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历史观转换中发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念，人民至上观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就已经强调和凸显的。正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复杂纷繁的社会历史运动中发现了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发现了主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起源看，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懂得并运用人民至上观念，却是经过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在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换中实现的。

自商周之际开始，一些有远见的哲学家和高明的政治家已经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展中提出了重民观念、形成了民本思想。鸦片战争后，中国哲学发生了古今之变，实现了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古老的民本思想尽管不具有现代性，但因其现实性和实践性，仍然在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中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影响力，成为接引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思想之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欧洲传入中国，而帮助中国人了解和接纳这个陌生思潮的，正是古老的民本思想。1899年，在上海教会组织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学者蔡尔康合作编译的英国社会学家企德的《大同学》（原名Social Evolution），其文称：“民为邦本，古有明训。……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思，主于资本者也。”文中的“马客思”，是当时马克思的汉语译名；文中的“主于资本者”，指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名字、著述和思想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介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从欧洲来到了中国。从这个粗浅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引起中国人的最初关注，就在于它被视为一种“安民新学”。这表明当时的中国人正是从自己的哲学传统出发，以民本思想来理解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

然而，人民至上观念毕竟不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其开展中，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都只是在君主治国平天下的框架中考量人民的分量、权衡民众的作用，而没有从历史原动力的意义上看到人民的决定性力量。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至上观念，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框架内才能呈现彰显、才能抓住本质、才能得其要领。这就要求中国人超越民本思想，实现历史观的转换，从而在中国思想世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中国历史观的这一划时代变革，进而在这一变革中确立人民至上观念，首先是在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变化中实现的。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思想转变的标志，在于他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这一崭新的历史观，反思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寻求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新构想，并力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实现这一构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在中国首先接受唯物史观，不仅在于受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思想世界等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而且还在于他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就已经通过吸取、改铸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使之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民彝史观。

1916年，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对民彝史观作了系统阐发。李大钊指出，“民彝”一词出自《诗·大雅·烝民》，在于“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在他看来，民彝是指在人民大众身上与生俱来就存在着一种“形上之道”，这个“道”也就是“理”，是人民大众自身的“性”的根据，能够引导人民大众努力向上而趋于至善。“道”“理”“性”在民彝中的统一，使人民大众的生命中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这种本性能够产生冲破蔽障、照明世界的巨大历史作用。简言之，民彝也就是人心；这种人心的向背，不是那种盲目的群体性心理变动，也不是那种受到外力强制性影响的结果，而是由每个普通之人自身内在的善的观念和道德的准则所支配，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

李大钊由此指出，在现时代的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根据民彝的选择，努力实现民主宪政，反对复辟君主专制。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复辟君主专制违背了民彝，而实现民主宪政正遵循了民彝。正是民彝，为民主宪政取代君主专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民彝的演进和显发，必然引导民主宪政取代君主专制，这在20世纪已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吾民对于此种政治之要求，虽云较先进国民为微弱，此种政治意识觉醒之范围，亦较为狭小；而观于革命之风云，蓬勃飞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有艾，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据此，李大钊把“民”与“君”、民主宪政与君主专制尖锐对立起来，强调：“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李大钊的民彝史观形成后不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发生了。正当许多中国人还对此困惑不解的时候，李大钊首先从民彝史观出发来观察和理解这场革命，认定这场革命是由于民彝的大觉醒而成就的史无前例的“庶民的胜利”，并由此赞扬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他写道：“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在这里，他所说的“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彝的空前大觉醒；他所赞扬的布尔什维主义，正集中体现了民彝的大觉醒。因此，在他看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正是这种民彝的大觉醒所取得的胜利。正是这样，民彝史观成为李大钊走向唯物史观的思想之桥，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诸多先进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最早理解、认同和接受唯物史观的中国人。

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观后，对历史观的演变和变革问题作过深入思考，认为“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明确提出“新史观”和“旧史观”两个概念，并把新史观与旧史观对立起来，认为旧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而新史观则是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两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对于旧史观，李大钊予以了尖锐批判，不赞成旧史观把历史的原动力归结为圣哲英雄。他说：“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目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在这里，他指出旧史观的核心正在于“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明确表示不认同中国哲学家和中国史学家以这种历史观来看待历史、概括历史、书写历史，反对这种旧史观在现时代的复活。

对于新史观，李大钊则予以了旗帜鲜明的高扬，强调从中发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但是这种对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已不再是民彝史观所主张的人民大众自身性善的存在和选择，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中，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中，来加以揭示和说明。他指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在这里，他强调新史观的意义正在于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动力在人民大众，历史发展到现在已进入人民大众争取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民大众应当顺应时代的需要，赶快自觉地联合起来，以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李大钊通过新史观与旧史观的对比和转换，在唯物史观中发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从而将人民至上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上鲜明地标示出来。这就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和高扬人民至上观念的传统。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这一条根本性理论作了高度概括，提炼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经典表述；他又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将中国共产党比作决心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大山的“愚公”，将全国人民大众比作帮助中国共产党挖掉这两座大山的“上帝”，向全党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对于李大钊所进行的新史观与旧史观之间的选择，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称之为“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他在晚年向全党重申这两种历史观的分歧和对立时，将其简明地概括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样一来，就在历史观的转换中，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确立和阐明了人民至上观念。这清楚表明，人民至上观念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的。

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唯物史观、强调人民至上的传统。对于毛泽东强调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思想，他予以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反复重申。回顾历史，他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前瞻未来，他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他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清楚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强调和凸显人民至上观念，首先就立基于唯物史观对人民作为历史动力的揭示和肯定。

/二、在民主观变革中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看，人民至上观念不仅由唯物史观作出了阐明，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相联系。民主观是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如果说民本思想是古已有之的，那么民主观的兴起和盛行则是欧美资产阶级反抗并战胜封建主义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民主观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了资产阶级民主观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之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以唯物史观为依据，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君主制度，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而社会主义民主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种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倡导和追求，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念。1919年五四运动后，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传播，这种民主观的变革也在中国思想世界发生了，并且首先在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陈独秀的世界观转变中典型地体现出来。

陈独秀作为反清革命斗士，本是资产阶级民主观的拥护者和倡导者；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动因，其实在于以思想启蒙的形式，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维护已经艰难开启的中国民主道路。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他首先倡导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树立起“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主张以科学战胜蒙昧，以民主战胜专制。1915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以“人权”象征民主精神，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接下来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进一步提出“惟民主义之国家”概念，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惟民主义之国家”作为民主精神的具体实现方式。他说：“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这种“民主的国家”，就是“惟民主义之国家”。他由此得出结论：“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他所说的“惟民主义”，是对英语“Democracy”一词的汉语翻译，用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词语，强调民主精神即意味实现人民在国家中当家作主；他所说的“惟民主义之国家”，即所谓“真国家”，是指欧美近世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的陈独秀看来，这些国家是实现民主精神的样板：“英法革命以还，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这种对“惟民主义”的倡导，使得“民主”取代了“人权”而同“科学”并列起来，这就有了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以及走进千家万户的“赛先生”和“德先生”。

五四运动的发生，使陈独秀再次响应时代召唤走向现实政治斗争，也使他在现实政治斗争中走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李大钊一起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在陈独秀的民主观上集中地反映出来。他对民主观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指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尖锐对立的现时代，所谓民主只是属于资本阶级的，而非属于劳动阶级的。正是这样，他环绕民主观问题进行了自我变革，对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所树立的“民主”旗帜作出了重新解释：“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这样一来，民主的主体就由过去的资产阶级转换为现代的无产阶级，使得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民主”旗帜获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内涵。这就在中国思想世界明确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而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时起就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不懈奋斗者。

陈独秀在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和早期活动的主要领导人后，着重对如何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指出，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唤起人民的阶级觉悟，使他们组织成为革命阶级，以一个自觉的阶级来行动。他为此写了一批通俗文告，向广大劳动群众讲明这个道理。1919年12月，他在北京《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开篇即言：“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1921年6月，他在上海《共产党》月刊第5号发表《告劳动》，进一步指出：“资本家阶级组织了政府国会，有了这些权力，所以才能够压制劳动，所以才能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劳动向来没有组织，不能团成一个阶级，所以显不出你们的威力，所以才永远是困苦的雇工。因此可以知道，非把各地各行业的劳动组织成一个阶级，决没有反抗组织强大的资本阶级的力量。没有反抗资本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工具夺归劳动界公有。生产工具不归劳动界公有，劳动的困苦决不能免除，这就叫作阶级的觉悟。”他的这些文字表明，使劳动群众组织成为革命阶级，是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前提。

陈独秀进而指出，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引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采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他指出，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放弃统治权力，让无产阶级转换成民主的主体；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才能使自己转换成民主的主体，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型民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可以采用多种的斗争形式，既可用和平方法，也可用革命手段，但是在现时代的中国进行阶级斗争只能采用革命手段。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由此可见，“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贵族资本家中等社会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决不能解决劳动界困苦，劳动界决不可依赖他们，所可依赖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劳动革命军”。他的这些论述表明，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手段取得政权，是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途径。

陈独秀还指出，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领导人民在夺取政权后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当时的第二国际和无政府主义，都从自己的国家观出发，反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第二国际认为苏俄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保证劳动阶级的特权，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无政府主义则主张在现时代就取消一切国家，不仅对资产阶级国家持反对态度，而且对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也不赞成。陈独秀对这些国家观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指出国家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阶级的国家”，另一类是“劳动阶级的国家”；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前一类国家应当加以反对和否定，后一类国家则必须建立和完善；“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他由此强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的这些主张表明，在劳动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用以保障人民获得的民主权利，是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举措。

陈独秀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对于集合在“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下的新青年们，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深受陈独秀影响的新青年。192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由北京返回湖南，途经上海拜会了正在主持建党工作的陈独秀，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当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时候，写下了政治哲学名篇《论人民民主专政》，回顾和总结了近代中国民主观的变革，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探寻中国的出路，这就有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中国革命，就有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的诞生。这就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用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他由此得出结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民主专政，他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这就是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就为新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定下了基调，提供了历史的和逻辑的根据。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百年来的理论与实践，习近平十分重视，力主弘扬，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他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理念，是对这一民主观的承继、深化和发展。他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在他看来，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一个国家是否建立了民主制度、是否实行了民主政治，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由此来看，我国实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把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统一起来，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结合起来，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一致起来，把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整合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一种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清楚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强调和凸显人民至上观念，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确立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承继、深化和发展。

/三、在政党观上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

反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展中，人民至上观念不仅体现在民主观上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体现在政党观上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这种政党观和民主观一样，都是以唯物史观作为依据的。

政党在中国出现，不是古已有之的事，而是最近100多年来的事；对政党建设作出哲学意义上的深入思考，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形成前无古人的政党观，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开启的。发起和领导党的创建工作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率先以唯物史观作为依据，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层面对党的建设作了最初的思考和阐发，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人民至上而区别于近代中国其他形形色色政党，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李大钊撰写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发表在1921年3月出版的《曙光》第2卷第2号上。在文中，他对近代中国的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得失成败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严肃的总结。他指出，政党在中国出现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欧化洗礼下先后有强学会和同盟会两个大党产生，强学会的成绩是戊戌变法，同盟会的功业则是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形形色色政党，却无一有成功的建树和真正的政绩；可以说，“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对于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学生团体，他一方面有所肯定，另一方面又严加批评，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到了现在又有‘强弩之末’的样子，令人正自伤心无极。”正是这样，李大钊提醒正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从近代中国的政党兴衰史中吸取教训。他说：“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他所说的“C派”，即英语中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所说的“C派的朋友”，指正在从事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衷心地希望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近代中国其他形形色色政党划清界线，只有这样，这个党才能成为“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坚强领导者。他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了明确规定：“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陈独秀撰写了《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发表在1921年7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在文中，他明确提出在中国进行政党改造的目标，在于创建一个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并指出：“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在他看来，中国的政党如果不彻底改造，中国现实政治的改造是绝无希望的；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但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不辜负中国人民的希望，也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需要在历史的实践中证明自己是与旧政党的腐败划清界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陈独秀指出：“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

由此可见，远在百年之前，当南陈北李在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这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就已经从人民至上观念出发，富有远见地思考如何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建设成为“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建设成为与其他各种政党相区别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使之“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昭示了人民至上这个伟大的建党初心。今天我们所说的“不忘初心”，也就是坚守人民至上这个伟大的建党初心。

深受南陈北李启迪而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毛泽东，对这一建党初心有着直接而深切的体会。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毛泽东即思考如何对这一建党初心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括性表达，使之易懂易记易传播，更加深入人心党心。

在党的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就开始着手这一工作。1944年9月，他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作了重要讲演，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并进而将这些内容凝练地概括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同年12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中，再次强调：“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提炼出“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简明而通俗、概括而具体地标示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和价值追求。这篇在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即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标题。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加以发挥和完善，完整地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党的七大所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地将这一宗旨载入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根据这一宗旨，党章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这段党章阐述的内容，一连三遍强调“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很具体地很清楚明白地阐明了共产党员应当如何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自己的实际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努力实践党的宗旨。这样一来，经过毛泽东反复的思想锤炼，经过党的七大形成的全党共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经典表达。

习近平青年时代曾在延安地区插队务农，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凸显“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有着极为深切的体会。党的二十大后，他重回延安，再次谈到党在延安时期确立这一立党宗旨的伟大意义，语重心长地指出：“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此，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强调党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都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他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对于这段话，习近平十分看重，在后来的讲话中作过专门的解释，指出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妄图把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是提醒全党同志，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一定要特别清醒，立场一定要特别坚定。这清楚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强调和凸显人民至上观念，又是同中国共产党在政党观中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紧密相关联的。

/四、在认识论上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不断丰富和深化，不仅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民主观、政党观作出了阐明，而且由唯物史观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得到了独创性的中国化阐发。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构成了他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由于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运动的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重心由唯物史观移向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在统率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运动所译介和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发奋钻研辩证唯物主义，积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提出“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撰写出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这个讲授提纲中，毛泽东依据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思想，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性，强调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当时译为论理学）的统一性，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这样一来，他就把中国人理解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兴奋点和着重点，由本体论而移至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基础和内核，创立了着重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哲学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创建和开展“实践论”哲学体系过程中，先后提出了三个相关联的重要认识论论断，展开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中国化理解和阐发。第一个重要认识论论断，是1937年在《实践论》中提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发展总过程，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第二个重要认识论论断，是同年在《矛盾论》中提出的与《实践论》认识发展总过程相关联的认识发展辩证法过程，他指出：“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第三个重要认识论论断，是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的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所论述的两个认识过程相对应的群众路线，由此把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动力的揭示和肯定、把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倡导和追求，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强调了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作用，使认识论与唯物史观、政治哲学融合为一体，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三个论断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但在内容上却各有侧重：第一个论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在于社会实践，人的认识活动依赖于社会实践，由此形成了每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认识阶段——认识发生于实践，认识又服务于实践，可简明地概括为“实践——认识——实践”；第二个论断进一步揭示了每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认识阶段是辩证的展开过程——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认识发生于实践是由特殊到一般，认识又服务于实践是再由一般到特殊，可简明地概括为“特殊——一般——特殊”；第三个论断则依据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主体作用，其认识活动的开展程序与前两个论断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从群众中来”，这是认识发生于实践，由特殊到一般；“到群众中去”，这是认识又服务于实践，再由一般到特殊；这种认识活动中的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关系，可简明地概括为“群众——领导——群众”。这就从认识论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这条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融会贯通起来，成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体系的一大特点。换言之，只有把这三个认识论论断结合在一起理解，把“实践——认识——实践”“特殊——一般——特殊”和“群众——领导——群众”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识活动，才能达到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

在这三个论断中，毛泽东认为后面两个论断是对《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发展总过程的进一步展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活动中尤其具有方法论意义。他告诫党的干部们：“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他进而指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懂得这两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极大地妨碍了党的工作发展；因此，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这些方法论原则，以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这就是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有其认识论的根据，而且在于有其方法论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必备的工作方法。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意义，毛泽东在撰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几个月后，作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把人民群众比作中国人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活动中一定要重视群众智慧、倾听群众呼声、吸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检验。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人们常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个口头禅意味深刻：“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工作作风，其中就有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并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这一作风的重要内容，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在这里，他认为必须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作为衡量党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是否正确的标准，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会出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其根本的病因就在于脱离群众。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来检验真理，并不是在实践之外另找了一种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目的性在于人民性，把“实践——认识——实践”与“群众——领导——群众”更深刻地联系起来、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然而，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如何来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在认识活动中体现唯物史观对人民作为历史动力的揭示和肯定、体现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倡导和追求，则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实践论”哲学体系中提出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理论，把“实践——认识——实践”“特殊——一般——特殊”和“群众——领导——群众”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识活动，这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答案。特别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打通了认识论、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凸显了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阐明了在认识论中如何发挥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原动力作用，使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首创精神在认识论中生气勃勃地体现出来，从而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论途径，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路线。由此可见，从认识论上来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哲学遗产。

习近平极为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创造性成果。他十分强调群众路线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反复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人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尤其重视从认识论上来阐明群众路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对于“坚持人民至上”的阐发就主要是立基于认识论，并将认识论与唯物史观、政治哲学融合为一体，从党的理论的来源、目的和检验标准上强调：“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的这一阐发是十分深刻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政治哲学的结合上来加以领会，才能真正弄懂、真正把握。这清楚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所以强调和凸显人民至上观念，更深入地看，可以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找到更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据。

/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的意义

以上这些内容，将人民至上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开展中的历史观、民主观、政党观、认识论等问题论域，进行了哲学史性质的探讨。这种探讨对于理解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人民至上”，对于把握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理精髓的人民至上观念，乃至对于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观念在历史上的来源与开展，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开展中，人民至上观念就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既来自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初心，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得到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丰富和发展。“坚持人民至上”之所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一点，正在于其深刻的哲学史根据。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观念的哲学内涵及逻辑结构，具有深厚的学理性。这种学理性，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通过对哲学问题逐步深入的探讨而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论域，从逻辑结构上看可分为三个基本层面：最抽象的层面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居中的层面是文化观与历史观问题，最具体的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人民至上观念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的，首先在历史观上肯定了人民是创造人类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由此进一步落脚到政治哲学问题，提出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观，形成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立党宗旨的政党观；再则更进而提升为认识论问题，将“实践——认识——实践”“特殊——一般——特殊”和“群众——领导——群众”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识活动，从而在认识论上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哲学贯通起来。因此，人民至上观念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精髓。“坚持人民至上”之所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一点，正是以这种深厚的学理性为其内核的。

再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观念经历了历史岁月的检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哲学观念的合理性，往往不是经过一两次或三四次实践检验就可以判断的，而需要经过历史岁月中无数次实践检验才能够判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开展的宝贵结晶，人民至上观念经过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伟大实践的反复检验，由此昭显出自己的合理性，这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坚持人民至上”之所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一点，正因其具有这种历史的合理性。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阐发人民至上观念，能够收到以史为鉴的积极效果。面对哲学史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对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准确的理解，由此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本质属性，进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和掌握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