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样的目标，不同的起点

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形成于如狂波巨澜般推进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期。此时，蒋家王朝在中国推行的亲英美的政治路线失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梦幻破灭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很短时间内，国民党政权迅速丧失人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恰成鲜明的对比：

民主人士储安平在1947年3月写过一篇时评文章，十分典型。文章写道：“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同样是这位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主人士储安平，他在一篇评述美国外交官蒲立特主张增大对华援助的观点时，写道：“蒲立特先生有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据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发展到今天这样庞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以致使人民觉得前途茫茫，转而寄托希望于共产党？”

这种巨大的反差，正是国民党政权在短期内迅速垮台，共产党迅速取得执政地位的真实写照。一个政权的衰亡与另一个政权的代兴，当然取决于民众的态度。这条定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政权的变迁中，被激活得无以复加。美国历史学家苏珊娜·佩珀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国民党政府由于不顾民众要求与感情的惯常做法而受到很坏的对待。”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这就是毛泽东所处的历史环境。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无比热烈、无比激动地憧憬中国社会的美好前途，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这个历史起点上，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走向有三点估价：

1.“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里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观念。

2.“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至少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要失败。”革命胜利后，共产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到城市，进入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人民群众既是现代化的推进者，又是现代化的受惠者；中国现代化是共产党赢得执政资格的基点，又是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焦点。

3.“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中国共产党迅速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对此，毛泽东是乐观的，兴奋的；搞现代化建设，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毛泽东同样是乐观的，深信速度也将是很快的。在建国前夕，毛泽东一度认为建设同眼前迅速推进的革命相比而言，“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但是，在建国后，毛泽东很快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建设比革命容易得多，因而要快得多。1960年，他在《读书笔记》中专门就列宁的“国家愈落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提出了不同意见：“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

依上可见，由于毛泽东现代化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而迅速胜利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一个历史起点，必然深深地烙印在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中：第一，国民党政权垮台了，他所推行的西式化现代化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切不可放弃现代化的努力，一定要走新路；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第二，只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造福于民；反过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才能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取得政权后，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是一致的。第三，从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也将是迅速的，甚至是“速成”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上对中国现代化产生的一种十分乐观、十分热烈的感受。此后二十七年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发展，都以这种感受为起点，为原点。

邓小平感受过共和国成立时刻的辉煌与喜悦，更经受了“反右”扩大化的惊心动魄和“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中国现代化一波三折，历经艰难，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后的最大感受。邓小平复出后说他自己有两种选择，一是“做官”，二是“做事”。但他出于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忠诚，他选择了“做事”，放弃了“做官”。这是他历经建国30年共和国历史后最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蕴含在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中：

1.邓小平复出后就指出，“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违背了中国现代化目标。“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并以此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2.建国后，我们犯了长达20年的“左”的错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邓小平指出：“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长达20年“左”的错误，延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

3.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克服“左”的错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必须长期坚持。“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依上可见，由于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形成于“文革”之后，形成在中国历经长达20年“左”的错误的历史条件下，这就成为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历史起点：第一，必须坚持不懈地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尤其是“左”和右的干扰破坏。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离开了这条基本路线，共产党就不能巩固执政地位。第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性过程，发展慢了不行，但急躁不得。这样，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循着一条理性的、稳健的、现实的路径而延伸，而展开。长期的“左”的灾难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起点，也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原点。因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历史的感受，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沉重感、沧桑感、务实感就显得十分浓郁，十分强烈。

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尽管有不同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建设一个造福于亿万人民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正是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迅速推进、长期的“左”的错误泛滥成灾，他们就对社会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时代有着不同的体认，于是支撑他们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起点就表现得明显不同，因而内涵就有很大的差异。

/二、一样的忧患，不同的解读

作为成熟的和有远见的政治家，总是有一份时代的忧患。“乱世忧患”，核心是如何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治世忧患”，核心是如何巩固政权，长期保持执政地位。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与大臣陆贾有“马上得天下”与“马上治天下”的讨论，大唐开国皇帝李世民与大臣封德彝有“打天下与守天下孰难”的讨论，都映现出最高决策者、最高执政者的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既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又是政治形势与时代前进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例外。历史学家把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称为“腥风血雨”“浴血奋战”，概括了激烈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内容与程度。毛泽东正是从血与火的洗礼中走出来的伟大领袖。如何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如何巩固共产党执政的政权？这是毛泽东在推进中国现代化时始终重点考虑的头等大事。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形成了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独特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着眼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建国初期国内阶级斗争的起伏和国际上苏联非斯大林运动与赫鲁晓夫改革、东欧事件（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与东欧改革尝试的新动向，都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牵引着毛泽东的视线和思绪。“阶级斗争”四个字，成为毛泽东判断国际国内社会形势与政治走向的依据和标杆。固然要搞现代化，但是，阶级斗争却是首要的紧要的矛盾。这就是毛泽东改变“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分析与判断的思想真实。

1.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对国内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判断：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尽管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目的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半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形势和矛盾就有了新判断：“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我们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和目标，“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究竟“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这是从阶级斗争视野下审视社会主义巩固与现代化发展问题。

2.到了1957年10月，毛泽东认为，一年以来，比较和缓的阶级斗争又变得比较紧张起来，由于我们“有意识”地缓和一下阶级斗争，于是出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现象，“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因此，毛泽东毅然否定了“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定，并对此重新界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有这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3.由于毛泽东对社会矛盾的判断，导致他形成共产党内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在建国前夕，毛泽东估计道，资产阶级会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越来严重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政权内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打进共产党内部，形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以一种政治集团的形式出现。所以，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为号召的。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1965年8月7日，毛泽东在贴出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对党内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判断，多么严峻，由忧患而产生的气愤，又是何等强烈！“大字报”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邓小平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当然珍视中国革命的宝贵成果。因此，在邓小平现代理论中，“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主题和灵魂。毛泽东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结果陷入了“左”的泥淖；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现代化出路，获得了一片崭新天地。

1.要解证时代忧患，最重要的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从历史经验中总结教训，使忧患意识建构在科学的支点上。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因此，他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2.搞现代化建设，就必须狠抓发展；只有扭住发展不放松，人民群众才能获得更多的物质、文化实惠，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得到极大体现，人民群众才能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原来，真正的危险来自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真正的忧患产生于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

3.在发展上放不开手脚，迈不开步子，关键是被“两条道路斗争”旧观念束缚了思想，没有从“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实质是没有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科学的评价标准。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拨开迷雾见晓天，打破坚冰去远航。

总之，虽然毛泽东确定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是，由于毛泽东把忧患的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因而他谋求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及行为就偏离了远大目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将忧患的重点放在发展上，因而他谋求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就紧扣主题，能够不断接近目标。不同的解读，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实践。

/三、一样的探索，不同的选择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如何走？这是需要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倾心探索的重大问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思考着革命和建设这个重大关系问题。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说过一条闪光的思想：“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这就是先革命后建设的思想。这个思想，一直影响到50年代。毛泽东在5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跳出中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角度，阐发了早先的这个难点。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轨道了，也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领域里的革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首先是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般规律。他还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就是要造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可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还认为，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经过20年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形成了先革命后建设，边建设边进行生产关系改造的思想。

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在选择发展道路的模式问题上，一要是社会主义的，二要是走了革命道路的，三要是在生产关系上不断进行改造和调整的国家。符合这个条件的，当然就是苏联。于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毛泽东明确表态：我们一边倒。倒向何方？苏联！“‘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学习苏联，走苏联的道路。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说过：“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虽然这里所说的“完全”，包含着要正确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注意吸取，但是，在原有的体制内虽然能够认识并予注意，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足，这是由体制决定的。

正是在“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政治指导思想支配下，我们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体制。虽然毛泽东有自己的探索和总结，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有理论上的创新，但是，相对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而言，它们的影响又是有限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独创性，相对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成就来讲，显得逊色许多。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而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局限了他的视野，束缚了他的创造性，在这个问题上，沿袭大于独创，照搬大于改作。正是由于照搬，苏联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产生了。这条苏联建设模式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它适应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却不适合于变化了的形势和条件。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它就日益丧失活力，显得僵化，日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体制自身的局限性和缺陷，它必然造成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迷信和专断作风盛行，官僚主义严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科技进步与文化发展缓慢，等等。

与毛泽东在苏联模式的框框内探索不同，邓小平主张进行制度创新、体制创新。这就是改革。邓小平“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是对原有体制进行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进行体制转换和制度创新，走出原有的框框，走出一条新路，走出一条好路。从苏联模式中走出来，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康庄大道，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是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就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强调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2.这条道路必须是有世界胸怀和世界眼光的，博取世界之长，体现中国特色，形成一个富有生机活力的最好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为此，“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

3.突破原有模式，通过改革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走上新的道路”，最本质的东西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在阐述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来不断变更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只能穷折腾，伤害民力国力，陷入贫穷的社会主义困境。

出发点决定归宿。从已有的模式出发，只能改造模式，而不能改变模式；从问题出发，解剖问题，总结提炼，就能得出全新的认识。邓小平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崭新的合乎时代进步方向的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能够有力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化理论，并且有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能力，其魅力的奥秘就在这里。

尽管毛泽东现代化理论在探索中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教训，但它毕竟是启来者之思的深刻教材，是人们进行新探索，进入新境界，创造新成果的可靠起点。因此，它同样是值得珍视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现代化理论的探索这个基础，就没有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创新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