫农团在土地分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31年2月，毛泽东在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提出了分田要“分定”，即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修正了井冈山时期确立的土地归政府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原则。这样一来，在一系列具体的考察、分析和实践探索中，毛泽东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分配方法。
（三）如何理解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不同侧重点
列宁和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研究中虽然都从农村的阶级分析入手，但又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运用大范围的文献调查，展现出农村中新的生产体系的形成，揭示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规律，而对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关注度不足；而毛泽东农村调查采用小范围的直接调查，重点在于呈现各阶级之间的悬殊差异和深刻矛盾，来说明土地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有效途径。对于这种差异，我们不能局限于农村调查研究本身，而是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全局，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具体展开过程中带有的不同历史特点来加以理解。
第一，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不同侧重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和俄国化过程中不同的阶段特点和时代任务。
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1893—1899年，这时俄国革命尚未剧烈爆发，正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主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应用说明俄国的社会性质，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俄国的适用性。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也在于马克思的古典资本主义理论。这一时代任务同样对列宁早年理论研究活动中的深层思想结构有所塑造，其农村调查研究工作正是这一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主题的代表性理论活动。列宁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全面地、彻底地论述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发展的程度，以说明俄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规律，是列宁早期理论研究的主旨。在1894年与民粹派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中，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即“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便体现了列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思想结构。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背后的时代任务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说明中国革命问题，从而找到中国革命的动力。1941年，毛泽东在谈到其早年农村调查研究的缘起时表示，自己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经典著作中初步了解到“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接受了阶级斗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后，由于从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决定“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于是走上了农村调查研究的道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方式不仅不同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普遍性，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时代特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途中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鲜明的实践导向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与革命实践联系最紧密的阶级斗争学说最为认可和信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说明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找到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是统驭毛泽东所有理论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最深层的思想结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对农民这一近代中国最广大的群体所作的调查和研究，归根结底在于挖掘其革命动力，通过农民革命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因而，这种调查研究是面向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
第二，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的不同侧重点体现了两人对农村和农民问题在本国革命中的定位的不同认识，从而体现出对中俄两国革命发展逻辑的不同认识。
列宁的农村调查研究受到“城市中心主义”革命逻辑的影响。通过调查和研究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列宁的目的并不是将农民运动看作俄国革命的动力，而是论证工人阶级的产生、成长及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是否具有足够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在其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撰写的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因此，列宁没有将领导农民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任务。在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的同一时期，列宁曾写道：社会民主党支持农民群众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只是一种思想和行动上的指导，“决不是要我们把城市的积极革命力量调到农村”。“毫无疑义，党的一切战斗力量应当集中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勇往直前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斗争。”列宁认为，由于俄国农民有自己的政党和利益代表，而且农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在生产获得和思想觉悟上都有一定区别，无产阶级政党不必也无法扎根农村、直接领导农民，农民运动的使命是与工人阶级武装暴动相配合，从而造成“全线出击”的局面，以夺取爆发式的胜利。可见，列宁调查和研究农民问题是为了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这注定了对农村的调查研究是站在农民之外的，没有将满足农民经济和政治诉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任务来看待。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则体现了他以农民革命引领民主革命的逻辑。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是直接为党领导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服务的。首先，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根本地位有着清醒的把握。乡村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主体，民族解放和社会再造最深厚的力量根源在广大农村和农民之中。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绝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背景地带，而是民主革命的重心和主舞台。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在于其挖掘了农民在后发国家民主革命中的主体作用，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的具体实现机制。其次，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直接领导农民革命的任务。由于中国农民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成为农民群众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的利益代表，直接影响、推动和领导土地革命。只有以农村为中心，深入农民、满足农民的经济诉求、培育农民的政治觉悟，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完全体现了这一思路和认识，它不是为城市的工人斗争提供旁证，而是从农村中来，到农村中去，直接掌握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诉求和政治态度，深入研究分析农村的经济矛盾、政治斗争和分配土地的方法，以解决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问题。
农民问题在中俄两国的革命和现代化道路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既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核心领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和革命变革的起点。列宁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不仅在逻辑和历史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俄两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端，而且为我们理解中俄两国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时代特点和道路选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