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史学价值提升到指导革命运动的高度

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史学传统，十分重视以史经世。近代以来，这种经世功能在革命运动中得到转化和发挥，史学成为革命宣传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对史学价值的评价很高，并将其提升到指导革命运动的高度。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于历史研究重要性的论述内容丰富、观点鲜明。

毛泽东认为历史知识关乎革命事业的成败，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他号召共产党员“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干部尤其是中央委员会与高级干部应该加紧研究。这种主张与他对史学功能的具体认知有关。

第一，毛泽东认为科学的历史认识能增进对历史的预见。他指出，人类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对社会历史缺乏清楚的预见，有了马克思主义后，“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毛泽东在这里论及的自然是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预判。

第二，毛泽东重视革命史研究，认为从中可以总结出经验教训和革命规律。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将总结历史经验上升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认为幼年时期的党没有革命经验，所以革命遭受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部分同志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他由是向全党提出了总结18年历史经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的任务。毛泽东还曾号召革命青年“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去掉错误，发挥好的，“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

第三，毛泽东从提振民族信心、创造民族新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便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职能。他认为历史具有延续性，发展民族新文化要以尊重本民族历史为前提，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第四，毛泽东强调对历史遗产的继承，认为这能启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相信，历史遗产能作为新文化的养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提供具体方法，使之获得民族形式。他认为：“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使它呈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第五，毛泽东从端正党内作风的角度论述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矛头直指党内“不注重研究历史”的现象，指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批评那些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的行为，认为马列主义的态度则相反，“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要懂得希腊、懂得外国革命史和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懂得中国革命史、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重视历史学的革命价值，但却没有夸大其功能。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尚伯康曾写信请教毛泽东：党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是不是受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启发？毛泽东批复道：启发我们的是群众，而不是古远的历史。毛泽东本人也曾强调过：“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这些都说明，对待历史著作，毛泽东的态度是审慎的，并没有一味夸大其价值，而是看到史书所提供的知识亦有其局限性，因而更多地强调个体及其实践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

对于如何理解历史学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毛泽东的一段谈话或许能给我们启示。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文艺的源泉问题时指出：“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毛泽东对于“源”与“流”的区分，很好地说明了理论创造与历史传承、现实生活的关系，即历史传承为“流”，现实生活为“源”，理论创造则是结晶。在认识革命理论与历史知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上，社会生活、革命实践、人民群众才是中国革命理论和方略产生之源，而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之流，在很多时候则对革命理论和方略起到了启发、揭示、阐述和论证的作用。

二、推动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重镇的形成

三、亲自参与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构

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还体现在其亲自参与了中国史学的理论构建。毛泽东提出的有关论断，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作了宏观把握，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等领域，形成了前后相续、自成一体的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这些主张集中体现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五四运动》(1939年）、《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等著述中。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围绕古代社会性质的认定，毛泽东吸收学界有关成果，提出了一套具有重要影响的古代史分期主张。由毛泽东与延安学人合撰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这个封建制度，则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该书作为“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的课本，经毛泽东审定并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也体现了毛泽东的重视。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情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作者概括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手中，农民则只有很少或没有土地；统治者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还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和从事无价的劳役；封建国家是这套制度的保护者等。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作者认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造成农民极端穷苦、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作者认为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与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与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针对古代社会的发展动力，作者认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暴动，“只有这种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这一系列论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清晰描述，勾勒出中国古代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从中可以看出，除了固有的经济基础分析外，阶级分析理论是该分析框架最为核心的方法论要素。这套分析框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对封建社会作了概述，是封建社会的横向展开，与前述围绕古代社会性质所作的历史分期相配合—后者是对中国历史的纵向展开，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叙事框架。这一叙事框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遵循。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毛泽东建构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近代革命话语体系，由此奠定了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框架。针对近代史研究的分期标准和方法，毛泽东强调了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因素的重要，他撰写的《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将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性转变。其中以五四运动为节点，将中国近代史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并以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作为两个阶段的划分标准，即前一阶段的政治指导者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一阶段则为无产阶级。在这一分期方式中，五四运动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毛泽东也提出了总体性论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他论述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指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残余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前者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伟大的近代与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该文还提出了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残余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内在矛盾、性质和特点，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在运行规律，并给出了相应的历史分期方案，由此展现出一种革命史观，将近代中国社会描述为不断趋向革命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时代图景。这一历史叙事型塑了此后数十年的中国近代史撰述并影响至今，构成了现当代中国近代史言说的主流话语。

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毛泽东也提出了一套对中共党史撰述产生重大影响的框架体系，推动党史研究实现了从指导理论到书写实践的双重统一。这除了体现在前述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等著述中外，还体现在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942年）、《两条路线》（1943年）等党史文献中。

一方面，毛泽东针对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初步的学科指导理论，涉及研究对象、立场、研究方法、分期等问题。他主张“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古今中外法”；在分期上，他提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三阶段划分法；在立场上，他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

另一方面，毛泽东推进了党史叙事内容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一条道路、两种趋向、六重维度”的叙述模式。“一条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在前述篇章中提出并论证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日渐成为1949年以前的中共党史（即中共革命史）的另一种表述形式。“两种趋向”，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奋斗趋向与各种机会主义错误趋向的斗争历程，也即两种路线斗争的历史，此后演化成中共党史叙事的主线。“六重维度”，即从反帝反封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党内路线斗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个维度透视与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它源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中国共产党18年经验的总结，认为从取胜法宝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和刘少奇的《论党》（1945年）等文献，通过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将三重党史认识维度扩展为前述六重，中共党史的基本叙事内容由此确定。总之，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化和规范化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此外，毛泽东的其他相关重要论述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如他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中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就凸显出一种典型的“人民史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于中国史、世界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掀起中共党史学习和研究运动，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导了一场范围及于全党的中共党史学习和研究运动。这场运动以总结经验教训、锻造党内共识、塑造新的政治和理论权威为目的。它与整风运动深度嵌合，将史学活动融入政党活动中，最终创造产生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样独具特色的历史文本，是一场富于史学特色的政治运动，也是一种寓有政治深意的史学活动。

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其旨趣在于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并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国共产党党内有组织地掀起了一场学习运动，历史学习和研究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1940年3月，王明将其之前所写的集中反映其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3版，以理论权威自居，表示要以该书帮助新党员“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与此同时，在1940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遭到部分人的反对。这使得毛泽东更深刻地认识到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在研究党的六大以来的文件时，毛泽东“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同时也找到了王明等人推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可靠的根据”。

在逐步推进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历史学习与研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号召有组织地研究近百年中国史，并建议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研究马列主义的中心材料。在1941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讨论了党史问题，强调应当把苏维埃运动后期所犯的错误视作路线错误。此后，开展党史学习和研究的群体逐步扩大，由政治局扩展到高级干部，再扩展到普通干部，这是一个将党内高层的党史共识逐步推向全党的过程，中共中央为此也出台了系列文件进行引导，普遍整风自1942年开始后更是如此。毛泽东还曾于其间为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为党史研究锚定方向。嗣后又提议编印《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以为党史学习助力。

鉴于党史学习所取得的效果，高级干部整风开始由政治路线讨论向思想作风整顿转变，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42年4月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发言时，提出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集中精力学习整风文献。但在全面整风过程中，王明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所以1943年下半年普遍整风基本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路线问题，重启高级干部的党史学习和研究。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是编辑党史资料集《两条路线》，目的在于供党的七大代表和延安高级干部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在中央领导干部中继续讨论党的历史上之路线斗争问题。在9—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批评王明的错误路线，王明最终向党中央写信，声明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意味着中共政治局整风会议终于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到1944年春以后，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进入新的阶段，即对整风成果进行总结，讨论形成历史决议。

对于《历史决议》，其实早在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就曾由毛泽东牵头成立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起草过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但因为时机不成熟，草案被搁置。经过整风和党史学习后，中共中央又于1944年5月重新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随后以前述草案为底本，经由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毛泽东等不断重写和修订，最终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后，又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一致通过。这是延安党史学习和研究活动在经过数年酝酿和推进后，终于达成党内共识的象征。

《历史决议》是一份体现全党意志的党史范本，为中共党史研究中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提供了经典、权威的表述，此后逐步成为中共党史学习和研究的指导性文件。《历史决议》对中共党史上的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给出了定论，如对于八七会议、中共六大、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遵义会议等，都有明确的定论，为此前认识不一的党史评价提供了一个标杆。《历史决议》还分析了历次“左”倾、右倾错误的内容、危害及根源，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给予了高度肯定。《历史决议》在处理如何正确对待和克服党内错误的问题时，展现出前瞻性和科学性，尤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展现出历史的智慧，在方法论上体现出了历史唯物主义。

五、将史鉴智慧出色地运用于革命实践中

延安时期，毛泽东重视且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实运用提供了光辉典范。毛泽东酷爱读书，他读的各类书中以历史书最多,是读通了中国历史的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历史中提取革命工作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总结其中的方法论，运用于革命斗争。

这一方面体现在毛泽东善于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用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创新。其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以下简称“两半论”）尤为典型。这个由列宁、蔡和森等提出，党的六大予以确认的论断，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得到充分论证，在毛泽东这里集大成并得到完整表述，可谓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构成了毛泽东诸多理论创新的基石性论断。如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认为它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推翻封建残余的压迫”。虽然这场革命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同时也是在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因而这场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即“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可见，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一个逻辑起点，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而“两半论”就是关键答案。此外，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土地革命等革命主张的论证，也都与“两半论”息息相关。

在创新党的执政理论和党群关系理论上，毛泽东从历史传统中吸收了不少资源。最著名的莫过于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有关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毛泽东提到只有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能“跳出这周期率”,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于构建新式民主政府的历史性思考。面对延安整风和建党建军所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倡议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又如延安时期针对征税过重引发乡民抱怨之事，毛泽东对党内干部强调，每个共产党人都要学习唐朝宰相魏征君舟民水、载舟覆舟的理念，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人民的代表，人心向背是成败的关键”。又如1944年，他引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名言，来称赞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些理念以史为鉴，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民本传统，丰富了党的执政理论和党群关系理论。

此外，毛泽东还注重吸收传统思想的文化资源，推进哲学理论的创新。在《实践论》中，他结合中国哲学史有关知行关系的讨论，分析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揭示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矛盾论》中，他又吸收传统哲学中的“自相矛盾”“相反相成”等理念，结合大量历史事例，阐述矛盾的存在、发展与转化规律，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哲学。又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将《汉书》中记载的“实事求是”用马列主义的话语重新阐释，解释为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事物的固有规律作为行动向导。“实事求是”这个古语由此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在随后的岁月里演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

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善于推进历史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以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具体事例不胜枚举。如在对敌策略方面，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上，用老子的“不为天下先”、《左传》的“退避三舍”、《礼记》的“礼尚往来”等典故，描述对国民党自卫反击策略的三条方针、原则。在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需要以根据地为依托时，以历史上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未成功作告诫，强调清除流寇主义观念的必要性。他所提出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的根本制胜法则，也直接继承了孙子“十则围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在统战工作方面，1942年毛泽东曾建议党内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学习“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在青年教育方面，毛泽东曾于1938年用《后汉书》中关于邓禹“休兵北道，就粮养士”的记载，动员延安青年去洛川“就食”谋发展;他还曾以“黔之驴”的典故教育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要与本地干部加强团结。

以上这些例子，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通过毛泽东的创造性诠释，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对党领导的革命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重释和再造中华优秀文化因子的杰出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的极高成就。

六、结语

总体来看，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多层面且富有创造性的。在史学价值论上，他将历史知识视作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将史学效用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助推专业史学研究的发展上，毛泽东为延安史家群体的聚集、史学资料的收集、史学机构的创立、专门研究的开展等作出了贡献，由此推进了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重镇的形成；在史著创作上，毛泽东亲自撰述、编写了一系列相关著述，构建了一个前后相续、自成一体的中国历史的理论体系；在史学活动上，毛泽东领导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共党史学习和研究运动，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历史决议》这一独具特色的历史文本。毛泽东还将史鉴智慧出色地运用于革命理论创新和具体革命实践中，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现实运用提供了光辉典范。这些工作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史学与中国革命交相辉映的产物，它们从不同层面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形态，对当时乃至后世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