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价值指向

价值观是人类行为的选择与定向因素，决定着社会行为的构成要素及其连接的过程性质，成为决定实践性质与成败的首要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价值指向，规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基本过程及其趋势与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价值指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是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政治力量，也是促进人类解放与进步、谋求世界发展与大同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价值指向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规定的。党的理论创新就是为了履行和兑现党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党的初心使命概括为“四为”，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上述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经历了一个不断明晰、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认识及其表述过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自然成为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成为党的历史使命的固定表述，并一直沿用到201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党的人类使命、世界使命是不是不包含在党的历史使命之中呢？不能简单作出这一结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背负民族和国际双重使命，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强调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实际上也做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党的国际使命只是没有正式写入我们党关于自身历史使命的固定表述中。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饱含人文意味的新概念——党的“初心”。党的“初心”与党的“使命”深度关联，也有细微区别，“使命”指称党的历史担当和政治职责；“初心”表达的是党的阶级性质、政治承诺与远大理想等初始规约。“使命”随着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变化和拓展，“初心”则是党不变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本色”。之后，“初心使命”成为党的新的表达范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018年4月8日，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主席针对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喧嚣，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明确概括为“三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上述这些重要认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第一次作出集中概括：“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中国共产党“四为”的初心使命，把党的阶级使命与人类使命、民族使命与世界使命统一了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价值观之所在，从根本上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价值指向。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

认识规律是党的社会实践的前提性任务，运用规律是党的社会实践成功的真理保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要认识和遵循的规律，在最基本、最宏观、最综合的社会实践层面上，“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不断深化这“三大规律”的认识就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四为”价值指向得以实现的任务要求。

之所以要同时认识和把握上述三大规律，是因为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虽然它们一个比一个更宏观，处于中国实践的不同层级，但缺少任何一个层级规律的认识，或任何一个层级规律的认识出了问题，对其他层级规律的认识就会出现偏差或失真。一般说来，认识较低层级的规律容易陷入片面独断，认识较高层级的规律又容易流于空洞抽象，片面独断、空洞抽象的认识运用于实践难免会出现失误，局部的成功可能会造成整体的危害，一时的成功可能会积聚为长远的难题。为了防止认识偏差或失真，必须在党和人民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对三大规律进行一体化认识、全面系统把握，以达到科学认知水平。

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首要任务。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奋斗者，承担着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没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实现就无从谈起。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需要认识何以能够执政，为建设新社会创造政治条件。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就必须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弄清楚共产党为什么执政、何以能够长期执政的基本条件及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遵循党的执政规律，确保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规律内在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受到后者的支撑和制约，全面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必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核心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迈向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中国近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力量的兴衰史也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社会发展为了谁、社会发展成果属于谁，一言以蔽之，社会发展是为了绝大多数人还是为了极少数人。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就是从根本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和人心所向的社会保证，因此，没有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内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受到后者的支撑和制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基础性任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制度优越性、发展生命力都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自觉遵循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演变的特殊规律，得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结论，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根据。资本主义是人类旧文明的最高形态，它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关系的支配作用、贫富分化、病态自由和片面民主发展到极端形态。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和大势所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同时克服资本主义的基因性缺陷和弊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与美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迎面相撞，美西方世界故态复萌，咄咄逼人，不断突破人类良知和道德、法律的基本底线，人类以血与泪换取的基本公平正义正在遭受践踏和涂鸦，世界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只有认识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引导世界发展大势，坚定不移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道路，才能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方法论原则是一定社会主体关于达成特定目的的基本路径、基本举措、基本要求的原则性理论。说其“基本”，是指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但没有这些是万万不行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根本任务、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决反对轻视理论、盲目崇拜局部狭隘经验的经验主义；二是辩证处理真理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的关系，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坚决反对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这两条原则落到实处的方法论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关于这一方法论原则，从党成立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相对固定的表达范式，其中的“基本原理”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有时也表述为“普遍真理”“普遍原理”，“中国具体实际”有时也称为“中国具体情况”“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等。从逻辑上说，“中国具体实际”当然包含中国文化，在“结合”的实际过程中也零星吸收了一些中国文化元素，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所说的“中国具体实际”主要是指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客观实际”或“客观条件”。“一个结合”的表述范式一直沿用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两个结合”方法论原则正式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从“一个结合”拓展到“两个结合”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相并列，使“中国具体实际”真正“具体”丰富了，同时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具体实际，而是具有极为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实际，更易使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社会的文化深层、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上融入中国，更能顺畅便捷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现代化的交融统一和一体化发展。第二，今天提出“两个结合”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深化和时代自信。相对而言，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彻底改造旧世界的理论是难以兼容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格格不入的，而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家治理、国际交往、全球治理具有相对的兼容性和较大的兼容面，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列举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为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上的一些内容，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切入点和文化资源。第三，从文化人类学上说，文化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方面，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深层原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有利于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第四，从传播－接受理论上说，通过“两个结合”构建起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成为内化于中国人民的精神结构、活跃在中国人民社会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立场观点方法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不仅要确立“方法论”，还要明确“世界观”，实现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的多个基本维度，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在正确道路上扎实推进，行稳致远。党的二十大在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两个结合”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必须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第一次概括了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全过程、统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各方面、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统一的六个关键点。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价值立场，明确党的理论创新“为了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全部实践的试金石。只有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才能形成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才能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称得上共产党人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首要问题。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历史立足点，明确如何认识和对待自己，清醒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毛泽东当年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之“矢”的价值在于射中国革命之“的”，我们必须有的放矢。明确了中国基点，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开启了中国化历程。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守正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才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如何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创新最大的风险是舍本逐末，迷航偏向。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不少马克思主义老党大党，不乏变革之志，却无守正之心，久而久之，忘记“来时的路”，模糊了“为什么出发”，在变化的世界面前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报怨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最终，有的自取灭亡，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干脆改旗易帜。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走新路而行正道，党的二十大提出“三个坚持”的“守正”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敢于”的创新要求，“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如此，我们才能守正而不僵化，创新而不逾矩。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调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自觉处理理论创新的一般要求与创新重点的关系。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理论的向导，敏锐发现问题、科学认识问题、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和发展路径，也是理论的生命力之源。马克思主义就是为认识和解决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与自由遭遇的问题而生，也在不断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理想化的问题中发展。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要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有效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攻坚克难中与时俱进。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整体性要求，辩证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黑格尔曾经说过，真理是全体。只有把握全体的系统理论才能成为真理，才可能保证指导实践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改革发展的任何一项重大举措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达到全体的认识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甚至我们不能说何种认识何时达到了对全体的认识，然而，牢固树立系统观念，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就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过程中尽力避免简单化、片面性、极端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为整体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完整系统的理论支持。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应有的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必须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以深厚的人类情怀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以中国发展引领世界共同发展，以中国繁荣促进世界普遍繁荣，携手各国一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科学性要求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价值指向、根本任务、方法论原则、立场观点方法，还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科学性要求，这就是“两个符合”——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符合客观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真理性保证。

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必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能够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同时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因应时代发展，回应世界关切，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协调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中国人民福祉与世界人民福祉的关系，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符合客观规律，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必须反映客观规律体系，一是反映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三大宏观规律；二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政治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生态文明发展规律等五大领域的中观规律；三是符合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万事万物的具体规律。规律的意义在于为理解人们社会实践的现实条件之间的联系及其所造成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遵循，因此，客观条件只有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成为社会实践主体判明未来向何处去、该如何走的客观依据。

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确证的是理论运用于实践时所具有的主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现实可行性，符合客观规律，要求和确证理论所揭示的客观必然性，于是，主客观条件提供的现实可行性与客观规律所提供的客观必然性的统一，就为创造性实践提供了应然性、可行性和方向性，应然性、可行性、方向性的统一成为实践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具备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理论的基本特质与特性。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评价主体

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归根结底是实践。然而，检验一个世界大党治理一个世界大国的治国理政理论，并不像自然科学家对科学假说的实验验证那么直接、单纯、明了。第一，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是一个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的对象，不同的领域深度关联，相互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的理论检验都必须充分考虑全局与整体、中国与世界的兼顾，还要进行利与弊的权衡，实践对党的理论的检验是极为复杂的。第二，新理论的实践效应的显现过程有长有短，有直接有间接，战略和策略性举措是通过历史性的迂回曲折过程实现的，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策略，仅仅评价当下的得失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必须从大历史尺度科学评价当前与长远的作用及其意义。第三，国家治理实践直接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利益关系，群体利益并非总是与所有个体的利益相一致。因而，评价党的国家治理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路线、方针、政策，谁来评价就成了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数度教条主义挫折后取得的宝贵认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们党冲破了教条主义的藩篱，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认识有两个重要发展和深化。一是提出了新的赶考关系理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破解人民幸福的难题。“人民是阅卷人”命题是对实践标准的重大深化。实践检验真理，是相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的，检验党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是实践，然而由谁来对实践结果进行判决性评价，这是问题的核心。如此所述，对于国家治理实践的评价受到评价主体利益关系的制约，以谁为评价主体，就涉及到根本价值观问题，即执政为了谁、执政依靠谁。对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含糊：“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党的理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也要接受人民的检验或评价。二是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卷、答卷和阅卷的政治机制。出卷、答卷、阅卷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人民对党的理论的检验不是像自然科学的判决性实验那样可以一次完成的，而是与党的理论的实践过程一致的全过程检验。于是，如何集中人民的出卷意见、答卷意见、阅卷意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来保障和实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全过程体现，在检验真理标准问题上，实现了实践标准与人民评价主体的统一，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区别开来。

认识规律是实践成功的理论前提，自觉遵循规律是实践成功的真理保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拓展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遵循理论创新规律的自觉性，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指导党和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伟大飞跃的辉煌业绩，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践证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愈系统、愈深刻，运用规律的行为愈主动、愈自觉，党的理论创新就愈顺利、愈科学，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将顺风顺水，一往无前。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准确把握并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根深叶茂，凌霜傲雪而四季长青，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成功走向新的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