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党，不断推进思想建党的实践探索，解决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要求与突出矛盾，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实践探索过程也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过程。
（一）开展思想教育，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工农党员中的指导地位
建党伊始，毛泽东就清楚地认识到发动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为有效引导和动员工人阶级积极投身革命，促使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转变，毛泽东积极创办各种学校，启发工人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如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平民夜校和失业青年补习班。讲授内容包括“学习文化，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史”“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远大理想等。另外，他还组织工人参加“双十节”请愿游行，利用《大公报》、《劳工》月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升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革命觉悟，培养了大批工运骨干。
随着对革命形势的深入了解，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又加上农民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有待提升，基于此认识，毛泽东很重视在农民中间开展思想教育。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建立农民协会普及政治教育”。具体来看，一方面，1926年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授课内容涉及《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25门课程。毛泽东出任所长，“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重点课程。在授课过程，毛泽东注意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农民问题，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能力。1927年成立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主持工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主要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另一方面，1925年春，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冲创办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授课内容“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采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采用通俗易懂的图画、张贴标语等传播一些政治理论，启发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的阶级觉悟。“湖南省农民协会教育部制定了农村教育计划大纲，开展扫盲识字运动，成立了农民通讯社，广大农民识字积极性大增，其阶级意识与自身素质也得到提升。“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毛泽东利用农民协会，通过开办夜校培养了一批农协骨干，发展了韶山第一批共产党员，推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二）从思想上建设党，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重心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党员队伍的状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截止到1929年5月，党员中工人占234%，农民占47%，小商人占8%，学生占14%，其他占7%，且农民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党员中占70%。大批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加入导致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加上其本身具有的自由散漫性，如果不给予以正确思想引导，“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在红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党内在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部分同志受旧军队和苏联军事思想影响，把军事与政治对立，主张“司令部对外”的单纯军事思想，导致红军出击东江的失败。红军内还有很大比重的流民，部分在革命失败时期加入的官兵对红军的性质宗旨不了解，“缺乏建立根据地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意识”，“甚至带有雇佣军的观念，只是满足于‘当兵吃饷’和走州过县的流动游击”，这些流寇思想严重影响红军执行正确的任务。加上“中央二月来信”对革命的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悲观论断，“助长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进一步滋长和蔓延，成为点燃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导火索’”。毛泽东等同志结合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通过座谈会和各种联席会议，经过实地调查在古田会议上把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总结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种情况。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也正是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导致我们党遭遇“三月失败”、“八月失败”等重大挫折，也严重妨碍党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
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明确提出从思想上建设党，以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古田会议内容由8个部分组成，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灵魂问题。直接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5个部分包括：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训练问题。间接涉及的有废除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决议还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并给出了解决方法。如对新兵和俘虏兵，决议指出要进行特别教育，讲授红军斗争略史、红军的宗旨、普通政治常识等。通过教育，“许多俘虏兵不仅不跑，反而心甘情愿地留下来当红军”。为提升党内教育成效，决议详细规定了政治分析、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组织常识等10种材料和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等18种方法。为达到教育目的，决议对士兵的政治训练，以很艺术的方式编制了19种学习材料，如革命故事、革命歌、图报等。授课上采用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等方法。随后，红四军各党组织与政治机关均派负责人传达《古田会议》精神，组织干部与战士深入学习会议文件。对此，1930年5月毛泽东同朱德在寻乌马蹄冈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上，经过实地调查，总结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经验，并提出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决议中形成的系统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来，有效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认识到决定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不是阶级成分，而是以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来教育、武装全党而进行的实践探索，解决了党内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有力回击了共产国际片面强调的“成分论”。
（三）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不仅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也完全入党
延安整风学习运动是为了提升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党内实际问题，彻底清算党内“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左”倾错误，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是目前学界普遍的认知。延安整风运动亲历者于光远认为“一个目的是反对王明路线、肃清王明路线影响的整风运动；一个是针对党内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整风运动。”在中共历史上，“左”右倾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给党造成极大危害，由于战争形势“左”倾错误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肃清。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以正确路线自居，在党内推行“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教条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在延安再版，对很多新党员造成思想困扰，在党内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纠治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正确的学风、党风，文风的缘起之一。而针对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批判则是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大批党员加入进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地方性政党变成一个全国性大党，到1940年，共产党员的人数增加到80万左右，且大多是新增党员。很多新党员出身情况比较复杂，给党带来了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基于此，毛泽东认识到“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因此在整风运动中也有对党内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批判。
为通过理论学习，实地调查研究，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全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推动全党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1941年毛泽东首先发起整顿高级干部的学习运动，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针对高级干部的学习，党中央成立以“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的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分为理论组与政治组。毛泽东认为“各地举办高级学习组是搞好整风‘极重要的关键’”，亲自开列高级学习组学习书目。学习内容“除了一些马列著作，还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把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文件和代表党的错误路线的文件，提供给干部讨论”，“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高级学习组学习课程的安排充分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马列著作，奠定中共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基础；学习党书、党史使全党对中共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有一个系统清晰把握，从思想上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发生的思想根源及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反思。于光远回忆其所在的读书小组，一个是陈云小组，学习艾思奇、吴亮平合著的《唯物史观》；一个是洛甫小组，学习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感受是所有人包括负责同志都认真学习，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习、讨论产生思想碰撞，思想灌输与潜移默化相结合，干部的理论素养与理论水平在逐步提升。整风学习亲历者温济泽谈及他的感受就是“在整风学习中才真正懂得怎样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很注重学以致用的政党，除了开展系统学习，培养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外，还很重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纠正党内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现象。1941年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成立，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于光远所在的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在1942年组织了一个西北局考察团，在绥德、米脂进行经济、政治、党务等方面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对参与者造成的思想冲击正如于光远“在印斗看地主账本”所描述的那样，“调查之前我不知‘欠租’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我们在印斗查地主的账，发现佃农没有一个不欠债的”，“欠租成为地主挟制农民的经济武器”，地主记账，农民不敢也从不过问，欠租使得农民永远不能翻身。通过实地考察，他的内心感受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把欠租一风吹走才行”。就这样，中共通过理论的培训，参与实地调查研究进行中国革命实践这一循环的理路，把革命的理论逐步推进到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干部的内心世界，使干部在思想教化、理念认同基础上，转化为自觉自愿的外在行动。教育、培训、调研等多种措施齐头并进，干部通过思想改造逐步形成内在思想自觉，注重学用结合，纠正了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学习以整顿思想方法与思想作风为主，既整顿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也整治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学习内容是《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课程的设置更侧重于党员的思想改造和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分析，通过整治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全党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1943年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中指出“‘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这一时期中共改造全党思想，确立内部思想、行动一致的关键举措。全党正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向党交心。而在整风学习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常以反省等方式呈现。这一点可以从延安整风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录或日记中得到印证。景晓村所在的清河区在学习整风文件的第二个阶段上，首先制定学习的详细计划，先浏览，然后把整治学风、党风、文风分成三部分进行具体规划，精读整风文件，做到精研细读做笔记，再进行小组和大会讨论，形成思想碰撞，进行归纳总结，在学习中通过自我批评与反省，实现自我净化。这一整风学习过程既体现了对“三风”问题的纠治，又通过自我批评与自我反思，深挖灵魂深处，解决思想问题。于光远对其参加的西北局整风学习小组，采取的写“思想自传”持非常肯定态度。学习小组要求大家着重结合自己的阶级属性和成长环境阐述自己接受革命后的思想演变过程，通过回忆、思考、反思分析自己还保留的错误思想，并形成文字，在整风小组会上进行讨论，小组其他同志对其进行指导帮助，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其认识到思想上的不足，达到弄清思想，解决思想问题。在集中学习与讨论过程，做反思笔记，书写“思想自传”是亮出自我。审查每个人的历史，深刻剖析个人过去的思想，为清空小我做了充足准备。党组织根据个人反省材料，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形成个人与集体的有机互动，实现思想打通，肃清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清除前进路线上的绊脚石，逐步树立大我，全党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这一思想改造过程在亲历者沈霞身上同样得到验证，她在日记中反省到，组上同志推选她做政经学课代表，她的想法是“既然没有兴趣，做起来一定是苦事，一定做不好，那还不如不做”，经过反思她认识到“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通过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深挖思想根源，对当事人形成内在思想冲击，达到思想认识的升华。经过不断的学习、反省和教育培训，沈霞的感受明显发生了变化，认识到通过整风学习“这个在工作上的个人主义，在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利害了，但不能说就完全已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不过，我自己认为是比在女大时好得多多了。”从亲历者的回忆或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延安整风学习运动对全党的观念和思想的冲击与改造之深，有力推进亲历者自我的转变，实现精神上的蜕变。甚至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以党内集中教育的方式使全党彻底挣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束缚，逐步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达成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要中国化的思想共识，并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在思想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
（四）整党运动推动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到高度统一
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解决解放区的农民土地问题。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党注重把党员世界观的改造始终同改变村里农民的贫困状态、建立美好生活的实际斗争结合在一起。韩丁所调研的张庄党支部，就是当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个缩影，从成立之日起，就注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个人的政治觉悟，克服主观主义，克服无原则的报复主义，肃清小生产者损人利己的恶习，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组织队伍整体上朝着良性态势发展，但“有些新党员的社会出身和世界观属于小生产者，他们带着主观的、眼光短浅的、往往是自私的、总之是不纯的动机进入党内。”具体表现就是基层党组织中的部分干部在思想、组织、作风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并反映在土改中。1947年的全国土地改革会议着重分析了这些情况，“有些党员的阶级观点模糊，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甚至包庇和袒护地主、富农分子；有的党员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改果实；有的干部有严重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也有些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混入党内，甚至把持了基层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作威作福，损公肥私，欺压群众。”
综合各地情况来看，土地改革出现“左”的偏差，是由于“有关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的领导”。作为密切关注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尤其重视。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毛泽东分析了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认识到整党的必要性，“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正是一些地主、富农、流氓分子的错误思想对部分党员造成一定影响，滋生了官僚主义。刘少奇认识到“党内小资产阶级自发性的弥漫，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组织上混乱等，都是党内不纯”。
为纠治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干部在此方面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土改与整党相结合，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作为整党的主要内容，纠治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党内不纯问题。实地调查十里店整党的柯鲁克教授夫妇观察到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分为“关门整党”与“开门整党”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要使他们看到自己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是怎样形成的，哪些严重，哪些不严重。第二个阶段，要改组党组织，执行土地法。”具体来说，第一个阶段是通过“洗脸擦黑”纠正农村党员身上的缺点和错误；第二个阶段是通过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党员和整顿党的队伍，实现“洗心”的目的；这两个阶段都充分吸收群众的批评意见，通过教育提升农村党员的素质达到增强党的力量的目的。在整党后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阶级判断的纠正，以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为主”，侧重“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和组织教育，即所谓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并从党外物色积极分子。很多贫雇农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升了阶级觉悟，积极加入党组织，“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党员总数达到了450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土改斗争中加入党的。”
“三查”“三整”的教育运动后，十里店党支部书记王绍贞谈及体会：整党过程中，“我们党员检查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群众对我们作了批评。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犯了许多错误。对于大家的批评，我们非常感谢，保证永远不报复。受到这种教育，我们非常高兴。我想，如果我能早两年接受这种教育的话，就不至于犯这么多错误了。”这场整党思想教育运动成绩虽与中共预期尚纯落差，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整党是“在阶级教育和革命集体主义基础上的纪律性教育；党是通过自我激励，通过有针对性地检查和鞭策先锋队、战斗队来促进和提高群众性教育的”。通过整党，我们党肃清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升了全党的战斗力，使全党实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为争取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见，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农开展思想教育，从思想上建设党，以高级干部为重点在全党进行整风学习运动，针对农村党员开展“三查三整”整党运动，纠正了不同时期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实践探索推动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逐步走向成熟完善，指导全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做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装。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实践探索是在其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又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建党理论，这一探索过程具有鲜明的理论与实践有机互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