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是领导者必备的化危为机的基本素质。作为领导者，能否在大风大浪的考验前沉着冷静、开创新局是检验其领导能力是否过硬的试金石。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斗争中，每当我们党遇到严峻挑战时，毛泽东之所以总能站在历史潮头，坚定不移地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乘风破浪，其谜底就在于毛泽东冷静睿智的战略定力。无论多大的危机与挑战，毛泽东总是临危不惧，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理性分析复杂局势，作出科学决策。井冈山时期，地方军阀和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地组织重兵“围剿”，毛泽东沉着冷静，巧妙化险为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长征路上，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毛泽东率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等闲视之。他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延安时期，毛泽东不惧敌之封锁，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威慑、经济封锁，毛泽东更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可以看出，保持定力，坚定信心，集中精力解决现实问题，是毛泽东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
越是在历史紧要关头，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越能凸显其价值和重要意义。凭借这种高度的战略定力，毛泽东多次在危机面前领导全党扭转局势、化危为机。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用一纸评论吓退了傅作义十万军队，就是这一战略定力的集中展现。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趁我军在冀中兵力空虚的机会，企图秘密组织一支快速部队偷袭石家庄，然后向西直指我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企图一举扭转败局。此时的西柏坡没有重兵防守，毛泽东可以调动的兵力也只有地方民兵、游击队、警卫连、侦察连，总共不到一千人。即使主力部队星夜赶回西柏坡也要六天，但傅作义的人马最多用三天就可抵达石家庄。可想而知，中共中央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处境。对此，毛泽东不但毫不畏惧，除了在军事上做好严密部署，还导演了一出绝妙的“空城计”。毛泽东根据获得的情报，亲笔撰写新华社通讯，详细公布了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毛泽东指出：“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毛泽东此举目的，就是要扰乱国民党奇袭石家庄的阴谋，让国民党军队误以为我军已布下天罗地网，请君入瓮。毛泽东的一纸评论，果然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巨大恐慌，使得傅作义兵发西柏坡寸功未进，且落得草草撤退的下场。可见，正是由于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才得以用一支笔杆子吓退傅作义十万精兵，用舆论战打赢了偷袭战，使中共中央转危为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政策，企图通过经济封锁的方式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一些西方政客们幸灾乐祸地认为，新中国尚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在美国强大经济封锁的压力下，必然面临崩溃瓦解的结局。对此，毛泽东坚决抵制其政治阴谋，敢于顶住压力，并与之较量。他指出：“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发挥其独有的领导智慧，在全面封锁的间隙中一点一点地突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为了给新中国留下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窗口，打开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豁口，毛泽东审时度势地作出暂停收回香港的决定。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收回香港本就是探囊取物的事情，毛泽东却力排众议，让英国人继续经营香港。对此，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交流时解释指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科学决断。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通过香港获得了大量必需品，有力保障了前线的物资供应。此外，毛泽东还抓住一切机会，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活动。中国与锡兰开展的“橡胶换大米”就是这样一段历史佳话。通过这次经济贸易活动，既化解了锡兰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满足了新中国对于橡胶的需要，可谓一举两得。许多国家也因此不顾美国制裁，纷纷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新中国的经济贸易，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中苏交恶后，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又提出要有“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不怕鬼的故事》，并对其序言作了多处修改。他说：“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他又说：“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毛泽东借用“不怕鬼”的故事，就是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反抗霸权。
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领导者不仅要有敢于斗争的勇气，而且要有善于斗争的智慧；不但要注重原则性，更要注重策略性。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结合是毛泽东临危不惧，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所在。毛泽东的斗争智慧主要体现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告诫全党：“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毛泽东把这一智慧灵活运用于革命斗争策略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在对敌斗争策略方面，毛泽东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又团结又斗争”等一系列原则。毛泽东还指出，政策和策略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者由于不懂得策略的灵活性，机械照搬教条原理，曾经给我们党带来极大的损失。毛泽东灵活的革命斗争策略正是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没有在大风大浪中斗争的勇气，就不可能造就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自己，只有在挫折与挑战之中才能找准前进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如果没有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彻底的斗争，就不可能赢得工人阶级的拥护与支持。列宁如果没有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也遵循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每当我们党遇到重大危机与挑战，毛泽东都临危不惧，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并以此为契机锤炼党的斗争本领，增强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毛泽东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不要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经不起风吹雨打。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批评中，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不朽的经典著作，都是在大量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他强调，“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