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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梅 |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选集》的传播与党的意识形态凝聚研究

时间:2023-08-26  来源:   阅读量:
作者简介: 李雪梅,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文章来源: 《湖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摘要: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选集》等为载体在意识形态上向党内党外积极发声、进行斗争。《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与学习宣传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体现和反映,是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确立指导思想地位的体现和反映。《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和学习宣传促进了党加强对毛泽东著作出版的统一领导。其对当时革命斗争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是推动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推进《毛泽东选集》产生了全国性广泛影响并外溢到海外。


关键词:

《毛泽东选集》;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民同国民党等敌对势力进行激烈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向党内党外积极发声、进行斗争。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以党的文献出版发行、学习宣传来进行思想理论传播。《毛泽东选集》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具代表性、最具重要性的文献之一发挥了其他文献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编发的版本各异的《毛泽东选集》尽管都有所疏漏,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凝聚党的意识形态、组织人民投身革命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关于建国前《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研究已久、比较详尽,对出版的历史、版本的考订等问题已基本梳理清楚。而《毛泽东选集》的传播及其与党的意识形态凝聚的关联仍是具有较大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的议题。尤其是阐明《毛泽东选集》的传播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地位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进一步的深化和丰富,对于当前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选集》的传播与毛泽东著作论集、专题文集等的传播有着直接紧密的关联


《毛泽东选集》出版前,各种形式版本的毛泽东著作论集、专题文集就已经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多年。笔者系统查找、梳理、分类,大体有五种:一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著的论文集,《农村调查》(1941年延安出版,收录篇目有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12月编辑出版,收录若干篇毛泽东著作)《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中共中央书记处1942年10月编辑出版,收录若干篇毛泽东著作)《两条路线》(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编印,收录若干篇毛泽东著作)。二是冠有“毛泽东”之名的著作集,如《毛泽东论文集》(上海大众出版社1937年、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1938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40年等版本)《毛泽东言论集》(汉口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芒种书屋1938年等版本)《毛泽东言论选集》(晋察冀日报社1942年出版)《毛主席三大名著》(中共晋绥分局1943年10月出版)《毛泽东三大名著》(涉县新华书店1945年3月出版)。三是冠有“毛泽东”之名的专题著作集,如《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新华日报社1939年版)《毛泽东抗战言论全集》(汉口民族出版社1938年版、上海战时读物编译社1938年版等版本)《毛泽东论中日战争》(陕西人民出版社1937年版、汉口人民书店1938年版等版本)《毛泽东同志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东北书店1947年版)。四是没有冠“毛泽东”之名的毛泽东专题著作集,如《论中国革命》《论革命战争》《论党的建设》《论宣传教育》《论土地改革》(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1947年编印)《抗日方法与前途》(上海一心书店1938年版)《生产组织与农村调查》(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6年版)《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中国抗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39年版)《农民运动与农村调查》(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太岳军区司令部1938年5月印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新民主报社1943年版、晋绥分局1944年版、中国新民主出版社1946年版、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等版本)《整顿三风》(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版)。五是党内文献集或其他著作集中收录有毛泽东的著作,如《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中共中央书记处1942年7月编印,收录毛泽东著作29篇)《军事文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42年11月编印,收录毛泽东著作54篇)。以上毛泽东著作论集、专题文集的出版发行要早于《毛泽东选集》许多年,为《毛泽东选集》的传播储备了文稿基础、渠道基础和经验基础。
(一)不同形式的毛泽东著作论集、文集相较于单篇著作和单行本,能集中更多毛泽东的代表性著作或重要著作。毛泽东著作论集、文集等相较于单篇著作和单行本,包含的文稿数量多、系统性强
第一,更能保存毛泽东的著作篇章,为后来各地不同版本《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打下良好基础。从出版学上讲,文集(同一作者共同或类似主题的文稿结集而成)、文辑(同一主题不同作者的文稿扎辑)、选集(有目的有侧重地在所掌握的所有文稿中根据一定的思路、标准和要求进行筛选成集)等著作集都是根据特定的要求把单篇著作汇集起来。为编印发行文集、专集、专辑等,出版者需要有目的性地收集编排单篇著作,把散落在各类报刊上的著作单篇及其单行本有效地集中起来。通过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文集、文辑等,能够保存大量毛泽东著作篇章。
第二,更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渴求,为阅读者提供更厚重的文本。毛泽东著作论集、文集等能够围绕或聚焦特定的主题臻选汇集毛泽东单篇著作或单行本,对相关问题进行集中阐述,提供的内容更丰富、更厚实、更透彻、更到位、更解惑。如《毛主席的三大名著》“编者的话”所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三大名著“出版已久,中外称颂。我们曾陆续印行过单行本,但仍不敷应用。”近来党内外人士“精研毛主席著作之风遂以日盛”,“要求阅读毛主席三大名著者日众”,“纷纷索要”。“为应此需要,特再刊印毛主席三大名著合订本。”
第三,更能集中展示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为党内外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提供更具理论战斗力的“武器”毛泽东著作论集、文集特别是收录篇数较多的“大部头”“集”“辑”等能够汇集较长时期、较大范围的毛泽东论著,思想理论的分量更足、“威力”更大,在开展重大和复杂理论问题斗争、与积弊已久的错误思想进行理论斗争等方面,有足够的理论战斗力。这是许多单篇著作或单行本比较难做得到的。如要对在党内较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批判斗争,单篇著作犹如单颗子弹射击的效果相比不明显。正如毛泽东在1943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影响力不大。通过编印《六大以来》,把体现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文献集中起来、摆列开来,是与非鲜明对照,许多同志才认识到大革命后期党中央实施的是一条错误路线,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那些犯错误路线的领导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也更能深刻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历史文献所具有的分清路线是非对错的政治功能得以充分展现和发挥出来。
(二)不同形式的毛泽东著作论集、文集在党内外传播是各版本《毛泽东选集》传播的先行实践。在各版本《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前,众多的毛泽东著作论集、专题文集等已经在党内深入学习宣传、在党外广泛传播
第一,在党内和根据地、解放区、边区的学习宣传。作为党的机关报的《新华日报》在1938年1月11日第四版、1月12日第一版都刊发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的宣传广告。1938年213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最显著位置登出《毛泽东、朱德最近抗战言论集》的出版预告。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委创办的“延安新华书店陇东分店”发售过《毛泽东救国言论集》等书籍。在晋西南区党委和晋绥分局直接领导下的晋绥边区七月剧社,组织领导、干部、党员、文化高一些的同志学习《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等著作。新知书店金华分店常到安徽泾县云岭给新四军送书,其中就包括《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等。1939年7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协调边区有关方面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图书馆”名义向北平图书馆寄赠图书数十本。所赠图书中有《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
第二,在国民党及其他反动势力统治区的传播。中共宜都地下组织负责人在县城发展了十余名党员,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言论集》等革命理论书籍。民先宜都支队在县城创办光明书店,从汉口、宜昌购书,以出售公开发行的书籍为掩护,暗地售卖《毛泽东言论集》等书籍。开县县城的教师之间,教师与部分学生之间,秘密传阅《毛泽东言论集》等小册子。奉化地下党员秘密传阅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等书刊。进步青年韦统泰到南阳组织“读书研究会”,集资购买了一些进步书刊如《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分散阅读、分组讨论。党还积极借助公开的载体和方式来开展传播。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在国统区公开开展宣传工作,以民间形式创办了中国出版社,在武汉、香港出版过《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还成立桂林八办,大力推动桂林书店、出版业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出版销售过《毛泽东言论集》等书籍。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云南日报》社建立秘密支部,并做好报社中的进步人士工作,在日报的副刊《南风》先后刊载《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谈抗战前线》。党还积极争取邹韬奋、李公朴、胡愈之等进步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的支持,通过他们创办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开明书店、集美书店、文学书店和读书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梅燕出版社、创作出版社、文苑出版社、美学出版社、良友复兴图书公司以及《抗战文艺》《当代文艺》《创作月刊》《文学创作》《中国诗坛》《科学知识》等杂志社印制和销售《毛泽东救国言论集》等书籍。尽管如此,毛泽东各种形式的著作仍成为国民党查禁系统的重点。1938年4月汉口检查出版品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报告的65种“最近查禁书刊总目”中包括毛泽东《抗战必胜论》等5种。1939年,保靖县政府致国民党保靖县党部的9份《取缔刊物表》《查禁书刊一览表》中就有《毛泽东言论集》等。1939年1-6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云南饬令查禁及查扣的书刊约100余种,其中有《毛泽东言论集》等。毛泽东著作集查禁“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在国统区的传播情况
第三,在海外以中文和译文版形式流传。1934年8月,共产国际以中文版形式出版了题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的毛泽东专题文集。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为了调查了解中国国情,派不少官方机构和专家学者来中国大量搜集各方面情报,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资料。1945年,日本外务省调查局第五课编集了《毛泽东主要言论集》,共收入27篇毛泽东的文章、讲话材料。埃德加·斯诺采写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在各大中英文报刊的头版刊出。1937年8月,孙寒冰在翻阅ASIA杂志时看到过这篇文章。1948年在香港的中共党员陈家康将《毛泽东论文化与艺术》译成英文版,交由苏联雅尔达人佛西利爱夫承印。



/二、《毛泽东选集》的传播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是互动共生的

各地出版的不同版本《毛泽东选集》收录的毛泽东著作篇目有所差异。但是从晋察冀日报社版、苏中出版社版、东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毛泽东选集》来看,四版本选集共同都包含的篇目已经覆盖了毛泽东主要代表性著作。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使得毛泽东思想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现载体,能够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现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与学习宣传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体现和反映

从单篇论著或单行本到专题论集、文集再到《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与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是同向相行的,共同体现出从零星个别到整体系统的发展趋势。这一点从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内容的编排上就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第1卷带有总论性质,第2卷到第5卷分别侧重从政治理论、军事理论、经济理论、党建和文化以及方法论等方面来划分和呈现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不是以横向内容划分而是以纵向时间划分为依据,按照“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以来”三个党史分期来编排不仅直观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而且进一步凸显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各时期的正确性和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与学习宣传是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确立指导思想地位的体现和反映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文化中,《毛泽东选集》跟毛泽东的著作论集、专集以及中共其他领导人的《选集》有着不同的政治意蕴和政治象征。其由特定机构出版发行所代表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对毛泽东个人的赞誉,而是毛泽东作为党最高领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政治地位的体现,表明党最高领袖的思想是党的思想、党的理论,是党的意志的体现,它是对全党都具有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成为党内理论权威、毛泽东思想占据党内理论制高点。这一点还在1945年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的内容选择和编排上得到充分体现。该版《毛泽东选集》在卷首是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18位党内高级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对毛泽东思想长达2万2千字的有关论述《论毛泽东思想》为代序,表明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特殊地位。

(三)《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与学习宣传开创了毛泽东思想传播的新范式

《毛泽东选集》给党内外各界人士提供的系统的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远非一篇著作、一个论集、专集等所能比。各版本《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宣传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的新模式,开启了用系统读本学习传播毛泽东思想之先河,使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获得了一项武装全党头脑的更为完善的武器,推动了全党持续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三、《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和学习宣传促进了党对毛泽东著作出版加强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为了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对党的领导人著作等的出版,更多的是鼓励通过多种方式来出版发行。虽然中共中央曾在1938年2月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31期上刊登声明,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总司令部也有过启事,表示市面上发行的关于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小册子、书籍、著作等,只有中国出版社及延安解放社印行的才由党和军队领导本人签字确认,其他概不负责。以“声明”“启事”的形式来为党的领导人的有关著作进行“澄清”,更多的还是出于同国民党等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斗争需要而采取“免责”的应对策略和措施,并非是对党和军队领导人著作的出版进行规范管理。即使到了1943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也仅是对延安各系统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进行“统一指导”“集中指导”,尚未对各根据地或全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尤其是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著作的出版发行加强统一管理。

(一)不同版本系统《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都是在各根据地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晋察冀日报社版《毛泽东选集》初编完成后曾呈报中央宣传委员会及中央宣传教育部。邓拓向周明说“第五卷第一篇,原来选的是《论新阶段》全文,现在只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部分,是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意思。”中央宣传教育部也对编选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王稼祥才批准同意编辑出版。“为了使读者了解毛主席各个时期著作的背景,还从文件中选编了一些附录。后来,又根据中央局确定的编目,将附录全部去掉。版本的开数,天地的大小,封面的设计,也都是经宣传部审阅过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中央局宣传部曾写信表扬:“你们在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制版、装订以及搜购材料,为《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取得满意的成绩,这种精神与成果,应该得到党的鼓励。除发给奖金十万元外,特再函告,希继续努力。致,布尔什维克敬礼!中央局宣传部、办公厅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是由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来主持。“据凯丰讲,这个目录还要报送中央审查后,才能定下来。”该版《毛泽东选集》还征得毛泽东本人对所录篇目和出版工作的具体而直接的意见。1948年2月12日,毛泽东对林彪认为将毛泽东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收入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不妥的情况,批示此信不要收录其中,并要求陆定一、胡乔木全部再审阅把关这一套《毛泽东选集》,将其中不适合公开发行等内容妥善处理。1948年7月12日,毛泽东对东北局宣传部“苏联外国书籍出版局愿印毛泽东选集,可大量印刷,是否允其印刷请求”的请示作出明确批复:“无论国内、国外,暂时均不要出选集。半年后,经审查后再说。”各根据地党组织能够较早编选出版《毛泽东选集》,供干部、党员、群众学习,充分说明了各根据地党组织极其重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群众。各根据地、解放区相互间联系较少,由地方领导和宣传部门自发编辑出版的,特别是编辑工作是独立进行的,更能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抗日军队战士为适应和满足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客观需要。

(二)《毛泽东选集》出版增多促使党的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发行逐步实现由党中央统一审核编印

由于当时还处于战争状态,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相互间联系较少,各自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版本是太混乱了,例如《毛泽东选集》,就有好几种版本,每种版本各不相同,由于这种情况,要统一出版,首先而且顶重要的,就是统一版本。”1948年,中央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把编印马恩列斯文献及中央重要文献之权统一于中央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统一编印政策性学习文件的指示》等,着力对党的领导人著作出版发行加强统一管理。“凡各地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所出版的书籍杂志,在出版前,应分别种类送交党的有关部门审查。”“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作,未经中央同意,各地不得擅自出版。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作,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亦须事先将该著作目录报告批准”,要求把编印“中央重要文献之权统一于中央。”1949年3月,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已经开始将统一版本作为重点任务。1949年5月,北平新华印刷厂印制了一版《毛泽东选集》,曾提交出版委员会校对后送呈毛泽东亲自校阅。中共中央和中宣部责成出版委员会进行统一的编辑工作。




/四、《毛泽东选集》适应且推动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变化

《毛泽东选集》以及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不仅是依靠宣传的推动,而且也与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毛泽东选集》所蕴含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并且进一步推动了实践向前发展。

(一)《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和宣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行了调整

《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特别是翻版新印,会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毛泽东新发表的重要论著增加新的篇目。1947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原来计划安排是五卷本。随着形势的新进展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发表,显得不足了,就增加为六卷本。但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半年多,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关于武装斗争、军事战略战术等的文章,对现实的革命斗争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却未收录6卷本中。因此,晋察冀中央局于1947年12月在6卷本的基础上,又根据中央书记处出版的《六大以来》,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5篇文章编印成《毛泽东选集续编》本。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印制的《毛泽东选集》就比1945年印制的版本增加了7篇著作。东北版《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形势发展与1945年前后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编者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放在卷首前言位置,作为全书统领,反映出《毛泽东选集》的纲领性文献地位。

(二)《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和学习宣传直接服务现实斗争工作需要

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启动之后,其出版发行时间的选择就很好体现了适应现实工作需要的针对性。1944年晋察冀日报版《毛泽东选集》开排不久,晋察冀分局就明确要求《毛泽东选集》要赶在分局6、7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前赶印出来,使参加会议的同志人手一部。按当时条件,一部46万字的书要两个月内排印出版是不可能的。经请示分局同意,先印四、五两卷。经过加班加点、赶排赶印,终于在高干会时把4、5两卷送到会上。东北版《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时候,正值黑龙江省委召开土地改革干部大会。省委书记王鹤寿听到消息,专门派人来哈尔滨购买了一百部,提供给与会人员学习。

(三)《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和学习宣传及时阐释了形势的新发展

特别是《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毛泽东新近发表的重要论著,都是针对革命斗争发展所作的最新思想和理论。通过《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和学习宣传,尤其是如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单行本版《毛泽东选集》那样,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能够把毛泽东的最新思想和党的最新政策传递开来。该系列《毛泽东选集》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出版发行,使海内国人和海外侨胞及时了解到内战局势的发展趋势。此书及时的出版,使广大读者读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将会取得全面胜利的信心大为增强。系列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出版发行,及时解答了一些人士中间存在的解放战争是否应当适可而止,是否可以搞“划江而治”的问题。系列之《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出版发行,使人们及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构想




/五、《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和学习宣传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形成全国性广泛影响

《毛泽东选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传播受限、影响较小。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1944年10月11日刊载了新华社晋察冀10月5日消息,介绍《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的情况,称这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在目前政治形势下,贯彻毛泽东同志思想,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趁乱将《毛泽东选集》等书籍和宣传材料运进北平城内,分发给学生工委、工人工委、铁路工委和平民工委,宣传党的政策。《毛泽东选集》大范围公开化传播主要是在解放区。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48年以后,随着中共实际控制区域的快速扩大,《毛泽东选集》的传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区域。

(一)出版条件的极大改善为《毛泽东选集》的大范围大规模出版发行创造了前提条件

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还处在经济、军事封锁下,“很难到敌占区买白纸,边区的纸张十分缺乏。报社自力更生办起了造纸厂,还派人到平山、灵寿等地办起手工造纸厂。以稻草、麻绳头为原料,生产土造麻纸(又叫毛头纸)。毛头纸粗糙、发黄,不太白也不细,但可以用来印报纸,以省出好的白纸印《毛选》。”编辑出版地虽然最初是在河北阜平县,但由于战争环境,负责《毛泽东选集》印刷的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几度在河北阜平、平山和山西五台山之间转移。苏中根据地处于沪宁抗日前哨,远离党中央,形势严峻、战斗频繁,收集材料十分困难。能够见到的毛泽东同志著作,除公开发表于党报党刊上的之外,就是从电台收到的电报和电讯,以及从延安、重庆、各解放区辗转带来的进步书刊上所发表或转载的文章。苏中出版社自身出版印刷条件也比较差。而进入解放战争之后,条件就有所改善。1945年冬,晋冀鲁豫军区取得邯郸战役胜利,为晋冀鲁豫边区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根据地迅速扩大,过去敌人设置的封锁线没有了,各种党内文件送了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晋冀鲁豫中央局才同意局宣传部的建议决定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东北战局稳定之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才开始计划出版一部大开本的《毛泽东选集》。东北局接收了规模较大的哈尔滨中长铁路印刷厂,该厂此前专门印刷火车票和路局用的账册单据,印刷机和排字能力较好,而且有精装烫金等设备。东北局经委主任王首道还特批经费给石岘造纸厂,用以生产出版《毛泽东选集》质量较高的大三十二开规格专用纸张。造纸厂两个月就完成造纸任务,如期运到哈尔滨来。印制条件的改善直接大幅提升了《毛泽东选集》印制的数量。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初版仅印2500册,1946年至1947年大连大众书店各版就印16700册,东北书店1948年初版即印20000册。

(二)各地的翻印和传递使《毛泽东选集》为更多地方和民众所接触

1947年3月,渤海新华书店翻印了晋察冀日报社版和大连大众出版社版《毛泽东选集》。1946年7月,胶东新华书店翻印了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版《毛泽东选集》和1945年苏中版《毛泽东选集》。1947年6月和10月,冀东新华书店和太岳新华书店分别翻印了晋察冀日报社版《毛泽东选集》。1948年6月,东北与关内各解放区通邮之后,东北局经常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以及其他地方的新华书店等寄赠《毛泽东选集》。“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东北与山东之交通已初步恢复。为了取得与华东新华书店的联系,和把东北书店总店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经华东书店转送给在河北阜平的党中央,我受东北书店总店委派前往山东解放区。”“我把《毛泽东选集》交给了华东书店,请代为转送党中央,并约定今后东北与华东两地书店要加强联系,如有可能将互相发货。”卢鸣谷《从东北书店到东北新华书店》中说:“1948年下半年,我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东北书店为了新解放区的需要,特意保留了一部分存书,准备随军南下。当我们进驻天津、北平的时候,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也随之而进入天津、北平,以后还发到了南京、上海。”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版《毛泽东选集》通过粤赣闽、粤赣湘、湘粤桂、桂滇黔边区解放军司令部驻港办事处,发到华南、西南的解放区。




/六、《毛泽东选集》走出国门流传海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理论

《毛泽东选集》在国内进行广泛学习宣传的同时,亦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在海外广泛传播。1945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设立宣传据点,出版的该系列“毛泽东选集”有10多个版本,每版本至少印行6万册,总发行量超过了百万册以上。这一系列版本《毛泽东选集》,借助于其分布海外重要地区的分销、代销等发行网点,发行远及美国旧金山、法国巴黎以及印度、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尼、越南、文莱等地。如1946年越南堤岸开设的亚新书店为满足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和当地华侨学习的需要,将从香港新民主出版社进口的这套《毛泽东选集》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单本各翻印1000册。1949年3月,国民党驻泰国的特务机构对华侨进行搜查,发现曼谷有的华侨因为有一两本《毛泽东选集》之类的书籍而被拘捕。日本侵华之前,就有官方和半官方调查机构比较系统地搜集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和文献,有些学者专程来华,搜集到了当时各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44年和1947年两个版本《毛泽东选集》都流传到了日本。1947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发挥地处中苏边界,同苏联及其他国家交往便利的优势,成立了一个俄文编译小组。1948年,该小组将东北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了第一套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在苏东地区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