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十大关系》是运用调查研究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的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

如何找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特殊而又复杂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主观想象不切实际，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又脱离中国国情，马列主义的本本里更没有现成的答案，所以只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毛泽东就是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去解决的。195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南下杭州，沿途经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到1956年1月上旬回京，期间他围绕农业发展等问题一路都在找地方的党政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回到北京后，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每天几乎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地听取汇报，开展了极具特点的系列调查研究。

一是这次调研汇报涉及的范围广、部门多，持续的时间长。毛泽东从重工业“口”开始，先是听取各个“口”即国务院主管办公室的综合汇报，然后再由各个部委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至4月24日结束，先后听取了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建委、建工部、重工业部、地质部、煤炭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商业部、外贸部、农产品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35个部委长达43天的汇报。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参加了这次时间长范围广的调研汇报。在这前后，毛泽东还收到了广东、河北、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方省市委以及几百个工厂和建设工地送来的书面汇报材料。

二是这次调研汇报涉及的主题，除了各部门主管范围的业务问题外，几乎都是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全局性的问题，调研的形式不拘一格，内容深刻。各部委都是事先把书面汇报材料送给毛泽东，然后再口头汇报。毛泽东在听口头汇报时，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意见和评论。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主要涉及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的产业结构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生产力布局问题；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分配的经济体制问题；等等。比如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时，毛泽东就指出，沿海工业“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毛泽东还亲自起草和修改了中央要各省、市、自治区作经济工作汇报的通知，开列了十项汇报提纲，涉及的也基本都是全局性的问题。比如“(五)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中央和地方在事业、财政、计划的体制划分的意见”,要求给中央的书面汇报材料应当从本省、市、区的实际情况和主要问题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毛泽东还提出，汇报材料的字数“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

毛泽东之所以花如此大力气进行这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开篇中就指出的，我们要以苏为鉴，少走一些弯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苏为鉴，同时总结自己的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目的，也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这次大规模集中调研汇报工程，也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通过调查研究掌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样板。

/二、《论十大关系》为探索和推进中国现代化道路作了准备

《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国情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它的理论主旨及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以及所产生的实践效果，为探索和推进中国现代化道路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

一是确立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原则。苏联模式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曾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大工业体系。但是，这种偏重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结构不合理，重工业发展后继乏力，积累与消费比例、价格比例严重不平衡的结果，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接受苏联援助、向苏联学习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诚然，苏联经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与推进，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进一步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情况，给正在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如何搞的毛泽东提供了镜鉴，所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篇就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后来回顾发表讲话的原因时还特别指出：“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确立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论十大关系》的理论主旨，也是其坚持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实际上是把革命战争年代统一战线思想运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上，“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当然，毛泽东提出这一方针，除了受革命时期经验的影响外，还基于其对当时国内外局势变化的考量。国际上，虽然局部地区仍不太平，国际局势偶有波澜，但进入冷战时期后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这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就国内来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接近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将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中国正迈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内外条件的变化，促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转变。《论十大关系》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政治问题，如：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生产力布局的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体制与利益分配的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经济和政治管理机制体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十大关系。毛泽东认为，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计委在汇报中就表示，地方有兴趣搞重工业和轻工业，但有两方面的顾虑，既怕中央不准他们搞，又怕搞起来后被中央收走了；主管财政贸易的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提出，中央和各主管部门对地方国民经济计划、事业指标和财政收支，管得过多、过细、过分集中，这对发挥地方积极性不利。毛泽东因此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不要把地方卡的太死，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要好。总的来说，毛泽东谈到的这些重要关系，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样搞的重大问题，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发展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重要关系都要处理好，尽管在处理过程中也许会遇到新困难，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也是毛泽东考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三是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准备。195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等人在负责起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时，一直在思考以何为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让刘少奇豁然开朗。邓力群回忆说：“看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兴奋……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这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看少奇同志当时是显得那样地高兴，那样地兴奋，因为可以说是这一下子找到了门道，找到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路子了。”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基本经验，并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全篇贯穿了《论十大关系》的精神主旨。刘少奇后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指明了方向。

四是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论十大关系》等重要理论成果指导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比如，从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65年社会总产值达到了2695亿元，国民收入达到了1387亿元；主要工农业品的产量，1965年同1957年相比，钢达到1223万吨，增长1.29倍，原煤达到2.32亿吨，增长77.1%,发电量达到676亿度，增长2.5倍，原油达到1131万吨，增长6.75倍；工业建设方面，新建、扩建了武钢、包钢、攀钢、鞍钢第一大批重要企业；机械工业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油化工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多个基本行业，并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全国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成果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体育等事业的成就也相当可观。这些行业、领域的发展，使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

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起点，《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开始形成一个初步且比较系统的思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即从一开始还比较盲目地照抄苏联的经验，到“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逐步认识这个必然王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三、《论十大关系》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特别是文中提出的正确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十大关系》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为如何处理好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涉及生产力整体布局的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国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活物资，连工人都无法养活，还谈何发展重工业呢?所以如果我们真想发展重工业，“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不仅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发展得更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还比如涉及经济机制体制与利益分配的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过去苏联采用了义务交售制等办法，从农民手里拿走的多，给的补偿又低，搞得农民生活质量提不上去，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公私兼顾”的原则和处理方针，不论哪一头“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这样既照顾到国家和集体的积累，又注意了个人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实际上，这十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十种矛盾，都牵涉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全局，是关系社会主义到底如何建设、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而毛泽东针对这些重大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处理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探索，标志着我们党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拓宽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探索，为改革开放后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论十大关系》“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这些重大关系，有些是对毛泽东强调的重大关系的深化和发展，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等等。有些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新情况，新提出的必须引起重视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这十二个重大关系，都是“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的新矛盾新问题”,其目的与主旨，与《论十大关系》一脉相承，是在统一全党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客观发展规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已经变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深刻认识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包括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六大关系。这些关系中，既有深化发展《论十大关系》中的有关思想，如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又有根据新时代新的条件提出的需要处理好的新的重大关系，如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等。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全局的角度探讨了新时代我们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而且还专门就某一具体领域需要处理好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如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要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与协同治理、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双碳”承诺与自主行动等之间的重大关系，以“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管是牵涉全局的重大关系，还是事关某一具体领域的重大关系，其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四、《论十大关系》的方法论意义

《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论十大关系》所强调的基本方针和精神主旨，特别是其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方法，提升统筹兼顾的能力，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所揭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推动事物的发展。《论十大关系》所揭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把握好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内部和领域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十大关系，把握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

今天，我们正阔步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前途光明，任重道远，要面对和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迫切需要我们坚持和深入把握普遍联系的观点，统筹国际与国内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方方面面的关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人类和平事业稳步向前。

二是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矛盾分析方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分析方法就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它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作为毛泽东运用调查研究方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论十大关系》也贯穿着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全局的基本精神。“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毛泽东提出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十大关系，每一对关系，都是一个对立统一体，都是一对矛盾。这就要求处理每一对关系，都需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掌握矛盾分析方法，都需要把握一个平衡度，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比如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本民族的主体性，但是其他国家民族的优点和长处，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帮助，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这些矛盾，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央与地方、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国与外国等这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到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的矛盾关系，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也仍然存在。因此，毛泽东所提出的解决矛盾的基本方针和方法，仍然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们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一步而言，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发展社会主义最根本的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无论是《论十大关系》中直接提到的处理好利益分配关系问题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还是其最终目的，都充分彰显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对我们今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然是种鞭策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