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初语境：国共矛盾衍生主观历史材料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国策是“攘外应先安内”,尽管该政策也随着形势变化具有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但“安内”即对中共展开“围剿”一直是国民党政府政策的主旋律。受国民党“反共”既定方针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对中共及其军队持负面评价的历史资料，具体从国民党情报文件、政策文件及新闻报道中均有体现。

第一，国民党防范中共“扩张”的疑惧心理不断发酵。

由于国共长期对立，且在利益、观念等各方面互斥，所以尽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共两党为达成共同抗日目标而不断进行谈判和协商，但在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扩张”的防范心理依旧起主导作用，不时有国民党人将中共抗日活动认知成：自“剿匪”军事停止以来，中共“利用时机整理训练，发展组织，扩大宣传”;“朱、毛部队虽已大部开出，就职观察，一切绝对无诚意，不过藉此扩张其势力”。1938年2月1日，陈立夫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更是将中共努力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动机阴谋化，认为中共“参加抗日，其步骤有三：(1)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下亦甘之如饴。(2)以国共合作之口号，期取得不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3)俟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因此，陈立夫主张要大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等主张，以便为根本取消其称为“封建割据”式的中共政权和军队，制造舆论压力。在陈立夫建议前后，国民党即利用《扫荡报》等报刊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上述主张，进而将中共及其领导的地区和军队斥责为妨碍统一的因素。此举引起中共回应，毛泽东亲自表明了共产党人的不同立场。在中共回应后，蒋介石不得不马上约见周恩来表达关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不同看法，认为可以再商谈，并且批评了《扫荡报》,认为《扫荡报》等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

由此可见，国民党对中共的“扩张”一直存有抵触与防范心理，认为中共不过是以假抗日行公开扩张实力之实，为夺取政权而作准备。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国民党对中共及其军队的任何发展都不会乐见，这也为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不断制造同中共的摩擦和从舆论上诋毁中共及其军队埋下了“心魔种子”。

第二，反共倾向下相关政策文件轮番出台。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随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办理应付异党活动之经过情形概述》《晋省党部与公牺会举行座谈会》《豫鄂皖三省党部会商防遏共党活动》《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特种宣传纲要》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为配合反共方针，国民党在新闻和文化统制方面也制定了相关措施。一是对报纸、通讯社及杂志社进行统一管控。国民党通过制定各种新闻管理文件，以宣传共产主义、不利于国民党立场等各种理由查禁取缔中共出版的相关报纸、书籍、通讯社及杂志社，控制国内舆论界关于中共的宣传。二是在人员申请、报道内容审查等方面对国际舆论上的中共宣传进行严格管控。外国记者新闻电报内容是需经过国民党审核，否则将删改或扣留之。这就导致在国际舆论方面，大部分涉及中共的新闻内容与国民党论调相一致。

第三，反共舆论导向下相关宣传材料层出不穷。

抗战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宣传工作的很多内容是配合战略目的、军事工作进行的。对于国民党来说，随着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针对中共的反宣传任务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其内部有“宣传重于作战”的指示。因此，国民党假借中共的名义不断制造舆论用作宣传战。如1937年春张浩曾在抗大演讲过中共的策略问题，但“张浩当时之演讲确有对共党政策不了解和解释错误之处，而本党负责同志之——博古同志确曾在抗大公开纠正其错误。张浩同志当时的错误，是在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认为系一时之策略变更，而本党中央则确认为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之革命战略的变更”,而后在武汉广为散播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小册子却无视这一事实刻意凸显张浩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这一小册子也被当作是指责中共破坏“抗战与国共之团结”的有力“证据”,引发社会民众对中共抗日动机的质疑，并有人写信给周恩来进行询问。对此，周恩来专门撰写《关于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问题的公开信》进行回复，并公开发表在1938年4月27日的《新华日报》上。在信中，周恩来认为该小册子为伪造技巧“高明”的“赝鼎”,因为“该书在武汉印散之前，弟等不论在陕北或其他任何地方，均未见过。而在武汉，正当许多书籍禁印禁卖之时，忽该书广为翻印(弟等见到者已有两种版本，既无印刷人名，又无出版年月)并广为赠送，即此一端，亦可知其作用之所在”。尽管周恩来代表中共对这一小册子的出现作了公开回应，对其内容进行了驳斥，但国民党还是在不同场合把它作为指责中共抗日动机的佐证。

同一时期，日军在侵略中国过程中，积极推行“宣传战”“思想战”,把离间、破坏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策略，并将重点放在对付中共方面，所以“防共”和“灭共”成为日本“思想战”的一项重要政策。当时，日伪在其占领区设立大量报社和通讯社。日伪政权依托这些报刊，制造大量不实言论，附和国民党污蔑与丑化中共形象，离间国共两党关系。受国民党和日伪政权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宣传导向的影响，海内外舆论界也开始出现关于中共及八路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等负面言论。

在此种背景下，随着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涵盖“七二一”方针的李法卿供述材料便被国民党披露，成为其指责中共抗日动机的有力“证据”。这一配合国民党攻击中共的历史材料，具有主观性、倾向性、争议性、片面性，并不能完整地呈现客观历史。

二、生成路径：主观历史材料塑造主观“历史认知”

所谓的《第八路军中共支部书记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战期中整个“阴谋”》,其内容是报告1940年春从中共脱离出来到国民党方面的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一段谈话记录。该密电藏于国民党机要档案中，1985年在国民党编辑出版的《中共活动真相》一书中作为档案史料被正式刊布。

在李法卿供述材料中，一是以国民党口吻在密电开头和结尾对李法卿谈话记录进行评价与总结，认为李法卿谈话记录与张浩所讲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相关联，两者可以互相印证。二是李法卿用回忆的方式，陈述了3年前(即1937年)八路军由陕北出发奔赴抗日前线时，毛泽东、朱德当面训话的内容。原文称：“我前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曾受共党一年的训练。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时，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指中共)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谈话记录还包括李法卿回忆中共中央所谓在这场战争中如何发展的三阶段步骤：第一阶段“分二路由晋西北向前发展，一路东出雁门五台，横断平汉线，深入冀东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晋南，豫北，和冀南，鲁西，横断津蒲线，而入鲁北，鲁东，截断中央系军队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经过“二年三年工夫”,即转入第二阶段，“到达相持阶段”,任务是要将“黄河以北国民党的势力肃清”,待黄河以北巩固后，就争取第三阶段目标，即“势力伸入中华各地，建立如华北各地之根据地。分段遮断中央系军队的联系，瓦解和离间中央系的部队，而坚固中共的基础”。

首先从李法卿供述材料本身来看，一是材料中一些关键信息缺失或有误，这作为情报内容是不应该出现的。材料中没有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具体出发时间，毛泽东、朱德训话时间、地点等重要信息。关于李法卿本人身份信息，材料称李法卿叛逃时身份是“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共产党支部书记”,但在1940年初李法卿叛逃时，杨成武部既不叫“独立第一师”,也不直属“十八集团军”,更没有师属骑兵连的编制与名义;即便李法卿是杨成武部下的话，那李法卿所说的情况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经史料查证，杨成武所在115师是红军改编后第一批出动去抗日前线的部队，1937年8月20日到21日在陕西省云阳镇进行改编和动员工作2,22日出发东进,31日部队已全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了,而毛泽东20日则是从延安出发去洛川参加洛川会议,并未在云阳召集115师进行训话。二是材料的核心内容“七二一”方针延续了国民党所持的中共抗日动机阴谋论，只是通过情报的方式增加它的可信度。自国共合作抗日以来，对于中共抗日动机的质疑和污蔑未曾停息，中共方面有过公开的回应与驳斥，澄清了一些错误认知。如1938年周恩来在《关于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问题的公开信》一文中曾对污蔑中共抗日方针的主要做法进行过揭露和驳斥：一是肆意曲解中共的政治口号与政策，污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联合国民党外之各党派以孤立国民党；二是将中共坚决抗日政策描写为所谓“阴谋手段”;三是捏造事实，挑拨国共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污蔑抹黑中共的说法在李法卿供述材料中均有所体现，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尤其是结尾部分国民党认为“中共‘从党外孤立国民党党内分化国民党’的新阴谋如何毒辣，……现由李法卿的谈话，始给以事实之铁证”,体现出李法卿供述材料是一份具有立场性、目的性的情报史料。

其次通过对历史史料爬梳后发现，李法卿供述材料虽为情报内容，却在国民党编写的“反共”宣传材料中不断显现。

1940年12月大公出版社创立后，在其出版的《磨擦究从何来》一书收录18篇函电文告，其中第二篇是李法卿供述材料全文，该文从标题到正文都与国民党机要档案中保存的密电一致。《磨擦究从何来》的前言中明确提出：“第二篇八路军中共书记李法卿的谈话，与张浩的‘党的策略路线’对照印证。抗战到现在，中共的行动证明了这二篇文字的真实性。”从中可看出，整本书是为国民党挑起国共摩擦事件进行辩解的政治宣传品。

英国学者Freda Utley在1938年和1945年曾分别两次前往中国前线。在1947年出版的《Last Chance in China》一书中，Freda Utley注明她所引用关于“七二一”方针和战争如何继续发展的三阶段内容来源于1941年国民党方面的相关资料。相比李法卿供述材料来说，Freda Utley所引用的内容明确了八路军出发以及毛泽东讲话的时间为1937年10月，下指示的人从朱德、毛泽东变为毛泽东一人等详细信息。从书中的表达来看，作者在引用时是将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提出“七二一”方针作为既定存在的历史事件进行讨论，并未怀疑过这段引用资料的真实性。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外国人士引用“七二一”方针的“史料论据”源自国民党方面的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看待中日战争、国共关系等问题的认知判断。

1943年7月，国民党的青白出版社编著了《共产党在中国》一书，书中节录《李法卿访问记》,全文从标题到正文内容都与李法卿供述材料有所变动。在《李法卿访问记》中，一是以国民党记者身份说明这是一篇对李法卿的采访报道，通过增加李法卿身份信息如原属红军十二方面军、河南人，骨头脸、长身材、性格、情绪等人物细节描述以及谈话交流过程等事件细节描述来增加文章可信度，并以记者的身份对李法卿回忆内容进行评价，诱导读者形成“中国共产党在今日抗战中的一切非法行动，是有他的一贯预谋的计划的”。“所谓统一战线，巩固团结……一切一切不过是中共的烟幕呵”等主观“历史认知”。二是李法卿的回忆内容，与李法卿供述材料相比，主要保留“七二一”方针的提法和第一阶段中关于中共军事发展路线的描述，而其余部分内容则以国民党的立场进行删减修改。整体来说，《李法卿访问记》强化了文字的通俗性和倾向性，其中增加的“朱毛特别声明”意在引导民众强化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提出了“七二一”方针的历史认知，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抗战结束后，宣传材料上李法卿供述材料的具体内容和真实性逐渐被模糊化，提炼成从国民党立场和主张来诠释中共抗战初期军事战略和发展方针的“符号”——“七二一”方针，并进一步演化成“七分发展，三分抗日”等各种污蔑中共抗日的口号。如1947年3月20日在国民党机关报昆明分社《中央日报》第4版中《“国军”收复延安》一文中，提到“中共在七分发展，三分抗日的口号下，生息滋长，始有今天的局面，谁知竟凭恃武力，不顾人民的痛苦，拒绝和谈，不承认国民政府，不承认国大制定之宪法。”

通过梳理可知，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国共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国民党为在舆论上争取群众同情和支持，生成了一批“反共”宣传材料，其中涵盖“七二一”方针的李法卿供述材料便是其得意之作。国民党利用自身获取信息的不对等优势，有选择地选取相关情报内容，将其提炼成带有既定观点的宣传材料向外传播，再通过自身在新闻出版领域的优势，借助书籍、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不断将李法卿供述材料中的人物、地点、时间模糊、改写、省略，但一直保留“七二一”方针的内容向社会大众宣传和强调，旨在塑造公众对毛泽东及中共的负面印象，从而在战时及战后影响社会大众对毛泽东及中共抗战军事策略的理解及认知，促使公众支持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军事行动、文化价值观等。

解放战争结束后，随着国民党退至台湾，需要为自己“面对丢失中国大陆的巨变，四处找寻维续政权乃至反攻大陆的解方”,国民党延续国共对抗思维，抗战史研究仍被作为军事宣传一环，“七二一”方针在这一过程中继续发酵、衍变呈现出新的历史形态。

一是利用权威效应和盲从心理，诱导大众接受其主张。1956年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有“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政府),一分抗日”的军事计划，并将时间明确为1937年秋。将李法卿供述材料中所表述的“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变为“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李法卿回忆中共中央所谓三阶段发展步骤的文字，也被蒋介石缩略成简单三句话，即“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全书未提及李法卿供述材料，也未注明这些提法的来源，似乎这是不证自明的。此后蒋介石在各种公开场合均持有此种说法，蒋介石的公开言论利用信息不对等性以及大众对权威言论的盲从心理，对诱导受众形成“七二一”方针的“历史认知”产生很大影响。

二是通过影响学术研究，引发历史认知分歧。受限于史料开放与研究环境，台湾地区的抗战史研究主要从军方编纂整理史料开始,这也导致后续学术界在研究方式和历史叙事逻辑上仍受国民党军方价值取向的影响。该类研究大多以国民党立场的“历史认知”作为客观“历史事实”,再通过诡辩逻辑引用其他“史料碎片”进行史实论证。如1966年郭华伦的《中共史论》虽提及李法卿供述材料，但未对该材料进行史料与史实的考辨，而是默认李法卿供述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并将毛泽东提出“七二一”方针作为“假定前提”,再引用相关“史料碎片”进行论证。该文认为，根据“七二一”方针来看，中共为保存实力采取了“逃跑措施”——游击战，并引用王若飞的言论来论证游击战“徒具形式”。经史料查证，《中共史论》引用王若飞的言论来自《准备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的武装斗争》一文，该段内容是有上下文语境的，王若飞是举例批评一些地区的党、政组织对游击队与游击小组这类群众性武装组织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与注意不够”,才导致游击队与游击小组的工作“徒具形式”。而不是批评游击战战术本身不足。以此言论来论证游击战是“无用”战术是经不起推敲的，更不能以此来论证游击战是为逃避日军进攻以保存实力的史实论点。

受国民党较为程序化、固态化的叙史与说理逻辑灌输，“七二一”方针逐渐从需要结合多方史料考辨的未验证信息转变为不用考虑史料和史实考辨的“历史事实”,被宣传攻势诱导的历史当事人、研究者也将其当作“引导性前提”运用在回忆著作、历史研究著作中。“引导性前提”指的是先入为主将“七二一”方针作为前提进行假定，并暗示接受者与表达者都认可这个假定，在此基础上，表达者可以进行演练，以支持他们的观点。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引导性前提”利用了人类思维中一种称为“可得性启发式”的特殊思考模式，即我们往往更容易接受那些容易想起来的信息，并将其视为更可信的。但“引导性前提”最大的问题是这种假定前提是有可能基于未经验证或不准确的信息，因此会导致误导和欺骗接受者的现象产生。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古屋奎二主要执笔的《蒋“总统”秘录》,受国民党方面资料影响，也认为是毛泽东1937年提出“七二一”方针。书中未注明该说法来源，而是直接将毛泽东提出“七二一”方针认定为“历史事实”,其中关于人物、时间、地点的具体信息是将“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示工作方针”变为“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召集该军连长以上干部讲话”;将讲话时间具体化为“九月二十六日”。然而9月25日是平型关战役大捷当天，9月26日朱德赶赴115师驻地，与指战员一起总结战斗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此时则在延安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第一个胜利。不管是人物、时间还是空间，古屋奎二引用的内容都与史实不符，但这样未经史实与史料考辨的“史料论据”仍然误导着战后社会大众对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及中共抗战军事策略的理解与认知，种下历史认知分歧的种子，形成与历史主线偏离的所谓“历史常识”。

综上所述，经过人为操弄，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在所谓“七二一”方针的生成、衍变过程中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针对毛泽东及中共负面评价的目的性已胜过一切，以其作为“史料论据”的历史认知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对抗性特征。

三、应对策略：不断增强网络时代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

改革开放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涵盖“七二一”方针的“史料论据”又在网络世界衍变出新的版本。一些网络文章抓住档案史料难以求证及人们“猎奇心理”开始在网络上散播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七二一”方针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经查证后，这些网络文章刻意截取《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转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发言的只言片语来曲解毛泽东对于中日战局、国共关系等局势判断的动机，并将其中内容与“七二一”方针内容拼凑起来说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发言的内容。为增加可信度，还编造说这段内容是引用自1961年或1967年版《毛泽东选集》中一篇已被删掉的文章等细节信息。通过考证发现，不管是国民党提供的李法卿供述材料的档案史料中、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的著作史料中还是张国焘《我的回忆》的回忆史料中都没有明确指出毛泽东是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七二一”方针，这些网络文章是典型的拼凑剪切、无中生有的历史虚无主义形态。

相比披着“学术外衣”的传统历史虚无主义而言，网络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正如上述网络文章一样，对史料拼凑剪切、无中生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受网络时代的认识基础、传播条件、价值环境影响，历史虚无主义与其裹挟前行，呈现出史料信息舆论化、叙事方式情感化、主流话语去中心化等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形态，因此要针对网络时代传播模式探索出多类型多路径的应对策略，不断增强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一，加强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以巩固历史真相的认识基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史料的存储、传播和搜集方式发生变革，实现了史料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海量存储和便捷检索，但也削弱了可信、可证史料的整体性和准确性。来源不一的史料碎片被拼凑、剪切、删减、重组成为解构历史真相的基本手段，因此要坚决从史料源头巩固历史真相的认识基础。一是丰富史料资源库。抗战时期由于复杂的战争局势和国际形势，至今仍有大量史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搜集、整理、翻译来源不同、类型不同的史料并将其数字化形成史料资源库在网络平台供人们查阅，能多维度增加史料论证的可信度。二是坚持开展思想理论斗争和学术批判。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研究从史料出现之初就并非单纯学术现象，而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生态的学术反应。这种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历史史料所导致的争论性历史问题，要坚持通过学术探讨和辩论争鸣的方式予以回击，因为可信、可证的史料是成为人们认清历史虚无主义虚假性并接受历史真相的坚实认识基础。

第二，创新优化历史普及方式有效提升主流历史认知。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信息传播呈现全时、全域、全民、全速、全媒体、全渠道、交互性、去中心化、娱乐趣味性等多种特点，这就对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提出新的时代需求。一是创新毛泽东与抗日战争历史知识呈现方式。交互型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历史知识不止以文字形式展现，还可以结合影视作品、游戏画面、实物展示等方式多维、立体、直观地向人们展示“历史原貌”。二是优化毛泽东与抗日战争历史叙事方式。网络时代，史学工作者可以利用社交平台创建公众号、制作历史知识科普视频、撰写通俗史学读物等方式将真实的、专业的、有根据的中国抗战史、中共领导人物形象传播给大众形成主流历史认知，既服务于社会大众也是坚决遏制虚假历史知识传播的回应方式。

第三，坚持唯物史观建构海内外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研究话语体系。

限于语言与文化差异，部分海外研究者会脱离整体中国历史语境主观进行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研究，使其研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僵局。因此，要建构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纳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更好地对外说好中国抗战故事、中共领导人物故事，丰富主流历史认知领域的网络传播渠道，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史、中共及领导人物的了解程度，不断拓展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传播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