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留下两份历史遗产,

不能只讲一份而不讲另一份

毛泽东的逝世,预示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即将结束。今后中国怎么办,是按“文化大革命”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当时确实存在着两种思路的对立。一条以“凡是派”为代表,主张“两个凡是”，执行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搞下去；另一条是以邓小平为代表，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种对立观点都主张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不一样。“凡是派”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上了书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的指示决策，包括毛泽东“文革”中的“最高指示”，都是毛泽东思想，都要贯彻执行，连毛泽东圈阅过的文件、文章、材料，都被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要加以保护。而与“凡是派”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些错误的毛泽东的思想言论、指示就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围，而是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思想就属于这一类,，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与此相联系，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是没有晚年错误的，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与此相对立的意见则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功绩是主要的，但他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动乱。这两种意见的对立,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直接关系到毛泽东后中国共产党怎么办，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的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遗产问题上，仍然存在两种错误倾向。其中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有些人或明或隐地在否定或贬低毛泽东思想。他们不仅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既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而且也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针对“否定派”的观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锋相对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仍有现实意义，我们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另一种倾向就是不承认毛泽东晚年错误，对错误加以掩盖、化解，或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种倾向也是片面的、有害的。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是毛泽东留下的两份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晚年错误教训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用巨大代价换取的教训，这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解放思想、大彻大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两份历史遗产都是弥足珍贵的。中共中央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重申了中国共产党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认定毛泽东留下了两份历史遗产的最权威的文件。

二、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套用具体结论,而是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没有指导意义，有的人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搞革命行，特别是指导战争行，搞建设不行，他的“三面红旗”出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最好的证明。应该承认，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确实不如领导革命斗争那么得心应手，但不能得出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应当承认，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不少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决策，如反右派运动，提出并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后反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党内走资派理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导致全国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认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等等。但上述这些思想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明确地把这些错误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决策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出去。因此,在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时，首先要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

其次，毛泽东思想内容丰富，并不是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都可以用来指导实践。在这里也存在一个反对“凡是”态度的问题。不能认为，凡是毛泽东思想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指导今天的实践，比如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根据地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人民战争理论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却不能搬来指导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如果照搬民主革命的做法，就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但毛泽东思想中许多重要思想理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关于重视国情分析、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思想，关于理论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关于调查研究、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关于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论，关于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关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意志决心,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关于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民族的长处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又要改革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环节)的思想,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公平、平等，防止和反对两极分化的思想，等等。这些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把他们同实际结合起来，就能成为实践决策的指导思想。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国情特点有所变化，今天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也不是具体搬用毛泽东的做法。比如，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是纯之又纯的公有制，而我们今天仍要坚持公有制，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只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再比如，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今天仍然需要坚持，但在当前世情、国情与毛泽东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具体要求和做法就要适合今天的情况。

再次，要把发展毛泽东思想和背离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发展毛泽东思想就要提出一些新观点、新结论，与毛泽东当年提出的结论可能不一样，特别是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突破性重大发展理论观点，具体结论不一样，甚至可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用“凡是”的思维方法误判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有人会怀疑甚至否认这不是坚持—发展，而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离。比如，当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时，就有人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也可以有一定发展时，又有人认为这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怎么区分是坚持—发展，还是背离—倒退呢？笔者以为：一是要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是坚持，在坚持前提下的新结论就是新的发展。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问题，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要求的，是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原理的，这决不是背离而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看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实践检验是真理，那就不仅是坚持，而且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是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凡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的，那就一定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就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不是具体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要在坚持共同的“脉”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结论，就不是背离，而是发展。

这里，我们得到一个认识，那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内容和具体结论是不能照搬照抄的，照搬只会犯错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运用贯穿其中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新时期的实践中，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分析和解决新矛盾和新问题，也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真理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能创造性地解决实践问题，又能在新的实践中发展毛泽东思想。如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并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结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成功地创造性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说，改革开放以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以邓小平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前者坚持了后者的活的灵魂，这个“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三、毛泽东晚年错误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生的,正确认识其原因是深刻吸取历史教训的前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之所以要走这条道路、而且走好了这条路，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总结了毛泽东晚年在领导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曾指出：“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历史上形成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也是宝贵的财富。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制定的方针政策，能够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邓小平提示我们，要重视错误和失败的教训这一份宝贵财富，这个认识是十分深刻的。我们总结成功的经验，是为了认识事物及其过程的本质，掌握规律性的认识。错误和失败是由于歪曲事物本质，违背客观规律，通过对错误和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过程规律的正确认识。生活实践表明，主体对自己错误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往往更具有警示作用，因为错误是自己犯的，付出了代价，因而更加刻骨铭心。一个党也是这样。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坏事变好事”、“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是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规律。但这个规律起作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凡坏事都能变好事，凡失败都是成功之母。首先要面对现实，承认坏事，承认失败；然后要实事求是分析出现坏事、导致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分清内因与外因，主因与次因；在充分认识错误原因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吸取教训。认识失败的原因就是从反面认识成功的规律，吸取教训就是根据规律办事，不做违背规律的事。因此，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是正确总结其教训的前提。

那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为什么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契机呢？这是由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特点和纠正错误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的。毛泽东晚年错误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其教训对于后毛泽东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针对性。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而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没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在阶级斗争比较缓和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倒犯下了扩大化的错误？根本原因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错误，问题主要出在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既包含正确的又包含错误的，既有科学的部分又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当毛泽东把他的理想模式付诸实践时，或者因为这个模式本身的问题而不可能完全变成现实，或者因为有人不完全同意这个模式而加以抵制，这种种原因使毛泽东的理想在实现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阻力、阻碍。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毛泽东往往不是检讨自己的理想模式存在的问题，而是把阻力困难看成是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反抗、破坏，谁如果被怀疑为是社会主义的“阻力”，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毛泽东将寻找“阻力”的视线从党外转向党内以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就由党外发展到党内。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可以写成这样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阶级斗争。粗看起来，构成这个模式的各个要素并没有问题，这就说明这个模式具有科学成分。但结合实践具体分析一下各个要素，就会发现这个模式存在问题。就所有制来说，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这是合理的，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求建立纯之又纯的公有制，取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急于将集体所有制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急”了、“左”了。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不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的设想，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的共识。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计划经济的弊端时才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应该承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年确实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原因。历史证明，长期坚持计划经济，不搞市场经济，这是经济发展不快的重要原因。关于按劳分配，应该说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晚年还是承认“按劳分配”的，虽然他一段时间内想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想改薪金制为供给制，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文革”中还把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当作资产阶级权利来对待，但他毕竟没有取消按劳分配政策。但是，毛泽东晚年时期的按劳分配是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实行的是拉不开距离的“按劳分配”。他反对搞“奖金”一类的物质刺激，主张政治挂帅，精神鼓励。应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中有许多合理成分，比如强调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重视精神鼓励，反对金钱挂帅；提倡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但由于他把“按劳分配”不是看作是社会主义特征的基本分配制度，而是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权利”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要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者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亲自树立的“雷锋”就是这样的典型。毫无疑问，这个要求是积极的，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来说，是应该争取做到的。但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人人都像雷锋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他终生都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当他抱定一个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时，任何人都是阻挡不了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心中只有社会主义。他决不允许谁对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发生了怀疑、动摇，如果成了阻挡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实现的障碍，那么不管他过去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不管他是昔日亲密的战友还是曾经信任过的下级，毛泽东就不再视他为同志，而视他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的敌人。毛泽东晚年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里去寻找。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键还是他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上出了问题。在思想路线上，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被一种理想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支配，脱离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分析，脱离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情况的把握，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背离了由他倡导并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路线上，由于对国际政治思潮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片面认识，把对国际反帝反修与国内“反资”结合起来，对内对外的政治路线上严重“左”倾，认为八亿人民第一任务就是阶级斗争，这是极为深刻的教训。

四、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立场、态度和认识着眼点

毛泽东的错误主要发生在晚年时期，集中暴露在十年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这些错误，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党的主席，发生在党内的严重错误他要负责，而且更主要的是许多错误是毛泽东提倡和坚持的。但许多错误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中央集体所犯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正确认识这些错误，深刻总结过去的教训，对于党的事业，对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错误经过1957年到1966年的积累，又经过十年“文革”的加剧，它们的后果已经充分暴露，极其尖锐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不正视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被葬送。邓小平作为第一代党的核心领导曾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晚年的第一个十年，又在第二个十年中深受“文革”之害，并与之做过殊死的斗争，由他领导来总结这20年的经验教训那是再恰当不过了。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际，首先以坚定的立场、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彻底否定“文革”，实行拨乱反正；随即又对“文革”前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全面的总结，这就为而后的改革开放，揭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是简单地结束“毛泽东时代”，而是一项承上启下的工作。破是为了立，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是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改正措施有着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他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了丰功伟绩，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晚年时期，也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做过认真的探索。在他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有正确之处,往往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坚持、就发扬；凡是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改正、就抛弃。肯定只应该肯定正确的，否定只应该否定错误的，对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采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由于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我们党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上，没有犯片面性的错误。

第二，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根本不承认毛泽东有什么晚年问题、晚年错误，主张沿着毛泽东的“文革”方针继续走下去；另一种则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全盘否定他，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同坚持“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得以顺利地进行。同时，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以他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右”的偏向作了斗争，理直气壮地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着”并不是常人能同时做到、并做得很好的，而经过邓小平之手，这两件事都做的很成功，不仅实现了拨乱反正，为其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思想舆论前提，而且维护了党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宁。

第三，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不是把错误全推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他把自己也摆进去，把中央集体摆进去，通过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使全党吸取教训。邓小平指出，历时20年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不能把错误归到他一人身上，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也要负责。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不仅要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总结，而且要从中央集体的角度来总结，这样来认识和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能使全党取得深刻教训。

第四，邓小平在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时，还强调指出当时制度的缺陷是毛泽东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这不是为毛泽东的错误推卸责任，而是在客观分析错误原因时，深刻地吸取制度缺陷使人犯错误的教训，这就为制度(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他说，制度是决定的因素，好的制度使人少犯错误，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犯错误。我们党认识并认真总结了这一教训，下决心要进行制度改革，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第五，不搞大批判，让事实说话。“文革”结束后，对林彪、“四人帮”搞过批判，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没有搞批判。这不仅因为毛泽东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不适合用批判的方式，而且多年经验告诉我们，大批判只能造造声势，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特别是毛泽东，他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人，他的晚年错误有许多是有理论根据的，是可以到马列那里找到根据的，用大批判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理论是非的。当然，这些理论上的是非要搞清楚，但分清理论上的是非还是靠实践，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依靠另一种理论来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就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来说，他的每一个思想观点，每一项方针政策，他领导的每一场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它们是否正确，从根本上说不是看其有没有理论根据，而是看其是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六，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纠正过去的错误时，不搞矫枉过正，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阶级斗争问题，搞了几十年的扩大化，弄得人们十分害怕和厌倦，当党中央明确提出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时，有些人以为干脆就不要再提阶级斗争了。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状况，指出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还存在，今后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要注意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存在。再比如，在纠正闭关锁国政策的错误时，有人怀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正确性。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反对闭关锁国政策，但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由于党中央和邓小平坚持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坚持了两点论，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去常常出现的矫枉过正的现象，没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顺利地实现了从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到改革开放的过渡，健康平稳地迈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总结起来，邓小平在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上，坚持了彻底唯物论，坚持了历史辩证法，既弄清了历史真相，分清了是非和责任，又化教训为动力，推动了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开拓未来，这是邓小平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着眼点。

五、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应该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是由邓小平提出和设计的。这两个不同时期，实践的是不同的主题，前30年是坚持阶级斗争的革命主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主题。有人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毛泽东时代，一个是邓小平时代。这个说法虽不很准确，但其简明道出了这两个时代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论著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笔者经历了这两个时代，身临其境，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里，本文换一个角度：从两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中探寻它们之间逻辑与实践的关联。

我们认为，这两个时代(姑且这么提)的发展变化(即前进的变化,不是倒退的变化)，是以它们的密切关联为前提的。后面这个时代对前面的时代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既有连接也似乎有断裂。但是深一层思考，两个时代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两个时代是通过两根明线和一根暗线相连接的，这三根线都同毛泽东关系密切，也同邓小平关系密切。他们共处于一个统一体内———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密切联系是必然的。

连接两个时代的第一根明线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贯穿两个时代的指导思想，在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明确提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之后的历届党中央都明确规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诚然，新时期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是照搬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毛泽东著作中的具体结论，而主要是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当然，毛泽东思想中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仍然行之有效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结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仍然需要坚持和运用。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上是适应的，但是具体环节(体制)有不适应之处，适应是主要的，不适应是次要的。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对不适用的环节进行改革。邓小平在改革伊始，公开强调我们仍然要坚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使改革开放得到健康顺利的发展，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协调统一。因此，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深层的理论基础。斯大林不懂社会主义矛盾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搞了几十年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戈尔巴乔夫由于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在改革旗帜下动摇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最终使社会主义垮台了。中国的改革“风景这边独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

第二根明线是毛泽东领导的前30年一直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后，继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第一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的领导的巩固和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一条明线把两个时代连接起来，中国会有改革开放，但不能是社会主义的；会有党的领导，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仍然会起作用，但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了，那就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局。

第三，连接两个时代的第三根线是一条暗线，这就是通过总结前30年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推动我们去实现前30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历史任务，并根据与时俱进的要求实现时代提出的新使命、新任务。我们之所以把连接两个时代的连接线称之为暗线，是因为这根线与前两根明线不一样，不是直接连通的，而是通过几个中介、几次转折才能把两个时代连接起来。首先，要全面客观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从教训中找到正确认识(即对规律的认识)，再把从总结教训中得出的正确认识(理论)与新时代新的实践结合起来，才有了架通这两个时代的桥梁。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因为认识错误而导致实践失败，这是经常发生的。错误和失败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启发人们改变思维，另辟蹊径，走向一条成功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坚持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有对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借鉴，更有从中国国情出发作出的创造，不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所能说明了的。但应该说，我们党对建国后30年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主要原因，特别是对“文革”教训科学总结更为主要。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文革”这样严重的教训，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决、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说过：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是因为我们总结了过去的教训。那么，我们是如何总结教训,从错误走向正确的呢?

首先，决心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主要是总结新中国前30年发展不快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建国初期，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来邓小平也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选择。但长期坚持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不快。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虽然提出要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合的发展道路，但从总体上未能付诸实践。到“文革”中，这种僵化模式的“道路”更是暴露了它的严重缺陷，大大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落后于英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固守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但也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改革开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从总结中国自己几十年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其次，改革开放以后，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也跟深刻总结前30年的教训分不开的。比如，关于主要矛盾思想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严重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导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才使党的领导深切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而不是阶级斗争。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就宣布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承认，前30年，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的20年，全党在阶级斗争的认识上是“左”的，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对阶级斗争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和处置，显然是总结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认识，也是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传统观点都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姓资不姓社。毛泽东和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这样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也是这样认识的。但邓小平通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可以办大事，但信息不灵，发展太慢；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根本制度，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方式。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中最有创新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的形成当然不仅仅是立足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而是具有世界眼光，比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发展经济的手段的同异之间的关系，但他深知中国计划经济的弊端，因此才有勇气突破传统认识，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经典结论，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再如，关于国际社会两大主题的提出，改变了列宁以来的战争与革命的两个主题的观点。前30年，我们坚持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两大主题，国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尽快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对外进行革命输出，在世界范围内与资产阶级斗争，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这使我们一度相当孤立，相当被动。既影响我们处理国际问题，又直接影响到国内的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改变了思路。邓小平根据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论代替战争与革命主题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学会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要学习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用。这一指导思想大大推动了我们的对外开放，加强了国际交流，促进了国内的发展。

任何错误当它被人们普遍地提倡和接受而没有受到批评时，它会产生有害的结果，而当它受到人们的反对并对其本质及其后果加以揭露时就会成为教训，对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就会成为新的思想认识产生的根据和动力。总结成功经验对后来者固然重要，但失败的教训只要加以正确总结，它的教育意义会更深更远。应该看到，毛泽东的错误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的，因此它对后来的探索不仅直接警示此路不通，而且会启发人们怎样才能另辟蹊径。实践表明，毛泽东晚年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犯的错误的教训推动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教训时，毛泽东思想固然不能丢，丢了就割断血脉，失了根本；毛泽东晚年的教训也不能忘，忘了就没了鉴戒，失去动力。珍爱这两份历史遗产，消化吸收，使之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