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独立自主问题,我们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早期党内就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和思考。但是,比较系统地完整地确立独立自主原则和提出独立自主重要思想的则是毛泽东。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深刻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他鲜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独立自主,才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之后开展的延安整风,使全党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成为“一块坚硬的钢铁”。在党的七大上,党总结历史经验,将独立自主确定为重要方针。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还将能否实行这一方针视为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他说:“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开拓前进,演绎了一个个独立自主的精彩篇章。这里特别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一个经典实例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对打过长江去的战略决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发起后,解放战争的战局已显端倪。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将革命停止下来、半途而废?这成为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的战局关系和影响着世界的政局、格局和走向。美国、苏联两个大国和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都在进行着深度谋划和深入观察。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个时候,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听取意见。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经周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先后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毛泽东在会谈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2月8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回国。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听取了米高扬的汇报后认为,如果中国的内战继续打下去,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幼年的那个党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战火洗礼,已经发展壮大、已经成熟、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周密分析、深入研究,最后果断决策,“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及时发起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南半个中国,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今天我们回想这个决策,它是需要多么大的胆略和气魄啊!我们党对独立自主原则运用得多么好啊!假如当年我们党听取和采纳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建议,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我们党都坚持了这一方针。值得一提的又一个经典实例是,毛泽东拒绝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的同中国建立共同潜艇舰队和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1958年上半年,赫鲁晓夫建议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后来又提出要在中国修一个不冻港,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对此十分生气,断然予以拒绝。他认为,这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言辞尖锐地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毛泽东的严肃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作解释。从7月31日到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4次会谈,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升级和两国关系走向紧张,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带来严重困难。国防尖端科技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张爱萍对科技人员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这形象地表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态度。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走出困境,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曾讲到这件事,谈到它的重大意义时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后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强调:“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可以说,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站起;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就不会有中华民族在世界东方的巍然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