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逆势而动，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国共产党已经是百年大党。从创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社会的正确方向。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因为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出现了许多杰出代表。在不同时期杰出共产党人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更加伟大，国家逐步强盛，中国社会更加美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大趋势，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大趋势，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并不是否定中国共产党也曾经走过弯路，中国共产党积极向上发展的趋势中还有逆流。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趋势是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但是，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的领导能力与党的任务不相匹配，党的领导经验严重不足，因此，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盛行。面对这种逆流，每一位共产党人都面临着选择。任弼时也不例外。当党内发展趋势中代表正确方向成为主流时，人们比较容易做出正确选择。相反，当党内发展趋势代表错误方向成为主流时，人们要作出正确选择就比较困难了。在毛泽东处在逆势中，能否选择支持毛泽东，对任弼时的政治品质、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都是十分严峻的考验，任弼时逆势而动，选择支持毛泽东，为毛泽东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打下初步的基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其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也必须承认，从大革命时期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也经历了黑暗年代，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没有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坚定地回到湖南，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当起义军遇挫后，他毅然决然地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成功向农村转移，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本来，这是代表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但是，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把苏联的城市中心论的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指摘毛泽东引兵农村是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必须查处。

1927年9月19日，任弼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又被任命为中央全权代表专程到长沙处理秋收起义中的问题。此时的任弼时至少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按照中央的意图，对毛泽东做出错误的结论，给毛泽东以严重处分；第二种选择是，以事实为根据作出正确的评价，为毛泽东伸张正义。前一种选择是落井下石。后一种选择则是逆势支持。选择前者，对任弼时而言相对轻松，对毛泽东造成的伤害更大；选择后者，对任弼时困难重重，但对毛泽东则可能产生一定保护作用。

任弼时于1927年9月22日到达长沙。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于9月27日晚就秋收起义情况和今后工作计划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报告中，任弼时指出：湖南省委不承认停止长沙暴动是错误的，“此一问题只好留在将来中央从长解决了”。任弼时分析秋收起义未能成功的原因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子。”他在实事求是地估计了长沙一带敌我力量的对比后指出:此时如举行长沙暴动,“必大遭失败”。最后的结论是，长沙暂不举行暴动,铁路破坏亦暂时停止。任弼时反对不从实际出发，强行规定总暴动的日期。他指出：“因为规定得太近是无疑乎自欺”。任弼时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长沙城内有守敌9000人、7000支枪，而湖南省委能够动员的力量才1000多人，且大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据此，任弼时坚定地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有人表示异议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他相信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毛泽东所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任弼时的正确决定，不仅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还因为保护了毛泽东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标志“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派到湖南查处秋收起义有关人员的全权代表的任弼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任弼时在会上的发言的史料没有正式公开而无法知道其具体内容。但从对毛泽东的处分结果中可以看出某种端倪。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给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处分是比较重的，但又似乎没有把事情做绝。这种状态是不是与任弼时的态度有关，缺乏史料支撑。但从任弼时前后的态度，又可以得出任弼时保护了毛泽东的结论。而这一保护对后来的毛泽东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任弼时支持逆境中的毛泽东还不止于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继续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应该承认，任弼时一方面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自己也犯了“左”倾错误，甚至也反对过毛泽东。如同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深刻反省自己时就承认，由于自己和其他人批评毛泽东而“以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任弼时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必须指出，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批评，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还看到毛泽东的优点，在某些方面又支持毛泽东。1931年1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参加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弼时就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并力排众议，推荐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对于任弼时的支持，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中回忆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其中就有任弼时等。他强调，如果不是任弼时等的支持，“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没有任弼时等“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支持是不容置疑的，意义十分重大，对后来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任弼时逆势而动，支持毛泽东，还表现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北上，企图加害毛泽东，进而发展到企图分裂党中央。毛泽东自称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任弼时与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艰难长征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企图拉拢任弼时等一起反对毛泽东，遭到了任弼时的严正拒绝。任弼时义正严辞地批评了张国焘，不同意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诬蔑，不让别有用心的人到红二方面军进行反党中央的宣传，坚持在瓦窑堡会议基础上的团结统一，确保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政策在红二方面军中的贯彻执行。这些支持，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为毛泽东度过“黑暗年代”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二、顺势而为，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创造了外部条件

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除了毛泽东自身因素外，还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党内对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的普遍认同和高度接受，包括那些对毛泽东核心地位发起挑战的人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承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第二个条件，就是共产国际的认同和支持。为了分析的方便，第一个条件将放在第三部分中分析。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6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便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有功也有过。对此，周恩来做出了非常公正客观的评价。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建立和确立与巩固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上，共产国际则走过很长一段弯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形成稳定的领导集体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经历了大浪淘沙、吹进狂沙始到金的过程，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但是，1938年10月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没有承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这才有王明在1937年年底回到延安，公然发起对毛泽东核心地位的挑战，才会有毛泽东再次感到“孤立”。在这一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党中央横加指摘。对于十二月会议和会后一段时间的处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是孤立的。”甚至他感受到“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显然，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认可与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就难以成为现实。或者说，创造有利于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外部条件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这个任务又历史地落在任弼时的肩上。1938年3月，任弼时受命于危难之中，奉命出使共产国际，向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让共产国际认识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支持毛泽东。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重重。因为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非常微妙。对于共产国际而言，一方面，他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还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领导对毛泽东已经耳熟能详，特别是毛泽东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战略和策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为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一切，共产国际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佩服。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的确不太喜欢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一直没有把毛泽东当作“自己人”，相反，王明才是他们心目中的“自己人”，而王明有恃无恐，一心想当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从苏联回国后，也俨然就是共产国际的化身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只有从王明手中夺回由共产国际授予的“尚方宝剑”，才能使王明失去竞争的筹码。这一切都有赖于任弼时的有效工作。

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不顾车马劳顿，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任弼时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任务》报告，长达15000字。5月17日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地汇报中国的抗战情况，长达25000字。两份材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以及取得的伟大成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通过报告，全面掌握了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此时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与过去存在很大的不同，反映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战的看法向正确方向跨出关键的一步。这一变化有利于澄清事实，有利于以正视听。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评价也意味着对毛泽东的正面评价。

第二，精心宣传毛泽东的抗战思想。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战略总后方。毛泽东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深入思考了中国抗战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形成了系统化的抗战理论。远在莫斯科的任弼时积极配合，宣传毛泽东的抗战思想。1938年5月，毛泽东在国内发表了《论持久战》，对中国抗战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对中国抗战产生巨大而积极的影响；9月，任弼时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一文，指出，持久战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的基本口号；10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战中的地位》。任弼时紧接着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前后呼应，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39年4月任弼时又安排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译成俄文，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刊发。任弼时积极宣传毛泽东的抗战思想，赢得了国际社会中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共产国际及苏联人民对毛泽东的认可。

第三，客观公正地推介毛泽东。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误会或不认同、不接受，根本原因在于对毛泽东的不甚了解。由于不了解，共产国际不接受毛泽东，由于不了解，共产国际不信任毛泽东，由于不了解，共产国际一直想以王明取代毛泽东。任弼时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客观公正地介绍毛泽东，让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深入了解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正是有任弼时，还包括先于任弼时出使莫斯科的王稼祥和后来到苏联治病的周恩来不断宣传毛泽东，终于让共产国际领导认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地位或领袖地位。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任弼时和王稼祥时，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上述情况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二是直接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虽然季米特洛夫用的是“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表面上是商量的口吻，但这不是商量，而是对王明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当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时，王明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领袖与核心地位。三是充分说明任弼时为宣传毛泽东所做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共产国际转变对毛泽东态度的决定因素。这一切，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强势出击，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完成组织程序和法理认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当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来说产生了积极作用。

从发展势头来看，自遵义会议起，经过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内处在绝对的上升势头，党内对毛泽东的支持更加强烈有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弼时更加有底气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也成为了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能够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发挥更加直接更加有效的作用。那么，任弼时又是如何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做出更大贡献的呢？

第一，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教育全党认识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有赖于党内的每一个党员的真心拥护和认同。任弼时也不例外。而且作为一位在党内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党员，又是一位有特殊经历的党员，任弼时现身说法，对党内其他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任弼时出生于1904年，1922年12月就成为了中共正式党员。1927年7月任第四任团中央总书记。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委员。中共六大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较毛泽东少11岁，毛泽东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但在一段时期内，任弼时在党内的地位不低于毛泽东，甚至还高于毛泽东。任弼时在大革命失败后也给予了毛泽东某种的支持。但是，不能不承认，受当时的大环境的影响，也囿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任弼时对毛泽东的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43年11月下旬，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任弼时对自己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的实践与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自我批评。他承认，曾经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出了不恰当的批评，对排挤毛泽东也起了一定作用，对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也有不良影响。是事实教育了任弼时，是学习提高了任弼时，是实践改变了任弼时。他说，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后，经历毛泽东处理一些重大问题后，对毛泽东“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当任弼时经过独立思考后认为毛泽东是对的时候，他给予了毛泽东全力支持。历史与现实教育了任弼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毛泽东的态度。这种转变具有示范效应，引导更多的同志对毛泽东的坚定支持。

第二，领导整风运动，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一花独开不是春，万花齐放才是春。只有任弼时等少数人支持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还远远不够。只有全党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才能由理论变为现实，由可能变为真实。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和军事指挥问题，所以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得以初步确立。但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形势的影响，遵义会议并没有从政治上和思想解决问题，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并不牢固，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他在党内核心地位就会受到挑战。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思想基础，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实现的。而任弼时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做次作出历史性贡献。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目的在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清算党内各种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影响，促进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全党的大团结，进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此时的任弼时已经有条件强势出击，这是因为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1941年9月23日，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这标志着任弼时已经成为了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中央重大决策。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当然是整风运动的领导者。而任弼时作为整风运动的具体领导人和组织者，为推动整风运动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比如，整风运动提出了增强党性的任务，任弼时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报告大纲》，从理论上阐述党性基本问题，并且到各部门做增强党性的报告，提出“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服务”“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和“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等重要思想。

在这里，需要特别分析王明问题。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对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发起挑战的主要是王明，1937年12月会议达到顶点。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讲话精神后，王明只好败下阵来。但是，王明并不服气和彻底认输。任弼时回到国内后，为批评和转化王明的错误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多次与王明谈话。转变王明的思想何其难，任弼时不厌其烦，并充分利用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评价促进其思想转变，真正做到仁至义尽，王明不得不在表面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通过整风运动，全党认识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危害，也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认识到了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些就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创造了思想条件。而这中间任弼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第三，研究党史，主持起草历史决议，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提供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登上历史舞台后，就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但历史进程并不平坦笔直。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犯过右倾错误，也犯过“左”倾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几乎断送革命前途。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如何评价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犯错误的当事人，还是不了解内幕的普通共产党员都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毛泽东非常重视研究党的历史，认为这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一，他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部“党书”，作为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资料。“党书”作用非常大。“党书一出，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任弼时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自己带头学习党的历史，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他还是学习党史的重要组织者。1941年9月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先后举行5次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讨论。在发言中，任弼时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形成了更完备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并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任弼时组织研究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在解决陕北根据地的历史问题时，任弼时作为“蹲会”的领导，自始至终指导了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4日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为受到冤屈的同志平反。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上把历史搞清楚。”1944年10月2日至26日，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主持召开了湘赣工作座谈会，研究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问题。湘赣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关系密切，其前身就是毛泽东开辟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后，彭德怀率部坚持斗争，后来任弼时又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任弼时坦荡地承认对湘赣革命根据地“左”倾错误应承担的责任，并向受到迫害的同志致歉，赢得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通过对湘赣革命根据地历史的正确评价，调动了原湘赣革命根据地同志的革命积极性。

研究党史的重头戏是起草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作为领袖，为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通过发挥了核心作用。任弼时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为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通过而呕心沥血。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的历史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作为委员会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历时近一年，十多次易稿，最后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中明确表述“党的奋斗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历史决议的通过，使全党对历史问题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而在历史问题上形成广泛的共识，又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四，筹备中共七大，确保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和法理认可。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归根到底，需要组织基础作为保障，或者说，核心地位与领导职务紧密相连。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常委，这在组织上进了一大步。但毕竟还不是最高领导人，因此，人们认为这次会议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1935年3月11日，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毛泽东成为中央三人团成员，应该说，在职务上又进了一步。1937年8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是毛泽东成为党内核心的重要标志。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得到巩固。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毛泽东有“最后决断权”，这就从组织程序上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但是，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与法理认可需要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正式完成。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任弼时作为七大的主要筹备者，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获得合法性认可而努力工作。

1940年3月，任弼时被委以重任，协助毛泽东筹备七大，不久正式任命为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具体负责七大的筹备工作。他为大会的选址、代表资格审查、文件起草及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做了大量台前幕后的工作。在七大开幕式上，任弼时深情地说：“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顺利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组织程序上、从法理上成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名副其实的核心。选举能够如此顺利，结果如此圆满，这与任弼时在筹备中共七大时所做的工作密不可分，与任弼时的卓越才华密不可分，与任弼时的历史性贡献密不可分。

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一过程起决定作用的主观条件是毛泽东自身的德才、贡献与崇高威望，是众望所归。从外部条件看，任弼时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所做的贡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任弼时的所作所为，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洞察力、政治定力和执行力；显示了任弼时出色的政治才华和崇高的政治品质。这些最可宝贵的东西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