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对非外交的发展历程

中非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常常影响中非关系的历史走向。毛泽东时期的中非关系从外交史上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共同的历史遭遇与发展诉求使中非双方存在天然的亲近感。这一时期的中非双方，跨越遥远的地理距离，从对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积极声援到成为彼此“全天候”朋友。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了真正属于独立国家的新型外交关系，开辟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

(一)探寻与了解：近代中国对非洲的早期认识(1949年以前)

在抗战时期，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历史任务需要使得中国对非洲的接触较少，人民对非洲的认知大都停留在模糊的地理概念。直至1935年埃塞俄比亚反对意大利侵略战争爆发，近现代非洲才开始走进中国人民的视野。《八一宣言》中呼吁对埃塞俄比亚武装反抗斗争精神的学习也是中共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有关非洲的内容。在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首次认识到在遥远的大陆存在与我们有着类似遭遇并英勇反抗的人民。而在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也是毛泽东首次论述有关非洲的内容。但这一时期对非洲的认识，更多受共产国际信息传递的影响，而非中国对非洲的自主认知，此时的非洲于中国及中国共产党而言更多起到案例作用。

而中国共产党对非洲第一次有概念上的认知是在194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见面时首次提到的“中间地带”思想中。在此思想概述里，毛泽东将非洲与欧洲、亚洲一起划定为隔绝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思想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及中国共产党对非洲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认识与概念理解。

虽然抗战时期对非洲的认知相对贫瘠，但如同撕开神秘大陆的缺口，开启对非洲的认识与想象，为未来与非洲的交往以及对外关系的建立提供基础与切入点。

(二)试探与接触：新中国与非洲的早期接触(1949—1954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独立国家崭新对外关系的开启，为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新中国一直在努力探寻适合国家发展的新道路与新伙伴。而此时非洲国家正努力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引起了中国的关注。在1952年中国发行的纪念《国际保卫儿童会议》邮票图案中就包含了非洲儿童的形象，这也是非洲元素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邮票上，体现当时中国对非洲地区的关注。但由于此时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西方国家及宗主国的控制之下，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且更亲近国民政府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无法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同时当时中国又受到朝鲜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国家战略重点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国家政权方面，因此外交重心并未放在非洲方面。此时的中非之间主要以民间交往为主。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并未与非洲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在这段时间里，中非双方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战略目标下相互支持，民间交往不断频繁，电文声援逐渐增多，也为后来中国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奠定基础。

(三)求同与存异：万隆会议背景下的中非关系(1955年)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逐渐对中国施加遏制措施，实施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此时的中国外交陷入孤立局面，迫切需要与其他国家自由交往的机会，从而打开外交新局面。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为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和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万隆会议上新中国在大国外交中崭露头角，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外交代表团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理念，推动会议顺利有效进行。作为历史上第一次有色人种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增进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合作，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崭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万隆会议不仅是中非关系发展的关键点，更是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突破点，新中国彻底打破了美国在外交上的战略包围，打开了与亚非国家交往的大门。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等多个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展开更为密切的国际合作，其中埃及作为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也标志着中非之间从民间交往开始走向政治交往，中非关系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四)互助与发展：对非援助与重返联合国(1956—1976年)

万隆会议后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对象从周边友好国家扩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此时由于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美苏争霸形势加剧，以毛泽东为主的党中央领导人意识到亚非拉国家作为“中间地带”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将援助亚非拉国家，推动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重要的对外发展战略。

中国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已达人民币77亿元左右。中国对非援助的基本原则是在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尊重受援国主权的前提下，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帮助受援国实现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这种援助方式契合非洲新独立民族国家期望的平等、合理的国际秩序，更符合受援国的利益。虽然当时国家仍然十分艰难，但对外援助有效拓展了国家外交发展的新空间，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形象。万隆会议后与中国建交的14个非洲国家里，大都是中国的受援国家。中国从一个不被国际社会看好的国家到受普遍尊重的国家，赢得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受援国家坚定的政治支持，这也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重要贡献。1945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就曾明确规定，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就积极争取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因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阻拦，在第16届、20届、25届等联合国大会上都未能通过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直至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才被通过。在这次会议中支持中国的23个提案里有16个来自非洲国家，而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有26个为非洲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国的受援国。在许多国际场合，受援国坚定地与我国站在一边，共同面对国际政治斗争，帮助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毛泽东时期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是顺应国内外局势变化和国家发展要求，满足中非双方共同利益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仅为新中国外交拓展了空间，也推动非洲地区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同时对新时代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毛泽东思想在中非外交实践中的理论价值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理论总结与升华，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起着总揽全局的指导作用。在中非的外交实践中，毛泽东思想起到了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显示出其在外交领域独特的思想理论价值。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非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领域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奠定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基础。

(一)三大外交方针奠定中非关系发展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内忧外患、百废待兴，毛泽东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帮助新中国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巩固国家独立与主权。其中“另起炉灶”否认国民政府时期旧的外交关系，表明新中国的外交立场与主张，为新中国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对外关系奠定基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帮助新中国快速扫清帝国主义遗留国内的残余势力与特权，巩固中国共产党政权，为平等外交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而“一边倒”政策拉近中苏关系，使新中国获得苏联大量经济援助，帮助新中国经济、军事乃至综合国力实现快速发展，有效遏制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化解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威胁。

三大外交方针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制定的新中国外交方针和准则，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交往的基本政策框架，对未来中国外交仍起指导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三大外交方针特别是其中“一边倒”政策体现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在当时两极格局初步形成之际，新中国力量较为薄弱，不得不采取选边站的方式，而坚定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源于当时我国与苏联相似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而上升到哲学角度，三大外交方针采用的是利益至上的政治哲学观。马克思主义曾提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密切相关。而在国家层面，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同样离不开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考虑，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也当以利益为出发点。

在三大外交方针的统筹指导下，新中国快速走出外交封锁，与苏联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帮助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获得国际承认。虽然当时中非双方无法建立外交关系，但建立稳定的外交局势也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中间地带”思想提升非洲战略重要性

毛泽东时期形成过两次有关“中间地带”的思想论断，分别是20世纪40、50年代的“一个中间地带”思想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在“一个中间地带”思想中，毛泽东将我国与其他亚非欧国家一起作为隔绝美苏的“中间地带”,而在“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中，由于政治立场和对外战略的要求，毛泽东并未将中国归入中间地带，而是以此种分类方式厘清哪些国家为中国外交可以团结与争取的力量。变化的产生不仅因为随着各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变化需要更为明确的划定，还因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苏联由反美帝国主义阵营转变为与美国一样危害国际和平稳定的一极。理论演变进程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的改变。如果说“一个中间地带”思想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第一次以中国视角形成对整个国际社会局势的分析与把握，那“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就是在国际局势发生进一步变化，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各国有更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后，在“一个中间地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论断，两者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两次“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发展观。在哲学观念看来，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一种以概括物质本质规律为目的的反映活动。随着与其他国家间的不断交往以及外交实践活动的产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不断丰富和深化对国际格局以及各个国家的了解与认识，从而提出更能反映当时世界局势的“中间地带”思想。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角度来看，事物是在不断变化中发展的，两次“中间地带”之间的区别变化也推动着国家世界观的发展。

两次“中间地带”思想都存在有关非洲内容，非洲作为重要的中间地带力量逐步引起新中国的关注与重视。上文曾提到“一个中间地带”思想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对非洲形成政治理解与概念认知，而“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则将包括非洲在内的中间地带力量进行更详细的分类，提升非洲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非洲与亚洲、拉丁美洲国家一起作为可以团结依靠的力量。在因受美苏争霸影响而形成的严峻国际局势下，非洲随着独立国家的增多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于中国而言不再被忽视，而成为政治上可以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力量，促使整个世界朝着多极、多元化发展。

(三)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思想明晰中非交往基本准则

毛泽东提出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统一战线基本内涵，立足于中国国情而形成的重要思想产物。依据抗日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与国际使命，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又分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其中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外交孤立与经济封锁以及美苏争霸导致的紧张局势，为维护国家自身安全，争取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而提出的外交构想。该思想的关键在于无论国家发展情况是否存在差异或社会制度是否对立，只要愿意与霸权主义或战争抗争的国家，都是可以团结的和平力量。正是在和平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中国对外工作开始强调和平发展的共同需求而不过分关注差异部分。其中万隆会议就是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求同存异”的思想帮助国家快速打开外交局面，发展对外关系。

在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思想影响下的“求同存异”反映的是科学哲学中的等效原理。构成该原理基本内容的为无差异原理影响下的“求同原则”和差异原理影响下的“存异原则”。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团结一切促进和平的力量，就是更为强调无差异原理发挥作用，使等效原理朝向争取和平的无差异原理转换。这一思想不仅反映毛泽东的哲学智慧，更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现代化国家战略表现，更是将哲学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完美体现。

中非关系产生由“民间外交”走向“官方外交”的突破性进展正是受到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影响。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独立是我国与非洲国家的共同点，支持非洲殖民解放运动、提供积极的援助是符合建设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及国家利益发展需要的。同时，“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也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的理论指导与基本准则。毛泽东思想认为国家间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才能实现互利。从中埃建交开始到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始终是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国家内政为前提建立的相互平等的新型国家外交关系。

(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构筑中非交往新篇章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是对两次“中间地带”思想的丰富与再发展，对我国外交实践特别是中非外交实践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标准，美国和苏联为第一世界，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而处于两者外的其他发达国家为第二世界。这种划分方式也指导着我国处理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上的战略选择。对于第一世界的美苏两国，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深知只有脱离霸权国控制才能实现国际局势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而对第二世界国家，毛泽东则主张从由阵营对立产生的外交偏向转为尝试建立伙伴关系。美苏两个大国对国际局势产生的深远影响，使仅靠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改变与对抗的力量相对薄弱。第二世界国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使他们开始考虑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在毛泽东思想中第二世界国家可以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争取对象。而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将坚定地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支持，提高国家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让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一股能够影响国际格局的政治力量，进而推动反霸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现毛泽东在逻辑上对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建，将原本由意识形态产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划分转变为以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具备的影响力、国家实力等因素为划分方式。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构提升了国家影响力，也对世界局势带来影响。同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实践运用。一方面，“三个世界”体现了毛泽东以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事物及其矛盾。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要求正确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国际社会与国家间的主要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矛盾间又各有其特殊性。在国家间交往中应厘清矛盾间的差异，从而确定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走向。对第二世界国家的战略思维与选择正是在认识与分析矛盾后辩证选择的可团结力量。另一方面，是要以一分为二的思维辩证方式来看待矛盾。事物并非一成不变的，同样敌友关系也非固化存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团结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力量，正是毛泽东思想对辩证思维的具体应用。

“三个世界”划分让中国更加意识到非洲作为国际舞台上一股崭新的政治势力，是在与霸权国家进行抗争中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正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确立了对非进行全面援助的政治主张，影响中国对非外交工作的开展，增进中非间友好关系的建立，推动中非交往走向新篇章。

/三、毛泽东思想在中非外交实践中的时代价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非外交实践中，中非关系不断发展从而促进双方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证明毛泽东思想在应对和解决中国外交困境，处理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实质作用。不仅对当时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也为当前中国应对两个大局提供借鉴。

(一)提升国际话语权，实现外交突围

从“一边倒”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毛泽东辩证认识中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的机遇挑战与战略需求，在提出外交方针政策时重构国家话语权。毛泽东外交思想作为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指导，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立足于中国实际的重要产物。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用中国的眼光看待世界，凝聚国家间共识，为国际事务的解决作出中国贡献。在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同时推动良好国际关系的构建。

在历史发展层面，毛泽东外交思想为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提供基本原则与方法，帮助国家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局势，在不同发展时期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发展，打破帝国主义对国家外交层面的封锁，推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建立。

(二)开创中非关系新纪元，奠定中非交往基础

中非关系随着毛泽东思想影响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变化而不断深入。从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过程中的电台声援抑或单向的经济援助，而转变为面对霸权主义压迫下的相互支撑以及推动国家发展与国际地位提升的相互依赖。中国与非洲从陌生到熟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交往到现代国家平等外交关系的建立，在曲折变化中更加紧密。

毛泽东思想在中非外交实践进程中倡导相互平等、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发挥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重要价值，壮大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这过程中不断丰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解决国际冲突与边界争端等问题的重要准则。在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下，第三世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打破被西方国家垄断的国际格局。开始逐渐走向国际政治舞台，参与全球治理，发出代表过去遭受剥削与压迫的广大民族与国家的声音。

(三)从三个世界到两个大局，新时代中非外交实践的价值扬弃

当前我国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不仅带来发展机遇也伴随诸多挑战。毛泽东思想在外交层面的理念与原则对当前我国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统筹两个大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仍具指导意义。

一方面，“中间地带”思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现理性判断国家角色和身份定位对国家实施或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性。虽然当前较少再提及三个世界的划分方式，但我国始终把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并始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在基于第三世界国家角色定位基础上的表现。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恶意抹黑下，中国始终坚持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底色，根据自己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的定位开展外交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外交思想与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中的外交政策规划，是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实现与其他国家的和平共处。在当时国际社会交往普遍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国家间常态时，毛泽东外交思想形成一种新型的国家间交往范式，符合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需求与发展利益。而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标志着不断发展着的中国敢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更开阔的全球观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构想。而同样中非关系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下由“全天候朋友”逐渐走向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间不断深化合作，共享发展机遇，也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公正合理国际秩序提供时代典范。

/四、结语

国际社会的复杂变化与国家实力的提升带来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的调整，从而影响国家间交往与伙伴关系建立。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以国家利益为指导的对外战略基础，还是基于国际局势理想把握国家发展定位，抑或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对外交往准则，都对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变化，找准国家外交定位以及妥善处理新型外交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与实践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内外局势变化先后提出的三大外交方针、“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外交政策都对新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又推动上述外交政策的丰富与完善。毛泽东思想在中非外交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与时代价值，不仅指导中非关系在实践与理论上的不断发展，也为当今中非关系进一步发展与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开创性历史经验与发展基础。同时，在当前外交政策提出与实践方面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