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阐释了什么是以及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并围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独创性论断和新民主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论述，以及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领导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路径。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作了清晰的描述，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他指出，在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里，“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其有关坚持党的领导的阐发蕴含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全文论述逻辑之中。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不断深化并最终确立的根本政治原则。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却因受到右倾思想的影响，放弃了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导致失败。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掌握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和同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基础上，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党领导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在1930年冬季写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坚持这一思想，强调现在要建立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延续这一思想，毛泽东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地位重要性的认识。他在党的七大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些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回顾历史，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个基本论断，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构成我国政治生活的最根本原则，也是我国一切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更加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探索，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领导力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架构的阐述，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的又一重大贡献。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是第三种形式，是一种过渡的“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权组织形式上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即在真正普遍且平等的基础上通过选举制，实行不区分性别、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选举，选举产生从全国到省、县、区、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他们选举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真正体现“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这些思想事实上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架构和运行逻辑，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属性。
《新民主主义论》有关政权建设的基本思想在党局部执政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度不断得以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进一步把人民民主同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使命联系起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全新民主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更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从理论上看，这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民主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升华了人民民主的境界；从实践层面看，《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设想并最终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过程中产生和不断完善的。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他指出，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要素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同时要使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提到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他明确表示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这一思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认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应该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将大银行、大工业、大企业等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行业收归国营，保证国营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同时强调“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些论断事实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要均衡发展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想及实践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不是少数资本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资本主义经济，更不是旧的半封建性质的经济关系，而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关系。发展国营经济是毛泽东构想和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条基本方针。这一思想在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上被继承和发展，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国营经济在新中国的经济地位，指出“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再次确认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此后发展中，国营经济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论述，也蕴含着推进共同富裕的思想。一方面，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思想本身就包含着推进共富的重要理念。另一方面，就发展国营经济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从“国营经济”到“国有经济”，从党的理论构想到实践发展，国有经济不断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成为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表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力量，对实现共同富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论述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如何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探索中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进行了明确论述，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任务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任务所在、目标所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向。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要“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坚持民族的文化，也要不断发展民族的文化。毛泽东指出，要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创造的辉煌的中华文化，将传统文化中带有封建性和腐朽性的文化糟粕剔除，将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优秀的人民文化予以保留和进一步发展，“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要采用批判继承的方法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作为科学的文化，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科学性体现在，一是在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要科学对待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既不要“关门主义”，也不要“全盘西化”。二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三是“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正确地看待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科学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问题。
毛泽东所阐释的民族的、科学的文化发展，一方面强调了保持民族文化的文化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呈现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文化建设明确了重要方向。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要素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发展社会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维系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中华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鲜明体现。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这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的科学的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更好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在中国牢牢扎根。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两个结合”，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而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习近平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交融中，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对毛泽东关于民族的、科学的文化的新的重大发展，极大升华了毛泽东关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认识，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强调“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他在文中指出革命文化之于人民大众的重要性，强调：“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革命文化，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文化只有贴近民众，才能产生力量。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诠释了发展人民文艺的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要从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去发展民族的科学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80年7月，在邓小平关于开展文艺工作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文艺创作要坚持人民立场、必须面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新的历史方位，“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从新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中总结文艺创作的现实资源，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总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阐述，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也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基础。
习近平强调：“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生成有特定的理论和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总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建立一个新国家，通过“两步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整体论述，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理论要素。《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构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