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语源流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特别提到“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

5000多年绵延不息传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具有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文明“基因”,甚至早在中华上古伏羲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传说中，即已见其清澈的始源。自羲、农、炎、黄，到尧、舜、禹、汤、文、武等，皆是心系天下、允执厥中，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文明创造者和德行楷模，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崇实尚诚、真知实干的人文精神。儒家经典《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之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生物不测，为物不二，大生广生，生生不息，自然而然，真实不虚；人之道，效天法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成己成人成物，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诚明相须，物与无妄。中华文明核心思想理念中蕴蓄着深厚悠久的崇实尚诚精神传统，为生成“实事求是”话语及其观念与方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与精神“基因”库。

从语源上看，“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传中称赞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在这里，“实事求是”的原义是指考校典章文物时的一种严谨治学的方法和态度。所谓“实事”,主要是指古代文献；所谓“是”,主要是指文本真赝正误意义上的“是非”之“是”,即求得古代典籍善本的“真”版和“正”本。在此后的传衍中，“实事求是”的外延和内涵都逐渐有所拓展。“实事”不限于与典籍相关的治学活动，而是广泛地包含了社会生活实际事务的方方面面；“求是”则是指在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中求得立身行事的正确路径和方法，或者说“中道”。“事”之大端，见诸百姓日用和圣王德业，如《尚书·大禹谟》篇有治理天下的“六府三事”,即“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是”字的本义，为直或正。具体从人和物两方面来说，有道德义的民彝之“是”,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烝民》);又有规律义的物则之“是”,即“有物有则”(《诗·大雅·烝民》),而“道自道也”(《中庸》)。《说文解字》释“是”曰：“直也。从日正。凡是之属皆从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古汉语“事”与“史”相通，“是”与“时”互诠。《说文解字》释“史”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说文解字》释“时”曰：“四时也。从日，寺声。旹，古文时，从(之)、日。”《尔雅·释诂》曰：“时，寔，是也”。

上述字义表明，中华传统“实事求是”观，具有《中庸》所谓“君子而时中”的深刻内涵。“事”与“是”皆深受《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哲学观念的浸润，而从“实”以“求”则富含历史经验意识的积淀。因而，“实事求是”就意味着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与时偕行的智慧。这种智慧既有器用、事功、技艺的一面，又有道德、伦理、价值的一面。这种理性和德性相统一的智慧，是知行合一的，既要求在认识上洞察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又要求在实践上恰当地把握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时机。

从思想史上看，将“实事求是”一语的重心，从关注文本世界的正误是非问题，转移到生活世界的知行德业问题，主要得益于中国思想史中的实学传统，其中尤其以宋明以来“湖湘学派”的影响最为突出。在宋明理学中，朱熹将“格物致知”的命题进一步发展为“即物穷理”,赋予“是”以“理”的内涵，朱熹曰：“是，便是理。”从而为后来“实事求是”的涵义向事物内在意蕴拓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张载本《易经》“生生”之道而申发“气”一元论。他强调：“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正蒙·太和篇》)他还强调，“性与天道合一乎诚。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诚有是物，则有终有始；伪实不有，何终始之有!故曰‘不诚无物’”(《正蒙·诚明篇》)。从而为后来“实事求是”论脱虚向实的演进，确立了富有中华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特色的哲理根基。

早期湖湘学派在探讨内圣修养的同时，也倡导经世致用，因而有着突出的务实倾向，其代表人物如胡宏“以古人实学自律”,张栻“其见处高，践履又实”,无不推崇一个“实”字。湖湘学派的崇实学风和理路，为明清鼎革之际的王船山所继承和发扬光大。船山之学“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主张“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对宋代以来空谈心性的理学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在哲学上为湘学经世务实的学风及其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哲学上，船山继承和弘扬张载的“气”一元论，主张“理在气中”。他指出：“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就《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关系而言，船山强调：(形而)“上下无殊畛，道器无异体。……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性，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在理事关系上，船山曰：“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在知行关系上，船山主张：“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船山实学集中国古代实学传统之大成，已然在“内圣外王”之道的传统语境中，将“实事求是”弥纶天下彝伦与圣人德业，酬酢万事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全体大用豁然彰显。船山实学承上启下，日后成为青年毛泽东所汲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近的源头活水。

毛泽东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与之隔江相望的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湘学传统中的重要人物，如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一直到杨昌济等，都曾在此求学或任教。岳麓书院的学风传统推崇一个“实”字，不尚空谈、关注现实、躬行实践、经世务实，与湘学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湖南第一师范《教养学生之要旨》中明确规定要“实事求是”,要“趋重实际”。青年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常与同学友人往来于湖南第一师范与岳麓书院之间，沐浴于湖湘文化深厚清新的文化氛围之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青年毛泽东深受“最所佩服”的杨昌济先生的启迪，服膺于以船山先生为其最高峰和典范的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这对青年毛泽东人生方向和文化性格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实事求是”这一传统术语予以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基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立足中国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以“改变世界”统摄“认识世界”的实践观，与中华文明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优秀文化传统熔铸为一体，从而在返本开新的意义上，赋予“实事求是”这一传统话语以人民性、实践性、辩证性相统一的崭新意义。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富有历史辩证法意义和鲜活时代气息的新界定，不仅使其思想内涵发生了创造性转化，而且使其精神境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从此以后，这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定含义的“实事求是”,就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并且成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

/二、态度与方法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主要着眼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将其界定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根本原则和方法，也将其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成为党的科学态度和基本品格。

就基本概念而言，毛泽东关注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实事”“求”与“是”具有丰富的含义。“实事”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要点。其一，“实事”包括“物”与“人”两个方面。考察“实事”既要目中有“物”,又要目中有“人”。例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着眼于“人”的“实事”的范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二，“实事”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例如，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写道：“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很显然，这是从过程的角度所描述的“实事”。

在“实事”中所求之“是”,有理性和价值两个方面。从理性上看，“是”可称之为现象内在的实质。毛泽东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具体来说，这种实质意义上的“是”包含三个层次：其一，事物的特点和性质。如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一般说来，事物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两重性的。其二，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如毛泽东谈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指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其三，具体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如关于如何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是”的价值方面，在于依据特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对“实事”作出评判。例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的精神提炼为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作风、科学态度和党性原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照性地呈现了主观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两种态度。“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这种与实事求是背道而驰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内含着狭隘片面的经验主义和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可见，实事求是的态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针锋相对地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狭隘片面的经验主义。

关于实事求是的方法，即如何“求是”的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调查研究法。“求是”着眼于对全局的透彻了解和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正确把握，需要对事物作全面的体验与观察、分析与综合。以调查研究来表达“求是”,是一种通俗的说法。毛泽东多次论述过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由于认识的对象是作为过程的实事，而“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求是”需要观察整个变化过程的来龙去脉，需要调动与事物打交道的切身体验，还需要依托观察者自身深厚的理论素养。唯其如此，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求是”能力。

/三、观点与立场

“实事”之“是”需要作一番“求”的功夫，才能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求是”者作为主体必然带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与立场，以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设定自己的观察角度。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实事求是之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特质决定的。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实事求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要掌握好这个理论武器，首先需要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不是只有纯粹的“实事”而毫无理论，也不是只有纯粹的理论而不顾“实事”,而是如同有的放矢，理论之“矢”与“实事”之“的”由主体自觉地联系起来，彼此相统一。

实际或实践本身的重要性，是理论和实际统一原则的另一面。理论服务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际需要，理论的真理性及其价值取决于它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为了强调不能脱离实际，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富有哲理的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内国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指出，实际中的“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而矛盾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揭示社会发展矛盾的普遍性的科学真理，当它在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之时，必须要与中国具体实际中的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从而予以具体性的转化。不仅如此，在一个矛盾的特殊性与另一个矛盾的特殊性彼此之间，也不是可以简单照抄照搬的。因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同一对象在不同利益和立场的人眼中，会有不同的呈现。“实事”及其“是”,因主体的立场而异。例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事求是本质内涵中的人民立场，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始终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实事求是人民立场的坚定性。关于实事求是的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表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展望，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等，表达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

/四、主体创造性与道德境界

实事求是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与主体的创造能力和道德修养息息相关。《易经·系辞下》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主体创造性渗透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之中，既要不断突破理论前沿而形成新的理论，又要全面具体深入地把握实际事物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趋势。主体创造能力的集中表现，就是通过创造性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辩证过程，为自己的事业开辟出一条符合其发展规律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独特道路，正是彰显了鲜明主体创造性的“实事求是”典范。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角度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创性经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在理解实际方面，主体创造性主要表现为洞察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几微。主体要捕捉的不是如照相一样所呈现的事物的当下状态，而是尚未呈现的事物内部矛盾发展演变将要形成的未来状态。这就需要一种全面、具体、深入地洞察几微的智慧。正如《易传》所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知几其神乎!”(《易经·系辞下》)掌握这种“知几”的创造性智慧的伟大思想家，才能够实事求是地谋划未来。例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实事求是具有知行合一的根本特点，注重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并最终落实为对世界的创造性变革。因此，实事求是以“走自己的路”的实践为目的。实践的创造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是实事求是的本质特征。正是秉持实事求是的主体创造性精神，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实践探索、开拓进取、接续奋斗，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与主体创造性的发挥相关联，实事求是的成就还取决于主体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境界。一般说来，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实事求是“唯实”的理论特质及其精神品格，要求主体必须具有与“实”相应的道德素养。中华传统美德中最为核心的德行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一体而五面，相互依存、有机统一。与“唯实”相应的“信”德，本身包含着“仁义礼智”,又有其自身特定的涵义。《易经》“元亨利贞”之“贞”德，《中庸》贯通天人的“诚”德，都与“信”德相通。实事求是的观念和方法中积淀着上述“信”德的道德意蕴和精神基因，特别是包含着中华传统所推崇的君子的“诚”德。《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是说，“道”自然而然，运行于天地万物之中，即所谓“道自道也”;“诚”有天人之道，生生不息，恒运不已，乃有天地间生成之万物，与道偕行，自始至终，无物不诚。君子天性内蕴知、仁、勇，成己成人成物，见几而作，内外贯通，率天命实有之“诚”性，身体力行地践履以“诚之”。故曰“诚者自成也”,“君子诚之为贵”。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创造性智慧，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创造中实现。这就对主体道德境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具备高尚的道德理想与坚定的信念，就无法实事求是地理解现实与时代，也无法实事求是地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礼运》中讲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都是从共同体意义上的“真正的人”的“自由发展”的本质出发的道德理想。就人类生活的现状而言，“资本的逻辑”和“原子化的个人”的异化状态仍然现实地存在。人们若对这种“现实”不加批判地接受，并把它视为人类的当然状态，甚至永恒状态，这就恰恰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须知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历史的真实在历史辩证运动的过程中呈现，当下尚未实现的共产主义和人类大同的伟大道德理想，包含着不可磨灭的人类天性中的道德精神实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