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渊源

伟大建党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充分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基础上萌蘖、生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顺道而为、天下大同的追求，民为邦本、勇毅力行的情怀，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理念，精忠报国、仁者爱人的价值与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统一性。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与顺道而为、天下大同的追求相统一

真理在传统文化中用“道”来指称和表达，即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老子》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开篇，其目的就是要创设一个“万物有道”“道生万物”的世界图式。《老子》又云：“道可道，非常道”，意在言明自然和规律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在中国古代道德伦理范畴中，坚持真理就是奉行道义、顺道而为。志士仁人皆以求道得法为目的，志在圣贤，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而“得道之人”可以依标准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圣人、贤人和君子。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将“道”与“德”、“仁”和“艺”相连接，指出“道”是前提和基础，提出要矢志不渝地坚守真理，“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荀子则将道与“自然”相勾连，指出天道和自然的运行有其内在必然性，“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宇宙乃是一种刚健有为的存在，人应该发挥自我禀赋与内在潜能以效法天地和自然，其目的在于实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礼记·中庸》强调：“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这就是说，人只有护持和发挥自己的道德理性，才能在实践中实现其价值和意义。《淮南子》有云：“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就是号召社会个体像古代圣王一样，遵守政教制度，明察朝代兴亡更替的轨迹，看清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不讲不做不符合道义的话语和事情。管子有云：“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管子·白心》）。就是要求，社会成员不要去做于己有利但不符合原则的事情。北宋理学家张载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相互并列，言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就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既是应对近代中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坚守理想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要坚持实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及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这与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理想相契合。“坚守理想”这一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断裂变迁的产物，也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重塑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现代化的标志，是重视济世救民、经世济用理念的生动再现。《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表明，在中国古代先哲圣贤的话语体系中，“大道”与“大同”相通，相反相成，既有不同又相互联系。“大道”是实现“大同”的前提，“大同”则是认识“大道”的目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土文化创新融合的产物，而“天人合一”“和合不同”“天下为公”的宇宙观和情怀以及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文化底蕴和道德气度则是二者共通性思想，近代以后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对于大同理想的服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思想的继承使得共产主义理想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得以生根发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凝神聚力的作用。陈独秀就曾批驳资本主义文明中以“竞争人权之说”“机械资本之用”为主要内容，指出要以社会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也曾深受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影响，他在论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破产以及此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目标时就曾指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坚守理想”这一伟大建党精神，既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于大同社会一以贯之的追求和梦想，又彰显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必然要求，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与民为邦本、勇毅力行的情怀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以谋取人民幸福和谋求民族复兴为初心和使命。初心、使命就是奋斗的目标，初心与使命既有不同，又内在关联，只有以初心为载体、不忘初心才能担当使命，只有担当使命才能永葆初心。以民为本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底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我国古代思想界认为，人是天地之间最为贵者，乃是“万物之灵”。这种思想可以追述到夏商时期，当时的统治者把“人民”视为是构成自身统治必不可少的要素，《周礼·地官》就将“人民”与“货贿”“牛马”“兵器”“珍异”相并列，视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孟子·尽心上》则把“人民”与“土地”“政事”并称为“诸侯之宝三”。商周之际，中国文化已经完成了由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过渡，周王朝从商王朝崩解和灭亡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视为“金律”，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大誓》），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春秋时期管仲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以管仲的视角出发，统治者要想获得长治久安的统治，就要推行与“民心”相契合的措施。此后，孔子、孟子等思想家开启了民本主义的思想先河。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及至唐代，统治者在总结隋亡的教训基础上认识到“民贵君轻”的真理性，唐太宗和魏征反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何承天在《达性论》中指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认为人与动物迥异，主张增强人的本位和主体意识。明清之际黄宗羲等思想家对于君主专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抨击其为“天下之大害”，提出“君末民本”的朴素民主思想。清末以降，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以爱国救亡为己任，以“君民共主”取代“以君为主”的思想，把民本主义推向了顶点和高潮。“南陈北李”之李大钊将“平民主义”视为是对“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的“完全打破”，将政治机关视为由人民产生，并执行、管理其事务的“工具”。由此可知，“践行初心”这一伟大建党精神既来源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理论，又来源于本土民本主义思想的现代性转化。

勇毅力行是指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时具有的美好德性，与“担当使命”这一伟大建党精神因子内在耦合。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无论是社会个体还是社会团体，只有胸怀大志才能做到有所作为。这就是说，中华文化从不孤立地看待个体命运，而是特别重视个人命运与他人命运、国家民族命运的相互联系，形成了中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的道德风尚。基于此，黄帝鼓励种植五谷和发展畜牧业，组织力量以战胜强敌；尧帝能奉养孤苦伶仃而无处投靠依附之人；舜帝则时时和事事不脱离人民，统一时序以发展民生；大禹则任能选贤，疏通河道，导江入海，对有罪之人和当刑之徒都能加以抚慰；商汤王和周武王定国安邦、体恤民情，其恩泽惠及草木禽兽。由此可知，古代圣王以天下为己身，而无一己之私利，体现了为民众谋幸福的责任担当。中国文化素来就有重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传统，孔子对管仲尊王攘夷、捍卫国家文化传统的义举赞不绝口。以其视角出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同时，中华民族把坚毅不拔的意志视为为人处事不可或缺的品质。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在中国古人看来，“志”是“勇”的前提，“勇”则是“志”的必然要求，有“志”无“勇”，只能最终使志向成为不切实际的幻象。从古代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志”和“勇”的利益支点在于少数人，一方面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号称以民心为己心，另一方面又把人民当作维护私利的工具，造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二律背反。马克思曾明言：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维护者，而非只“为少数人”。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语境下“担当使命”与传统文化并不完全相同，而是立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上对勇毅力行的扬弃和超越，其利益支点在于多数人，最终目的在于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毛泽东指出，革命的目的在于，“为了是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群众对于独立自主、幸福平等的期盼中走上政治舞台的，对于历朝历代的兴旺更替有过深沉的思考和窥探，对于传统农民起义的教训有着充分汲取和吸收。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与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理念相统一

儒家文化重视气节，主张为了实现道义不惜牺牲自我。在中国传统美德中义利观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见利思义和先义后利是社会大众所推崇的为人处世的依据。孔子有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认为：当“生”与“义”之间出现矛盾和张力时，仁人志士在面对“二者不可得兼”两难的困境时的选择是“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而非贪生怕死或是舍义取生。基于此，中国儒家先贤将“见利思义”作为区分衡量“君子”与“小人”的伦理依据，以其视角出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论语·里仁》又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道德品行高尚的人通晓并宣扬的是对整个社会都合用的利，而道德品行低贱的人则只注重自己的一己私利。孟子则要求“先义而后利”，要求培养“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荀子发展了孔孟的道德哲学，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王夫之等提出“利在义中”“义中有利”，强调“正义谋利”和“义中之利”的统一，将道德精神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在中国古人看来：所谓义者，“事之所宜也”；所谓利者，“人之用曰利”，反映了中华民族在面对是非正义时所迸发出来的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意志品德和道德情操。基于此，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借用司马迁的话入木三分地指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毛泽东看来：“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正告全党：“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由此可知，“不怕牺牲”这一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华文化中舍生取义理念的一种外化。

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传统的自强不息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将做事是以道义还是以利益为出发点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志。《礼记·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衍生于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奋斗意识，直接催生了古代士大夫自强不息的道德品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古人常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中国古代哲学注重道德哲学和意志品质的联系性和共生性。孔子在这个意义上将“知、仁、勇”视为“三达德”，并认为“仁”是这些道德和美德的核心，“知”是“仁”的前提，“勇”是“仁”的动力，三者相互关联、相互融通。《说文解字》则将“勇”视为一种气概，认为：“勇，气也。”在古代，我国贤士达人将“勇”分为三种层次，即血气之勇、意气之勇和道德之勇，并把理直气壮、恪守坚定的道德之勇视为“大勇”。基于此，孔子曰：“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左传》亦云：“知死不辟，勇也。”由此可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义”与“勇”内在关联。“勇于斗争”就是大义、大勇的有机统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传统美德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具象化呈现。可以说，英勇斗争与不怕牺牲互为表里、耦合共生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哲人倡导的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了这种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的精神。依靠这种精神，党在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中，培育和生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包括革命时期艰苦奋斗、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紧密团结、生死与共的长征精神，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延安精神，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抗战精神，一心为民、永不止步的西柏坡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家卫国、战胜强敌的抗美援朝精神，无私奉献、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期的敢闯新路、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众志成城、顽强拼搏的抗洪精神，万众一心、不畏艰险的抗震救灾精神以及新时代上下同心、精准务实的脱贫攻坚精神，尊重科学、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等等。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与精忠报国、仁者爱人的价值相统一

对党忠诚的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华文化中“忠”的美德相互对应。革命战争时期，李大钊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要求自我把救国救民作为使命和责任。新时代习近平则将“天下为公、担当道义”，视为“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古代仁人志士把忠诚、道义、气节和仁德看成高过生命的存在，为了实现“仁德”，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苟且偷生。如前所述，孟子十分注重道义与气节。在他看来，当生存与道义气节之间相互背离时，二者不可兼得，就需要“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就此而言，舍生取义与精忠报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的。他在《孟子·滕文公下》中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概括总结“大丈夫”的人格和气节，要求其做到不为利益所惑、勇于对抗暴力。南北朝时期思想家范缜正是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坚持真理，拒绝“卖论取官”。以此出发，古代中国人将热爱祖国视为道德品质中最为可贵的品质，凝练出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气节。从屈原投江到苏武牧羊再到杨家将保家卫国、血洒疆场，经由宗泽、岳飞精忠报国、不死不归，及至宋元之际的文天祥、谢枋得身陷囹圄、心忧天下以及明清之际的史可法、黄道周等以身殉国、为国捐躯，古代仁人志士以实际行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鸦片战争以来，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很多民族英雄、烈士先驱，表现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精神。同时，我国古代提倡的“忠”并非不顾道义、没有原则和立场地一味迎合君王，“忠君报国”的背后隐匿着一条爱国为民的思想逻辑，其最终旨归在于“弘道”。诚如《群书治要·孙卿子》所言：“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基于此，毛泽东视域下“忠”就是“忠于大多数人民”。共产党人要把“忠”的美德具体化为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忠贞不渝。正是基于此，“对党忠诚”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具体现实的而不是空洞抽象的存在，需要将人生之有限融入民族复兴事业之无限中去。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升华是“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因子的思想渊源。“仁”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初心因“仁”而始，以“人”而止，“仁”与“人”相同相通，居于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仁者爱人”强调的是有抱负的人不能只顾自身更要注重集体、国家和民族，这种基于家族生活中亲情基础上而形成的道德品质，发端于人们生活中的“恻隐之心”，以此为支点衍生出中华文化中鲜明的家国情怀。以儒家道德文化视角出发，中国社会中其他一切美德都建诸于此，爱人、孝悌和忠恕思想都是“仁”的体现。老子认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孔子指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荀子将人与牛马等动物加以对比，并追问“牛马为用，何也？”其答案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中国古人认识到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成员之间的协作，以此推之中国传统文化得出的结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北宋学者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而南宋理学家朱熹则认为：“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朱子语类·卷六》）伟大建党精神正是仁爱民众、心系天下精神的扩充和发展。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与思想史上所有一切空喊人民利益的理论派别不同，中国共产党将追求维护人民利益看成具体现实的，既把人民看成是利益实现的目标，也将之视为利益实现的主体，这就使得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英勇斗争”与“不怕牺牲”“不负人民”等思想因子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基于此，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认定：要想争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既“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又要“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

/二、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意义

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出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还有利于继承强党兴党的精神财富；不仅有利于整合国家治理的精神资源，还有利于开启人民幸福的精神源泉。

（一）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梁启超认为学术思想文化向度的价值与一个国家的开化文明程度密切相关。在他看来，“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1840年以后，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中国经济社会凋敝衰落，人民群众深受压迫，封建势力与外部势力达成“合谋”以维护其统治，致使国家、人民以及文明遭受耻辱和苦难。在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迁的同时，思想结构变迁拉开序幕，中国文化被赶下人类先进文明的宝座。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阶级、晚清统治集团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企图以太平天国、中体西用、自由平等思想为号召凝聚推动民族复兴发展精神力量的尝试只能化为泡影，二元对立范式之下的西方式现代化失去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导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撕裂与对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医治当时中国社会一剂良药的历史背景在于本土文化独特性、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人类立场普适性的耦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建党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交融发展的时代性产物，展现出独特的价值特质和人文魅力。100多年来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崛起的漫长征程中，我们党在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的具体手段和形式上虽然存在差异，但贯穿其中的伟大建党精神从未改变。基于此，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必须立足于文化自信，砥砺奋进，用理想信念集聚中国力量，用中国文化激发中国智慧，用中国自信展现中国精神。

（二）继承强党兴党的精神财富

伟大建党精神是党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结构兼有整体性、可变性、可识性，结构的意义在于可以被有效辨识，组成结构的各元素既相互平衡又相互制约，无法独自发生变化，任一元素发生变化，整体性结构就将不复存在。由此可知，文化绝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文化的可变性与稳定性决定了其存在的暂时性和延续性。伟大建党精神是我们党在建党、强党和兴党过程中产生和升华而成的精神财富，因而对于我们党继续前进具有推动作用。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党内政治文化中最富代表性的组成部分，折射出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价值，关乎我们党的形象、宗旨、性质和自信，与党的前途休戚相关。建党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伟大建党精神作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生成，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伟大建党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信念、宗旨和作风，是本土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一次融合再造，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精神武器。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我们党面对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不能因此而终结，这是因为执政党一旦精神崩塌就会导致政党宗旨变化、政党性质蜕变，进而导致政党形象和政党自信遭到破坏，也就必然会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其执政地位就难以保全。基于此，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良好形象的鲜明标识，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担当使命的力量之源，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内在支撑。

（三）整合国家治理的精神资源

伟大建党精神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乃是国家治理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和题中应有之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1921年中国共产党以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形式得以诞生并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追求和探索。革命时期，我们党的目标就是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依靠中央权威，整合资源以应付和突破外部势力的封锁和围堵，促进了经济恢复，维护了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农村改革取得极大成功并向城市推进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总得看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则离不开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葛兰西认为，一个执政党如果失去了文化和价值领域的领导权、引领权，那么这个执政党极有可能也会失去政治领导权。基于此，深入挖掘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与意义，有助于赓续红色基因以优化提高社会文明环境，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良好的精神环境。

（四）开启人民幸福的精神源泉

精神充实和心灵满足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人民幸福是国家富强的标志，国家富强则是人民幸福的前提，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轮行稳致远。物质层面需要的满足处于相对低级阶段，而精神层面需要的满足则处于相对高级阶段。物质不同于意识，两者相互不同，这是辩证法的一个方面，但唯物辩证法又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于物质具有反作用，这种转换的关键就在于人民群众。基于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在论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指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从社会活动的主体性视角来看，党和人民群众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主体，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就是说，伟大建党精神既蕴含了党的立场、宗旨和品格，又凝聚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思想智慧与精神意志。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就鲜明地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习近平指出：“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由此出发，伟大建党精神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内化为人的自觉精神追求，就能转换成为创造幸福的精神源泉。伟大建党精神凝结着建党先驱赤胆忠心、报国宏愿对于我们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矢志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进路

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辉煌成就的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的基础上形成和赓续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构建文化自信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

确立对待和理解文化自信的立场和态度，是发挥其对理想信念孕育和滋养功能的先决条件。从国内范围看，西学东渐以后，几代中国人致力于借助于各种内外力量复兴自身的探索与尝试，希冀构建既有别于传统社会又不同于现代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起新的意义和秩序体系，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伟大建党精神的确立正是这一文化探索中的重要一环和枢纽。从国际范围看，现代化语境下资本主义席卷全球，在资本逻辑和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中国等东方文化日渐处于边缘化、外围化的地位，其标志就在于文化主体由自认世界文化中心到不得不承认自身文化的落后性。在“一球两制”的时代语境下，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历经颠覆性变革。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与风险并不是立足虚无的无病呻吟，而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和“去共产党化”只会导致思想混乱和政亡人息，社会主义事业只能沦为“水中月、镜中花”，党和人民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要求我们：秉持有容乃大的开放胸襟，推介和宣传本土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既要打破文化融合壁垒，又要消弭文化冲突界线，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警惕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复古主义；充分把握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利用古代优秀文化资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粹深刻透视、整合和引导当代本土文化，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和文化需求，避免错误思潮的侵袭和误导，防止以西方话语来遮蔽中国话语，以西方价值替代中国价值，以西方标准混淆中国标准，保持文化精神的独立性。

（二）推动理论创新，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以消解价值观念“碎片化”“边缘化”风险

建基于文化力、自信力二维融合再生以实现中国特色文化自信生成和发展，是实现中西话语转换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中西文明，各有所长又各有其短，两者既具对立冲突性又有和谐共生性。100多年前，梁启超在《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一文中即已指出：中国有一个“绝大责任”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从而“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当代中国社会面临急速转型和剧烈调整变动，错综复杂的现代性问题日益凸显，而思想文化空间中鲜花与毒草并存，一些山寨文化、选秀文化、网络文化以“草根文化”自居，极尽丑化历史和历史人物之能事，对一些社会热点和焦点进行情绪化以及民粹式解读，把信仰信念空洞化虚无化致使“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社会思潮大行其道，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存在被削弱的风险。为此，我们要做到：一是充分认识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以本土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发挥党的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耦合效应，创新媒介传播方式手段，构建起协同互动的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二是保持本土文化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把解决民生问题与增强文化自信相结合，形成文化强党兴国的良好氛围，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摄力和包容性；三是发挥文化的价值涵养功能，彰显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力和影响力，建构意识形态准确、时代特色鲜明、民族特色浓郁的文化体系，增强主流文化的引领力以避免错误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侵袭和误导。

（三）培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提升党员干部的精神境界以防范“剧场效应”和“两面人”现象

党的使命和任务决定了党员干部是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实践者。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脱离社会形态的“普世存在”。“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领域发展，社会转型的负面影响给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员思想带来严峻考验，党员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总会遭遇一些新事物、新情况，导致党内出现了“剧场效应”和“两面人”等不良文化现象。“剧场效应”指的就是部分党员干部参加组织生活、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和理想信念教育活动时与离开这一场域表现出较大的思想反差。“两面人”指的就是一部分党员干部对党不老实不忠诚、阳奉阴违，台上讲廉洁，台下带私货。“剧场效应”和“两面人”对于党内政治文化起到负面消解作用，对于党员干部坚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了冲击和挑战。“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我们要弄通搞懂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核心要义、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领会，拧紧思想“总开关”，做到明辨是非、义先利后、忧先乐后、扶正祛邪；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不畏艰险、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坚持党的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破除“以洋为尊”“以洋为贵”“以洋为美”的思想羁绊，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增强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以自我革命精神祛除党内政治文化中掺杂的圈子文化、厚黑学、关系学、官场术等庸俗腐朽现象，不断培厚增强生成政治文化自信的党内政治生态。

（四）保障民生公正，激活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力以应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性、挑战性特征

民族复兴不能凭空生成，必须建诸物质富裕以及精神富足，需要立足中国国情构建中国话语，超越西方中心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存在着内外两种促动力：一是经济领域的革故鼎新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推陈出新，社会文明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这是内生变量，我国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特色文化自信的构筑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二是随着国际交流在广度深度上的不断深入，西方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侵入，使得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遭遇多重挑战，这是外生变量。就业、教育和住房等民生问题、收入分配公平、生态环境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叠加交织深刻影响着人民群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认可。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思想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必要性。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注意了、解决了和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我们党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组织者，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基于此，只有及时准确回应满足人民群众的所盼所需，认真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解决事关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民生问题，更广泛地凝聚社会阶层共识，教育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才能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以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以推动实现中国特色文化自信，激活先进文化影响力以应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性、挑战性。

/结语

新时代，党和国家仍然面临诸多已知和未知的风险和考验，没有坚强的改革意志和广泛的改革共识，就不可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开启强党兴党目标和开启人民幸福生活。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份发自原初的矢志不移的情怀，是一种持之以恒不松懈的坚韧与奋斗精神，持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推进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胜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