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来源

“独立自主”在《辞海》中是“自己作主，不受别人支配”；“不依赖外力，不受外界束缚”之意。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是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基本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之上，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又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自主的基本原理构成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理论渊源。

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依靠本国人民。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亲密合作、互相支援。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但是，要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成功，首先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把基本立足点放在本国，依靠本国人民群众和革命的力量。“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独立自主，是以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为基础的，是建立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之上的。这就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同时，更必须承认民族差别，承认各国历史文化制度的不同，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平等权利。在此原则下，充分发挥各国无产阶级独立性和创造性，搞好本国的无产阶级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认为，独立自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属性。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着重指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守无产阶级立场，组织上保持独立性，避免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展壮大并力争获得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列宁在俄国革命中进一步强调：“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谁不履行这个义务，谁就实际上不再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独立自主的重要论断，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列宁对东方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极为重视。针对20世纪初中国、印度等国的革命运动，列宁认为：“东方各民族正在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为此，列宁要求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这些原理的应用，在东西方国家面临不同的情况。针对东西方政治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的状况，列宁还着重强调：“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列宁的相关论述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创性道路指明前进的方向。

（二）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独立自主思想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自强不息精神。《周易》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此，“自强不息”就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既指个人刚毅坚卓、发奋图强、永不懈怠，也包括国家民族的自尊自信、努力向上。自强不息精神对毛泽东产生重要影响。青年毛泽东曾经援引诸多古代先贤的相关论述，并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对孟子高度推崇，他指出：“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有独立心，是谓豪杰”；“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毛泽东对古人的“独立不惧”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掷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正是从古人自强不息精神汲取丰富的营养，形成毛泽东自尊自强、奋发向上的独特品质，其独立自主思想也由此开始形塑。

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爱国主义自古有之，在古代表现为忠君、爱国、护社稷。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求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也成为爱国主义的根本指向。在此背景下，少年毛泽东就深受《盛世危言》等爱国色彩书籍的影响。1909年至1910年前后，毛泽东阅读了一本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对国家前途非常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认为这是“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为洗刷国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一方面“在校颇有奋发踔厉之概，从早到晚，读书不休”；另一方面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新民学会，关心时局危艰，不谈个人私事和日常生活普通之事，只谈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大事。无论毛泽东个人的发奋读书，还是有组织地研讨时局，都鲜明指向探求国家民族独立的新路。这都为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奠定基础。

（三）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开始有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毛泽东在开展农民运动调查研究、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践中，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有了崭新认知，其中已经蕴含着独立自主思想，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开始萌芽。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党内日益严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及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独立自主思想在党的历史上的首次体现，标志着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初步形成。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失去与共产国际联系之下召开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也开始逐步被全党接受，由此开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征程，独立自主思想开始走向成熟。故毛泽东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二、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内涵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基本前提；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精神实质；正确处理与外部力量的关系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重要环节；做好本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根本目的。

（一）走自己的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精神实质

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根本落脚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和“城市中心论”的干扰，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遇挫后，把革命火种转移至井冈山，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不仅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而且还在理论上论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着重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红四军前委突出强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长期占据城市，中国革命不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道路，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发展力量，再夺取城市进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新道路，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走出来的，体现了鲜明的革命首创精神。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少经验，党曾经提出“学习苏联”的号召。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是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缺陷与错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956~1957年，从《论十大关系》到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再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构成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标示着探索自己的道路取得重要的进展。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迅速发展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二）自力更生：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内在要求和基点

走自己的革命与建设道路，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本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把本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正是依靠自力更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平原游击战，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紧紧依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抵御日寇，使日本侵略者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成为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由抗战初期的5.63万人发展至抗战结束时的132万人，呈现几何级的增长，成为国内一支令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革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同样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五计划曾经得到过苏联的援助，但是，党依然强调要自力更生，不能过于依靠苏联，尤其反对苏联试图控制中国的企图。1958年，毛泽东在关于国家二五计划报告中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是在毛泽东确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国家建设路线的指引下，新中国才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中国革命和建设并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无论何时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与借鉴外国的先进事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学习外国优点与长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的自然科学还比较落后，特别要向外国努力学习。我们还缺少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向外国学习。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力更生与学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是相辅相成的。

（三）正确处理与外部力量的关系：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重要环节

在阶级关系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及其他政治力量联合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勿忘1927年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针对抗战初期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实质是国共两党谁吸引谁、谁领导谁的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克服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的右倾错误，在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动员亿万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最后胜利。

在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这包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党与党、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亦包括在国际交往中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国际共运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爱国主义者，坚信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又是国际主义者，支持和援助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以及各国民族解放运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孕育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自主、自强思想，形成了不受外来力量干涉的自主性与主体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独立自主地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其中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如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相抵牾的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把独立自主思想运用于国与国的外交领域，使之成为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基本外交原则，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共产党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党”自居，企图控制中国党、干涉中国事务，要求中国党跟随其指挥棒转。苏共指责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民族主义”、是“单干”，甚至单方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废除双方合作协议，使中国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面对如此困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未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从未在苏联压力下屈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深信，尽管中国的经济科技还不发达甚至比较落后，但是，我们面对国际上任何大国、强国，都必须坚持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绝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的表现。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国际外交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他国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权利。

三、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对邓小平的影响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亦深受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身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主要表现在：坚持中国的事情须依靠中国自己来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新型对外关系。

（一）坚持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深刻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最深刻的认知，以此为基本依据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问题。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不相同，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完成这些任务没有模板可以参考。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之上，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之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继续坚持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提倡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经济建设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又赋予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他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前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靠自力更生，现在和未来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自力更生。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一种自力更生的风气、作风和精神状态。二是对外开放过程中要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邓小平在会见外宾中多次谈到，中国对外开放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自己，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在谈到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严格限制时，邓小平强调“毛主席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这始终是我们的根本原则”。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身上，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才能解决问题。三是面对西方国家的干涉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1989年，美国在中国政治风波后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面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旗帜鲜明坚决顶住，“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坚决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与国家尊严。

（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实质与根本，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走自己的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着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崭新命题的提出，回答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走何道路这一中外最为关心的关键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的旗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不久后，就开始考虑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同年8月，他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又多次强调揭批“四人帮”运动总要有个底，不宜搞的时间过长，要适时转入正常工作。邓小平的上述意见很快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缺陷，照搬照抄带来许多问题。他强调：“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明确计划和市场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重要理论创新突破了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逐步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

邓小平后来总结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走自己的路；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正是继承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才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依据国际形势变化构建新型对外关系

随着1978年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逐步成为全党共识。为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继承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开始构建新型的对外关系。

一方面，构建新型党际关系。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的同志谈话时集中阐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兄弟党的原则。一是不要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他认为一个党通常依据某些定型的方案或已有的公式评论兄弟党，历史证明这是不行的。因为每个国家基本国情、人民的觉悟、阶级关系都不相同，不能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二是不能搞输出革命。每个国家、政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经历，情况也千差万别，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相同。我们不能要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照搬照抄中国模式去革命，更不能要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模式。三是各国党应独立自主决定本国的事情。他强调每个国家的事情，一定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党和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在邓小平提出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四项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调整中国外交政策。新时期，党中央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实行两个重大转变。第一个重大转变是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并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有了不同认识，提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一个较长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在与美苏关系缓和的背景下改变过去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这两大转变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邓小平对此特别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由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强调：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所有国际问题都依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的态度与对策；中国主张世界各国无论强弱、大小一律平等，每个国家的事情由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协商解决；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