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背景

延安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抉择。中国共产党把脉国情，洞察社会矛盾的变化，基于几方面的政治考量，明确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找到了“中华民族从何处来，向哪里去”的真正答案，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发形成向自觉构建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转型过渡。

（一）基于与资产阶级领导层之间合作与对抗的考量

从历史脉络上看，延安时期跨越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随着这三个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共两党也经历了由水火不容到合作御侮再到全面决裂的关系变迁，两党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主张，既决定着现代中国建设的路径与逻辑，也决定了两党不同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华民族存亡攸关之际，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强烈谴责国民党的内战行径，倡导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建国理论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从民族自决联邦建国到民族自治联合建国再到民族区域自治共同建国的转变。

（二）基于粉碎帝国主义在内部分裂中华民族的考量

自华北事变后，日本肢解、吞食中国的策略是削弱和瓦解“各民族一家，全中国一体”的意识，挑拨利用国内民族间的矛盾，达到“以华制华”的意图。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各民族间进行挑拨分离活动，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妄图在东三省硬造伪“满洲国”后，又想造一个伪“回回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策动“以蒙治蒙”。为分离满蒙，日本人炮制了无数主张“蒙满非中国论”的论文和书籍，并炮制了“中国本部”等词汇，试图用拆分中华民族来分裂中国。面对中华民族的分裂状态和缺乏团结抗战的国家旗帜，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国人不分民族、阶级、国籍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战，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基于团结凝聚好国内各民族的考量

红军长征途经了近20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和杂居区，中共领袖和红军指战员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包括习俗、身份、心理和认同等都有亲身的体会。在与少数民族频繁接触互动过程中，每一位共产党员不仅是“民族理论家”，还是民族“宣传工作者”，各民族的他者意识与同民族的身份认同逐步被唤醒，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多元现状有了更客观清醒的认识。延安时期，中央红军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与以蒙古族和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毗邻，这里也曾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处理好区域内的民族关系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基于争取知识阶层和中间派爱国人士的考量

1939年，顾颉刚秉笔直书，写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从“超越种族”的国民角度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将国内各族定位为“文化集团”，指出要摆脱民族与国家危机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强大，在政治统一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全体“心理的统一”。由此，围绕“中华民族是什么”这个主题，顾颉刚、费孝通等知识精英和中间派爱国人士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和观点交锋。他们争论的核心分歧点是，应该基于对中华民族（国族）的认同来维护团结还是通过实现各民族的平等来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这场讨论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烽火持续了很长时间。

如何有理有据地回答好“中华民族”这一时代命题，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各族群众的力量和意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资产阶级顽固派势力，也成为彼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历史考题。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引导和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迫切需要。

/二、延安时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索

中华民族意识在延安时期得到全面觉醒，从“中华各民族—汉族—全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逐步深入且不断清晰的过程，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布《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真正被赋予多民族共同体内涵，特指为中国范围内所有民族的统称。自此，“中华民族”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身份标志逐步引起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国情、历史文化和革命任务相结合，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一系列理论论述，主要有本体论、历史论、政治论、文化论和关系论，以此为基础开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在与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双向互动中，运用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凝聚起中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成为此后党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一）本体论

中华民族在近代快速凝结并最终成型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共同体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仅是中国社会、国家进程的产物，也是世界历史影响的结果，更是近代各政党顺应时代和民意积极推动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在顺应民意，积极肯定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互为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同时，也对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本体上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专题进行了论述，第一次对中华民族的起源、结构和民族的传统关系做了概念和理论上的新阐述。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大方向上，针对中国多民族与国家之间二元关系的现实情况，提出构建“国族”——中华民族，来化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就实现二者和谐与统一而言，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有相似的认识，但在“中华民族”内涵结构和政策实践上，中国共产党没有采用国民党政权用“家族、宗族”等思路去矮化其他“民族”，以及回避“中华民族”中又包含着其他“民族”的西方学理逻辑，而是尊重历史和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内有多个民族的存在，主张各民族要平等、须团结，并以中国化的复合民族的理论形塑和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

（二）历史论

当代原生论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史密斯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认为，历史是民族形成的先决条件，而且强调了历史对于族群的重要性，认为民族存在的基础包括现实的或历史的确定了的祖国身份、遗存的环境痕迹、争斗的集体记忆、宗教性的核心文化、特殊的历史习俗等。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和地域渊源，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革命传统的历史民族。除共同历史的挖掘和论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仪式特别是集体仪式在唤醒各民族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中的作用，通过历史唤醒达到共情和共鸣。毛泽东在他起草的《祭黄帝陵文》中称：“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将“黄帝”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在族源上树立起标志和共识。尔后，历年举行公祭黄帝典礼都着力昭示中华民族同根同宗和合共生、共同发展的理念。

（三）政治论

中华民族的族群构建与中华民族的国家构建相辅相成。中华各民族不仅支持着民族国家的构建，并在民族国家建成之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进程，在延安时期逐步走向成熟，探明了一条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对外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号召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纲领和民族解放道路，谋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融合中实现国内各民族彻底的解放。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明确了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认可各民族身份（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实情和国情，使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自我认同感得到显著加强，基本实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国族自觉，创造性地探索和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了各民族中华民族认同与对延安边区政府认同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巩固与保障了边区革命政权的稳定，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这一历史性转型的关键。

（四）文化论

作为自我认同与建构的重要依据，历史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唤醒民族意识的基本方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思想文化建设为抓手引领革命斗争和促进社会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创了“兼容并蓄”的文化大繁荣。通过将政治纲领、思想理念、价值取向融入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中，向各族群众传播，并结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从传统文化中过滤提炼、重塑中华民族共有的民族精神，沉淀出自力更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内核。这一时期产生的“延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沉淀，于延安时期凝结而成的核心思想信念和价值准则，其超越了中国近现代的民族道德精神，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向自觉认同演变的历史进程。

（五）关系论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致力于建立一种以中华民族是一家，各民族间平等互助为基础的新型民族关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着力于构建中华民族于一体的政治实践与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总动员，成立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央级工作机构，秉承尊重和包容差异的共治理念，保障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关系的和谐，让各族人民都享受边区发展的成果，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进一步凝聚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马克思主义平等团结思想融会贯通到中华各民族间关系处理的方方面面，使民族关系的导向朝着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为牢不可分的共同体方向上发展。

/三、延安时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策实践

政策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与实践化。民族政策的形成必然建立在特定的民族观基础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历史发展潮流而作政策调整，形成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话语表达和政策路径，促使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和共同体观念的增进。

（一）全面抗战政策

全面抗战政策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民国成立后，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中华民族”意识还远没有成为全民共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面前，与日本的民族斗争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动员全中华民族的力量实行“全民抗战”，以“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党积极推动并努力促成了全面抗战政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华民族”一词成为抗战时期最能激发各族人民共御外侮的斗志、最易被国内各方势力共同接受的时代符号。

在全面抗战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觉醒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日趋成熟。《解放日报》1941年6月发表的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中递进地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二是中华民族包含汉、满、蒙、回、藏……等十几个民族；三是各民族是生死与共、福祸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四是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全面抗战的政策促使“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全面觉醒，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契合点，解决了不同政治信仰的共存问题，为中华民族的认同和民族自觉注入了统一的价值体系，加强了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以及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空前增强，完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主要是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七七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等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相应的政策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华民族内部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汇聚。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强调和宣传,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力量，凝聚起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使中华民族逐步成为具有共同利益和命运与共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

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凝聚起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全部力量，而且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和思想扩散传播到了社会各阶层和各民族，增强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进程，各民族、各社会阶层的斗争积极地融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的洪流中，最终取得了各民族共同的胜利和真正的解放。

（三）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团结提高到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高度，并不断明晰化、具体化，成为施政的基本准则。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与资产阶级政治口号式的民族平等观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各民族一律平等，权利与义务对等，反对任何民族拥有特权；二是体现在一切权利上的平等，即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和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平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担负起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民族平等团结。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明确提出“团结各民族于一体”的共同体思想，对民族平等进行过明确的阐述，从政治地位、民族事务到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都涵括在内。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了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和政策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平等对待各民族和团结各民族一体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逐步内化为中国当时许多政治家、知识分子乃至一般民众思考国家前途命运时的习惯词汇。

（四）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通过羁縻制度、怀柔政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戍疆政策等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和政治实践推动着族际政治的整合，它们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进程中均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多民族建国之路经历过从“民族自决”到联邦制共和国再到民族平等自治的探索和转变。1936年10月，豫海回民自治政权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开始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来组织中华各民族共同建国的实践探索。1940年，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1941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强调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6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在共同抗日、各民族平等、版图隶属于中国的三大原则下，允许建立“回民自治区”“蒙民自治区”的政策，这些原则和举措，为最终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建国积累了经验。1947年，建立了当时首个省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政府，同时，在山东、晋察冀、琼崖等解放区也相继建立了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并强调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中国版图内的民族区域自治，非独立自治，更不是联邦制式的自治。

延安时期探索形成的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来协调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一体与多元关系，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有机结合，创新了国家政权的形式和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政治架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各民族平等联合的原则，实现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在各族群众当家作主基础上的高度统一。延安时期党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为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政权建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五）文化教育政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血，是民族活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民族认同。自古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团结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精神纽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扛起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同时，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做了多种文化准备。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民族工作实践的领导干部和民族理论研究学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习仲勋、李维汉、杨松、牙含章（马尔撒）、贾拓夫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中华民族”建构实践的探索、总结和相关理论的阐发，在传播上达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建设目标，号召全国文化界为抗战建国、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掀起延安革命文艺运动，创造出了一大批“人民的大众的”脍炙人口的文学艺术作品，如抗大校歌中传唱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中华民族多元内涵和一体属性逐渐深入人心，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立了新的文化承载。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形成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对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从此获得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明确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相继推出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政策。1941年2月，《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41年6月在陕北公学成立了民族部，9月在民族部基础上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还举办了各类民族干部学校、讲习所，创办了两所蒙古族学校，筹备成立了蒙古族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文化教育政策的实践，以浇灌共产主义精神和启发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革命觉悟为宗旨，对指导各民族间关系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促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彻底胜利和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建构，奠定了共同的文化基础。

/四、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

延安时期，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有力武器，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提供了成功典范和经验，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各种政治势力探索各式各样的救国救民道路，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都没能赢得中华民族彻底的独立与解放。最终，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顺天应人脱颖而出，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曙光。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努力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融通马克思主义真理，统一各民族意志，探索和实践出了一个包容各种政治要素和民族情感的共生框架，画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最大同心圆，最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并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历史实践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致力于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才能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一个伟大的内部联盟，这一联盟形成了具有统一属性的共同体，超越和弥合了各民族间的隔阂，结束了中华民族四分五裂、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的黑暗局面，取得了救亡图存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奴役中站立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建构的坚强核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二）坚持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

1938年7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撰文特别强调：“马列主义引入大大提高了中国的思想与文化水平，”不仅是“世界革命的科学”，也代表着中共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最彻底、最坚决、最一贯能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党，工人阶级政党是一方面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也是缘由。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苦难中，中华民族面临既要实现民族独立又要实现人民解放的双重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根源证明，指导完成这双重历史任务的思想武器，既不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而且突破了马列主义教条化、苏联模式神圣化的误区和桎梏，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及其构成民族的性质、特点、历史发展和革命任务等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公式化理论，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长着的活的程序化体系，是随着时代不断认识客观世界又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只有回答好“时代之问”，顺时体现时代特征，才能焕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我们党领导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党的七大新党章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始终立足国情，“在马言马、在马研马、在马信马、在马行马”，实现了“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过程，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创新、实践、检验中去坚持、发展和突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指导地位的确立，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理论探索得以延续、继承和发展。

（三）坚持将从“中华民族”迈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放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中去谋划和推动

延安时期，通过土地改革、减租减息、自身组织建设和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修正和完善。满足各族群众的切身利益需求，最大范围和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各族群众的利益，让各族群众深切认识到个人利益、本民族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唇齿相依的，进而激发各族群众最朴素的民族情感。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指出：“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概念，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多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由诸多领域、诸多环节、诸多层面构成的大系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归根到底是基于历史的凝聚力和内在的精神力量存在，基于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价值趋同性。如果不善于遵循和把握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客观规律，忽视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的出发点，缺少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相关要素和环境进行系统性分析、整体性把握，就会陷入顾此失彼、进退失据的境地，也就难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是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共同体基础上产生心理、感情升华的必然结果。

/五、结语

“中华民族”是先人们留下的重要社会政治遗产。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代表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时期留给我们的政治财富深远长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从社会实际出发，围绕“中华民族”的相关政治理论进行了多维度的政治实践，沉淀出了一套既符合学理又符合国情，并能在多民族的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中国化民族理论。这套理论一方面肯定中华民族呈现为一体多元的内涵结构，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共同体，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上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信念；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了中华民族认同与本民族认同两种意识的和谐兼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协调国内民族关系的处理，乃至国际族际关系问题，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