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肇始于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鸦片战争是由现代化的先发国改写中国千年文明史的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从此被动纳入了世界现代化体系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举国上下备受欺凌，徘徊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必须破除一切横亘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中国的现代化才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毛泽东深谙加强工业化建设的重要性，他强调必须依靠工业化建立稳固的现代化国防，才能为革命胜利提供强大的军事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实现脱贫致富，毛泽东从一开始主张学习苏联，尝试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到后来随着认识上不断深化，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纵使历经波澜，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但毛泽东对现代化建设所进行的长期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作了重要准备和奠基。

（一）在革命中萌生：探索民族独立的现代化前提

1949年以前，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为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和发展国家工业化这两个方面。近代中国人一味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但均以失败告终的惨痛教训使毛泽东认识到，如果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仅靠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则永无独立发展之可能。鉴于中国外受帝国列强的打压，内有封建军阀和旧政权的掠夺，严重束缚了工农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中国的现代化更缺乏安定的发展环境，毛泽东认为我们必须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剥削阶级，“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这两个现实要件，中国才有希望“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逐步向现代社会转型。

与谋求民族独立同步进行的，是毛泽东对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探索。受20世纪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论战的影响，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萌发了对工业化的认知。面对工业武装强大的日本，毛泽东切实感受到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认为中国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根源在于工业化水平低下，“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必须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中国才能完全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真正的解放。由此，毛泽东将工业化的地位提升至保国保种的战略高度，精准把握住了现代化的核心和本质，形成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观。这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现。他强调，彻底改变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面貌，代之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关键在于“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前提是先解决土地问题，完成土地革命，继而大力发展国家工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才能有坚实的物质保障。毛泽东的这些构想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在模仿中尝试：探索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谓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然而，面对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中国的工业化应如何开展？中国的现代化该向何处去？此时的党因经验不足，对现代化尚未形成科学完备的认识，无法给出很好的解答。而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社会主义强国的苏联，给我国做了典型示范。同时，由于国际上遭受西方国家的多重封锁、围堵打压，苏联又向我国提供了真诚援助。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呼吁全党全国要努力学习苏联：“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要知道，苏联实行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主要是加大对重工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的投入，以迅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鉴于此，毛泽东同样将“施仁政”的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认为只有重工业发展了，农业、轻工业才能有物质和技术支持。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制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决定于1953年起开始实行“边建设边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苏联协助下编制和实施了“一五”计划。这两大举措的同步推进，使我国整体工业化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正式确立起来，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条件。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推动下，我国通过对苏联模式的参考和借鉴，尝试依靠重工业开展国家工业化建设，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模式的成功促使我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靠近了一大步。

（三）在超越中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经过几年的实践积累，毛泽东对现代化的理解趋于理性化，对于苏联经验“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收尾的阶段，毛泽东实则就已开始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可谓党内察觉苏联模式问题的第一人。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二十大对苏联体制弊端进行了全面披露，这令毛泽东更加坚定必须扬弃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1956—1957年为重要节点，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成为他超越苏联模式，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标志性成果。在这两部文献中，毛泽东针对苏联不顾本国经济状况，过于追求重工业发展，却忽略了农业和轻工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受挫的严重教训，提醒我们必须“引以为戒”，要学会独立思考，并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要论断。据此，毛泽东从我国农业占比居多的经济结构出发，为统筹协调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的方针，以及按农、轻、重次序协调发展战略，为我国不再受制于苏联模式、探索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发。虽然后来“大跃进”的发起给我国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破坏，“在根本上是失败了”，但毛泽东及时反思并纠正错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创新性探索，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初发轫。

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回顾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认知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探索重点放在了工业化领域；尝试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苏联为参照系，开启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新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试图超越苏联模式，逐渐摸索出一条富有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的伟大探索为改革开放后包括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和有益借鉴。

/二、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贡献

纵观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历程，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抑或是失败的教训，都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毛泽东以高超的理论智慧和领导艺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探索性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构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贡献了无可替代的启示性思路和借鉴，他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具体而言，毛泽东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制度保障、战略构想和发展模式等多个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谋划了宏图。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顺势开启，毋庸置疑是对毛泽东独创性贡献的赓续和发展，其意义彰显深刻。

（一）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系统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还深刻解答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问题，也就是中国如何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初步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图景。

首先，毛泽东强调必须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鉴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性质以及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现状，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既要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的国家形式，也不能照搬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能采取的“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必须先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革除旧的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孕育并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因素，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好铺垫。

其次，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深刻展现了强烈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全国解放之后，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精辟提炼了中国现代化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愿景，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制定提供了思想素材和基本思路。

最后，毛泽东较为完整地阐述了新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具体内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经济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的这些构想共同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框架结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必然呈现中国自己的理论形态。

（二）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里，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有效保障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平稳运行。这可谓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现代化营造了和平统一的政治环境。然而，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完全铲除，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跨越更需要“新房子”来支撑。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在中国有可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要求，我们党酝酿并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新路。经过三年的实践，这条新路帮助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体制障碍，社会主义公有制史无前例地在东方国度建立起来，党和国家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前，毛泽东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先后领导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了适合中国现代化实际的政治文明架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思想文化根基。这一系列基本制度的成型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意志的伟大创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毛泽东后来也总结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毛泽东的这一壮举，在我国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先河。正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力保障，党和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不断总结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铺设了战略构想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势开启。毛泽东在领导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及时将取得的重要经验总结上升为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认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预设了多方面的战略规划。

一是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从工业化发展为“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及生活方法普遍扩散化的过程。毛泽东起初抓住了这一要点，将工业化看作是现代化的代名词，在抗战时期向全党发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奋斗的号召。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我国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的情况，毛泽东还是没有立即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认为必须先发展国家工业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逐步改善经济落后的面貌。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日益增多，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愈加全面，逐渐发觉现代化不能囿于工业化这一个方面，应当追求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于是，同周恩来一起制定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为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目标设定的初级形态。

二是在现代化的战略上，从“赶超英美”调整为“两步走”战略。为尽快实现现代化目标、迅速增强综合国力，毛泽东仿照赫鲁晓夫“15年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战略，提出用“15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赶超英美”战略。这一战略重在“以钢为纲”，设想的是在钢铁等重工业产品产量上赶英超美。毛泽东后来一度将赶超时间提前为“三年超英，十年超美”，并表示有十足的把握。显然这种单指标、短时间的构想稍显急于求成的倾向，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认识到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绝不可求急求快。在对“赶超英美”战略进行深入反思的同时，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作了规律性总结，他指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在重新思考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后，毛泽东调整了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先赶上世界基本水准；第二步，争取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现代化实际的。从“赶超英美”到“两步走”，毛泽东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和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四）从“全面学习苏联”到独立自主，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框定了发展模式

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波澜起伏的过程。从刚开始的“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联”，到后来对苏联经验进行反思，决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前框定了发展模式。

在现代化起步阶段，关于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缺乏经验，只能将目光投向现代化的先发国。二战结束后，国际上形成了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衍生出了三种现代化类型：一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还有一种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混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式。显而易见，中国能仿照的只能是第二种模式，即苏联开创的以重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的带领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当时唯一可以跟美帝国主义抗衡的国际力量。基于此，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最终作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重大决定。在“以俄为师”的总基调下，我国以苏联经验为样板，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为切入点，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

尽管苏联模式呈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不足还是被苏共二十大全盘揭露了。对此，毛泽东也认识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已经不能再效仿苏联模式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探索我们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才是长久之道。在对国内外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名篇，成为他初步勾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轮廓的开篇之作。这两篇名作共同提出了一个要点，那就是我们“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第二次结合”原则指导下，毛泽东规定了我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提出了以下理论构想：一是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同时并举思想，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这是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三是遵循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方针，“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制定的发展模式，不仅帮助我们党冲破了苏联模式的禁锢，更重要的是，他在关键时刻牢牢掌握了历史主动权，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转机，真正开辟了构建中国式的现代化范式新纪元。

/三、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彻底扭转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体系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当之无愧是逐梦现代化的先锋。如果没有他的艰辛探索，及其积累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不可能顺利开辟；如果没有他带领党和人民作出的独特贡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缺乏最根本的智慧和源泉。可以说，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现代化辉煌成就，所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时代，全然离不开毛泽东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结和归纳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毛泽东的开拓性探索及原创性贡献基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的一系列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突破，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创新现代化理论，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自信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现代化理论构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作出的科学性预见、前瞻性部署和全局性谋划为理论基点，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坚定理论自信，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际相结合，不断创造新的理论以指导新的现代化实践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不断丰富现代化理论内涵、增强理论自信的过程。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其鲜明的真理性和与时俱进性，成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切出路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毛泽东构建现代化理论、化解现代化难题的根本指导原则。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为发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被毛泽东率先谱写，助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划时代产物的诞生。从此，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党的理论自信越发彰显，以更加坚定的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要矛盾学说、统筹兼顾与综合平衡、“四个现代化”及其“两步走”战略、“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等等，都是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底气进行中国化理论创造的先进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伟力和理论动力。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对新的现代化难题的现实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继承了毛泽东现代化理论构想，并将其内化为思想支撑和理论武装，创新性地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具体化时代化。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高度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的目标、战略、方针、原则等一系列理论构想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特征、新任务和新要求，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经过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构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总体目标和重大原则，完整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在主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正因为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强大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才具备强烈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在此不仅正式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地位，而且更加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遵循。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究其根源是以毛泽东现代化理论为理论底气，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思想指引，以新时代现代化实践为创新路径创造而成的历史性成果。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持续推动下，我们成功破解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不依赖外部力量、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密码。新征程，党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现代化理论构想，不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理论信心，不断创造新的理论以指导新的现代化实践，持续增强党和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高举思想之旗、铸就精神之魂、挺起理论之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

（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明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保证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先进政党的领导。毛泽东紧紧把握这一要点，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同时还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性质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延续了毛泽东的优良传统，更加重视坚持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面领导，并在党内开展了自我革命斗争，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强政治引领力量。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破”旧传统和“立”新传统的辩证统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国这一特殊国度里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用既“认同西方”又“超越西方”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再到斯大林被否决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领导全党稳住阵脚，辩证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扎根中国农业多、工业少的经济现状，独立自主地开拓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无一不是在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如邓小平所言，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一言以蔽之，如果不是毛泽东“凤凰涅槃”式的艰辛探索，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是无从谈起。毛泽东的伟大引领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除了明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力量之外，毛泽东还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党必须时刻自省、自查、自纠，把自身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将现代化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不断推向前进。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居多的不利状况，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并将其视作一项“伟大的工程”，尤其注重从思想上建党，使党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在即将执掌全国的“赶考”前夕，毛泽东用“两个务必”警醒全党要时刻保持和发扬优良作风，并要求党员认真学习工业化建设的基础知识，掌握一定的现代化技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大规模整党整风运动，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条例，及时遏止了党内不正之风，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

新时代，针对党内存在的对党的领导认识不足、行动乏力问题，管党治党宽松软而引发的贪腐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充分传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坚持和加强党对现代化的领导原则，在开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并作了新的拓展和深化。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力量上，基于毛泽东“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重大原则，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深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最可靠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创造者、积极推动者和忠实实践者。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保证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思想、“两个务必”论断升华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务必”论断。最具创新性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继毛泽东提出“人民监督”的第一个答案之后，我们党跨越七十多年作出的新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大的勇气和定力带领全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为更好地引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党必须继续牢牢占据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导地位，将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举旗定向、掌舵领航的核心作用，才能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变质、不变色，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沿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提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支撑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探求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运用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始终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实际状况，与时俱进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将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贯彻于现代化建设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沿用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进一步增强了实事求是的本领，赋予了实事求是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提供了稳固的实践支撑。

坚持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立足点，也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以此为指导，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都是毛泽东带领党克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等脱离客观实际的作风，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成果。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根本方法，成为我们党取得一切胜利的重要法宝。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不管局势多么复杂，任务多么艰巨，毛泽东始终坚持对现代化实际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尽量按照时刻变化着的发展状况制定科学的行动方案，并将现代化的构想及时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调整。毛泽东认为，理论正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下，毛泽东在经济上领导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政治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权利，在文化上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都是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指导作出的现代化部署，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引领上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式轨道当中。

正是靠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我们党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这表明，实事求是以一种中国化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进行了高度概括，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遵循。同时，我国现代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适应这一新情况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沿用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并根据现代化呈现的新特征新规律，在毛泽东的基础上，对实事求是提出了新要求，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作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下了扎实基础。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在毛泽东努力下形成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接过这一“传家宝”，反复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实地调查，全面掌握地方发展状况和症结所在，科学部署对应措施，以群众合力推动现代化发展。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强化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引领现代化建设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发现问题，认真分析问题的根源和变化特征，并施行化解难题的科学方法，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中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必须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目标、蓝图、构想必须落实于实践，否则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和发展，关键就在于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地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

/结语

总而言之，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而不懈奋斗，他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作为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的积极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既在理论上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也在实践上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铺垫了根本历史前提，积累了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入探索和思考，无疑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推进和拓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历史逻辑，深刻领悟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理论逻辑，全面遵循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原则的实践逻辑，才能为保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能如期实现。尽管毛泽东生前提出的一系列现代化构想未能完全付诸实践，但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付出的努力，从根源上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神话，有效推动了东方国家创造现代化新道路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新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毛泽东留下的弥足珍贵的遗产和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