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领导力量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一句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力量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曾出现过三百余个政党团体，但绝大多数后来烟消云散，为历史所淘汰。只有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并取得伟大成就。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为党的创建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贡献最大者无疑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加强党对军队和革命的领导问题。在此后的革命进程中，他始终注重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强调“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此，毛泽东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他独具慧眼地提出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用马克思主义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整套干部政策；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开展整风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形式，提出党内斗争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些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和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力量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根本的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目标。一般来说，西方式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现代化，从而决定了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就是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自诞生以来，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总结、概括了党的性质和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揭示了无产阶级运动与以往历史运动的区别，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原理创造性地阐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早在1925年，毛泽东为《政治周报》写发刊词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就指出：“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在《为人民服务》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阐述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这一宗旨给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完全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基因，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能够激发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力量还源于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还致力于探索解决如何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就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解决党内矛盾的重要方式，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并回答了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个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1949年3月，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提出了“进京赶考”这一重大命题，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出现了信念动摇、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等问题，毛泽东从保持党的纯洁性、捍卫人民政权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些问题，并采取重大措施及时遏制不良作风的滋长蔓延，使党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伟大的政党引领伟大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强领导核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论断明确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即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但并不意味着实现现代化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现代化的进程在西方开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一直被西方所垄断，大多数国家陷入“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之中，将西方式现代化看作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和选择。近代中国也陷入这样的窠臼，“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让先进的中国人在茫然四顾之际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从而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中国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而是应该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发展为现代化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惨痛局面，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历史前提。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铲平了“地基”，接着还要“起房子”。首先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将其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已经被袁世凯、曹锟搞臭了，新中国应当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其次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关系完全不同，毛泽东主张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同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政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的联邦制，又有别于苏联民族自决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又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这些政治制度的确立有效地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为新中国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强调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造方法。在农业方面，毛泽东指出：“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党和政府制定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方针，引导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毛泽东指出，公私合营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党和政府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逐步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9月，党的八大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表明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被消灭，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和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建立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有效保证了人民民主、凝聚起各方力量、维护了民族团结，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大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这些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内容，为当代中国阔步赶上时代潮流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了价值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目标上的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在现代化进程中，富裕是各国的共同追求，而共同富裕却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世界性难题。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创造的巨大财富为少数人所把持，社会呈现出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由于西方式现代化无法跨越和消弭贫富差距的鸿沟，导致一些追随西方式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停滞、社会撕裂甚至动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以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价值追求。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的思想，率先提出共同富裕的理念。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此后，他从不同角度对共同富裕作出了阐释。其一，共同富裕是各民族的共同富裕。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如果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就不能调动少数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其二，共同富裕是城乡的共同富裕。长期以来，占据各种资源的城市发展遥遥领先于乡村，城乡差距日渐增大。1953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提出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到农村去，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其三，共同富裕是大家共富共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清楚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而穷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会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毛泽东也注意到“共富”“共强”并不是通过平均主义实现同时、同步富裕，而是在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可以存在一定的合理的差距，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有两层含义，即消灭贫穷和消除两极分化，毛泽东抓住其核心要义从这两方面入手致力于推进共同富裕。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摆脱贫穷，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夙愿：“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了尽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旧面貌，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生产消除两极分化。土地革命推翻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期盼。然而，农民土地私有导致了土地自由买卖盛行，农民两极分化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在他看来，通过办合作社，既能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又能在大规模的土地上实现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力，全体农民才能一年比一年富起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在实践中试图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变成了某种平均主义，以至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规避西方式现代化的两极分化，提出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并在新时代得到了大力弘扬和创造性发展。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离开精神文明的进步，只强调物质文明发展，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符合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在追求“物”的过程中造成了精神世界的缺失和虚无。“它把粗陋的物质捧上宝座，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伴随而来的后果必然是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精神贫乏。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拓者，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见物不见人”的现代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重，扫除旧中国留下的贫困和愚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对薄弱的工业基础特别担忧：“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如何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毛泽东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工业方面，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工业生产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52—1978年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中重工业增长了2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3.7%。工业产值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19.5%上升为1978年的46.8%;与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工业品依赖进口相比，经过五个“五年计划”，许多工业部门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从煤炭、化肥、天然气、原油开采的基础工业到飞机、导弹、坦克等武器装备制造，各类产品和设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自给。在国防建设方面，国防军事力量得到增强。近代以来，国防军事力量薄弱是我国遭受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在他的领导下，军队进行精简和改革，实现了由单一的陆军向陆、海、空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型军队的历史性转变；军事装备从各种轻型武器到常规的火炮、装甲车，都可以做到自行生产，实现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其间，我国掌握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等现代化国防尖端技术，建立了涵盖电子、兵器、航空、航天、核能等在内的国防工业化体系，为增强国家战略防御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强后盾。

在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毛泽东以强烈的文化自觉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新中国几乎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绝大多数人是文盲。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不进行文化建设，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得不到提高，必然不能摆脱封建愚昧的状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丧失了精神基础。其二，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指导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滋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主张“古为今用”，“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但是，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主张“洋为中用”。中国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的面貌，应该积极学习和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坚持“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的方针，“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通过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发展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养料。

当今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既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可以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者，毛泽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毛泽东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却充满了血腥的掠夺。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西方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战争和掠夺等手段侵占别国的资源和财富，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可耻的行径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深重苦难。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认为中国绝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殖民掠夺老路，而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在肯定资本主义进步性的同时，坚决反对“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等的交往方式和政治秩序，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遵循。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基因始终融入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根本没有进行殖民侵略，而是秉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和合理念进行对外交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更加坚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决摒弃西方式现代化的扩张掠夺、国强必霸的模式，主张各个国家平等共处、互惠互利。其一，以各国相互平等超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大国欺负小国、强国侵略弱国是对外交往的常态，不同于帝国主义“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的理论，毛泽东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他认为国家大小只是形式，“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其二，国强必霸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逻辑，与此完全不同，毛泽东开辟的是一条“强而不霸”的现代化新路。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指出“侵略就是犯罪”，并作出“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的庄严承诺。针对蒙哥马利“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会侵略别人的担心，毛泽东回答：“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其三，强调以和平合作处理国际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充满着殖民掠夺和欺凌霸道的行径。毛泽东不仅坚决摒弃这种剥削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而且还主动实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自身处境艰难，但面对其他国家的求助，依旧伸出援助之手。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中，我们明确规定“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塑造了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为促进世界各国和平交往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道不孤，众行至远。毛泽东顺应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期盼，摒弃西方式现代化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发展逻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开了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营造了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径。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和理论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