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勤瑶，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冀震茂，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1期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现代化”的概念阐释和话语塑造经历了萌芽孕育、理路发展以及语义形塑的复杂过程，逐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及其话语体系。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推进“人的现代化”的政策主张、指导思想、实践方式，能够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支撑，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
人的现代化既是一个由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超越时空且具有极强语义承载能力的独特概念。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既将人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进步的前提，也将人的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懈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并奏中，继承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提出了消除阶级区分的举措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至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明确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现代化”的话语塑造经历了“由暗到明”的发展过程，勾画出一条包含孕育、发展、形塑以及彰显的发展线索。这个过程不仅体现出“人的现代化”概念的多重面相及话语演变的复杂路径，而且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目标不懈奋斗的艰辛历程。鉴于此，在新时代继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有必要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式，从概念演变的线索中系统考察建党百余年来人的现代化的重点与发展规律，进而为继续提升人的现代化素养，有效助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近代以来，中国国力日渐衰退，也暴露了国民的素质缺陷。在经历了学习西方器物文明、制度文明以挽救国家危亡的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把重心聚焦于“国民性改造”，以期通过“文化立人”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并奏中不断探索，以提高工农阶级的思想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为目标，以革命斗争和思想动员为主要手段，为实现人的现代化逐步扫清了旧中国的种种思想障碍。
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关注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的传播。深受《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影响，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走上了革命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观点，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共产党宣言》提出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人类最高奋斗目标即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理论阐述，描绘了未来理想生活的蓝图，也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人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南。基于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由此可见，消除阶级区分是革命背景下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人的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十月革命的成功昭示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一旦觉醒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社会制度，也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1919年2月，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中提出“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李大钊将“文明”与“解放”进行结合，表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找到了“第三种文明”，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指向。1921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中研究了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状况以及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状况，强调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以及革命力量，并呼吁社会发展中思想现代化的“中国青年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现代化”的初步理解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解放”也就成为这一时期探索人的现代化的初步目标。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与劳工阶级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以“人的解放”和“国家的解放”为目标，思考基于不同阶级和群体的解放路径。1923年7月，陈独秀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提出了“现代化工人”的概念，并指出“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政治觉悟开始发展”。1928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中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最有力量的唯一能建设未来新社会的革命阶级。”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是推进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主体力量，只有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培育更多“现代化工人”，才能“建设未来新社会”。1927年12月，张太雷在《广州苏维埃宣言》中提出“杀死一切压迫人的人”，言简意赅地指出阻碍人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是“压迫”，而解决方式则是“杀死一切”，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冲破各种压迫人的阻碍。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不仅提出要“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要“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而且明确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进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央苏区红色政权时已立足于不同社会群体，着力构建保障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制度机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拓展了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思想理念。一方面，加强党内外的统一战线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1940年，《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强调，“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使广大党员认识到“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的重要一部分”。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指出，“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在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过程中，要“克服违反经济政策的行为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本位主义”，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注重提高人的综合素养和个性发展。在党的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同时，他引述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进一步指出“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尽管还未明确提出“人的现代化”的概念，但在继承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过程中，开始以“国民性改造”“消除剥削与压迫”“解放”“阶级斗争”“自由发展”等话语表达对“人的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不断拓展“人的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元素，明确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前提，为培养无产阶级新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构了人的现代化的语义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束缚，中华民族真正站了起来。然而，新中国成立伊始，各种剥削阶级的制度和思想影响依然存在，制度的改造和人的改造仍然是这一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基于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带领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了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制度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从思想观念的革除与更新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成。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就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扫除了制度障碍，推进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立足不同社会群体探寻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途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针对各行各业的干部突出强调“又红又专”的培育要求。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提出，“必须继续增加干部队伍中的工农成分和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业务水平”，领导干部尤其要注重专业知识文化素养以及思想政治觉悟的双重提升，“有步骤、有计划的将他们培养为有文化素养的、又红又专的以及兼具业务才能的干部”，进而发挥榜样的作用，引导整体国民素质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发展。1964年6月，毛泽东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中进一步阐释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措施：第一，“教育干部懂得马列”；第二，“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求发展”；第三，“有能力团结大多数人民群众”；第四，“事情要和同志们商量着办”；第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正是基于对干部“又红又专”的培育要求和五条具体措施，一方面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立志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红”，另一方面强调各行各业干部要“有文化”，要“造就拔尖人才”的“专”，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内涵。
针对学生突出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教育的根本职责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把每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鼓励学生自主发展。《关于一九五九年体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突出强调要“根据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精神,要努力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学校应重视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和领导，不仅强调道德建设与专业知识文化学习，而且还要增强国民体质，以更好为社会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中共中央在1960年的教育工作中也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普及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并尽快地培养一支强大的且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从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扫盲运动等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提升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素质水平。1964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通过“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一学校教育的教育方针，可以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全面发展的人的总体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仅是教育方针，还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要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发展。
针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突出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教育在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面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在“又红又专”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理念指导下，针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教育改革方向应该是使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1951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阐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具体方法，着重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通过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从而培育具有坚定科学信仰、思想政治觉悟高、专业文化水平过硬的社会主义新人。对于广大的工人阶级，主要教育其在实现“又红”的基础上“又专”，强调“所有新企业，都要努力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迅速地把新技术、新设备熟练地掌握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工人现代化技能水平提升，并为国家整体的生产力跃升奠定人才基础。针对广大农民阶级的思想文化状况和存在的封建迷信现象，1963年5月，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特别补充“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突出强调决定人思想的基础是客观存在，促使广大群众在掌握正确思想、提升现代化素质的过程中形成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
整体而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以教育为抓手形成了“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改造社会与改造人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为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具体路径，从而细化了人的现代化的标准和要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在全国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围绕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拓宽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格局，推动人的现代化概念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向纵深发展。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在具体论述中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首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为人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其次，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平等的社会条件；最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了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步性。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加文明的社会环境和更加民主的政治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党在建构人的现代化的语义结构、话语表述上也更加关注人民自身的潜力价值、素质价值、认知价值，并逐步由阶级觉悟意识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塑造转换为“理想抱负追求”“道德水平提升”“人口综合素质”等话语表述，人的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和语义要素更加丰富。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四有新人”作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民应有素养和理想人格的高度概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认识深化，体现了人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教育是推动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奠基工程。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视角，从世界科技教育的格局出发，对中国的教育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深入思考。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要“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这一战略安排不仅为国家发展奠定人才基础，而且还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又一时代话语。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丰富和保障人的现代化的方案，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扩大基层民主”等。与此同时，鉴于人的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江泽民指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建构“人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内涵。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民自身价值实现的内涵旨趣、奋斗目标、实践动力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形塑“人的现代化”的语义逻辑也更加清晰，即在保障人权、尊重人才的基础上激发人的创新活力，将创新发展的成果应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实现良性循环。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全体人民中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至此，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愈发明确，不仅是意涵上的指向，而且有了更多的话语表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并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实现、维护及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为新世纪、新背景下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明确了奋斗目标。此外，“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人的政治地位、精神力量、权益保护、经济水平提升等方面的建设目标以纲领性的、体系性的话语进行系统表达，为“人的现代化”赋予了更多语义内涵，并进而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确立了发展的目标对象、动力来源以及价值旨归，彰显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人的现代化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塑造“人的现代化”的话语环境更加丰富，人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呈现出体系性、制度性的变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明确了“人的现代化”的概念表述，使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内涵能够在准确的概念体系中丰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性、系统性、政策性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人的现代化语义外延进一步拓展。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中指出：“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进一步为新时代人的现代化发展规范了实践框架。由此，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拓展至生态、国家治理等范畴，为实现人的现代化开辟了全新维度。
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概念阐释与话语演变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叠加影响下，逐步形成了“努力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有新人”“科教兴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与时代背景深度融合后而产生的概念话语谱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发展构建了话语体系，拓展了人的现代化的实践内涵。
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概念内涵与话语体系历经了百余年的演变发展，展现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人的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政策主张和实践方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人才支撑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已经迈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何高水平推进人的现代化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分关键。基于此，进一步丰富人的现代化的概念内涵，厘清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既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前提与动力，也能辩证审视中西方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论差异，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宗旨，澄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义。
1. 推进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国化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代领导集体在培育无产阶级新人、社会主义新人、“四有新人”、时代新人进程中的理论指南。自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塑造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新人，至“人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将伴随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实践而不断丰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突破，这一探索过程也包含了对人的现代化的系统创新，使人的力量、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得到彰显。诸如，在建设规模上，直面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的社会现实，将全体人民视为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实事求是地结合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将庞大的人口体量转化为巨大的人才优势；在协调发展上，统筹兼顾精神与物质同步富裕的目标导向，以更好的物质基础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现实保障，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对提升人的综合素养的作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仅凸显了人对原生自然的依存性，而且表明了人对人化自然的道义性，既要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促进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中国共产党以和平发展、讲信修睦、合作共赢的国际发展理念为全球谋出路、为世界谋大同。
2. 构建中国特色“人的现代化”理论及其话语体系
国内学术界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文化先驱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将“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形成了新民理论和国民性改造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85年由英格尔斯著、殷陆君译的《人的现代化》一书出版，将“人的现代化”概念引入学术领域，对什么是现代化的人、现代化的人应当具备哪些素养以及人的现代化的特征等方面作出概念性规定，随之掀起了“人的现代化”研究高潮。然而，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学者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画等号，认为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为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与自由。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是以资本的扩张为目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被“物”所操控，从本质上形成了以“物”为中心的资本扩张的现代化。鉴于此，为了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迷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质量推进人的现代化发展，就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逻辑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的现代化话语体系，进而彰显人的类本质以及人民主体地位，将资本与市场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手段，将制度与政策作为服务人民的工具，将良好的自然生态作为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理念，构建起共富共享、协调全面、生态友好、合作共赢的现代化话语新主张。
3. 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义和发展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这就阐明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和推进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发展过程。从理论视角来看，人是现代化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在培养人的现代化素养的过程中所构建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动举措将极大地作用于现代化建设。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概念的百余年演进，以及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及其话语体系，从理论和实践创新等方面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动力和最终目标。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核心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这就规定了这条新道路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宗旨”澄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要义，“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中心内容”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以彰显人民的伟力为发展优势”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方式。
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概念的内涵变化与话语演进蕴藏着时代变迁过程中对人的发展的具体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写照，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初步形成了“国民性改造”“消除剥削与压迫”等话语表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具体内涵逐渐明晰，并以教育为抓手提出了“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等提升人的现代化素养的实践路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面对对外开放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目标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有新人”“科教兴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话语表述，极大拓展了“人的现代化”的概念内涵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在实践语境和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发展。纵观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概念的萌芽孕育、理路发展以及语义形塑的百余年进程，不仅从“人”的视角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及话语体系，也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强大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