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就阅读过骈文，他购买的《昭明文选》中就收录有六朝的不少骈文。当然，毛泽东还读过其他骈文作品，如庾信的骈赋《枯树赋》，他晚年仍然爱读。毛泽东对骈文亦深有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读《初唐四杰集》，评价王勃的诗文成就时说：“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毛泽东还高度赞扬王勃等人对骈文体式的独创性贡献：“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对于为宣传变法、写报刊文章而创造了曾风靡全国的“新文体”的梁启超，毛泽东评价他时亦涉及骈文。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说梁启超“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毛泽东在湖南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亦曾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受其文风影响颇深。毛泽东从正肯定王勃创新骈体，从反面称赞梁启超反骈体，这种比较式评价，既体现了他对古人诗赋的大量阅读和系统把握，也体现了他对“新文体”的谙熟，反映了他对骈文的长期关注和深刻理解。
由于环境的特殊，毛泽东求学时期的资料除一本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就读时所作的《讲堂录》外，其余遗失殆尽。他即使写过骈文也未能保留下来。然而，他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常常含藏骈句是显而易见的。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发现毛泽东以书信形式写过较完整的骈文，并且在1930年代中期，他写信时亦采用了骈散结合的文体。
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主要特点是讲求声律、对仗、隶事和精美。即它讲究字调平仄、声韵和谐、对仗工整、引用典故、注重藻饰。骈文注重形式与修辞技巧，虽然内容的表达相对受束缚，但艺术形式却很突出。其文体典雅雍容、庄重工稳，用词奢华铺张，叙事生动形象，议论气势如虹，抒情感人肺腑，故发展成汉文书写的一种典型文体。唐朝及以后各朝的诏书、奏表多以骈体文为主，成为官方信息传播的一种重要文化工具。直至清末民初，骈文还曾时兴。不过一直到清代，它才被叫作骈文。骈文又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骈是对偶之意），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亦称四六文，全篇多双句（“骈四俪六”），给人一种均衡的对称美。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骈”的阐释是：“驾二马也。从马，并声。”清代段玉裁在注中引《平帝本纪》中的掌故说：“?马谓之俪驾，亦谓之骈，?、骈皆从并，谓并二马也。……骈之引申，凡二物并曰骈。”而以骈来命名文体，也确实抓住了骈体文最基本最直接的特点。一般来说，骈体文通篇的句式两两相对，构成了对偶，或曰丽辞、对仗，如同两马并驾齐驱。故《中西文化概论》一书中指出，骈文的“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
骈文与赋的衍变形式各有特色。赋属于散文的一种，不是韵文。但这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后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律赋。律赋借鉴诗的格式，对于用字的平仄、韵脚要求较高，但主要还是借鉴骈文对于音韵的追求。有的学者注意到骈文存在有韵与无韵的区别，如可将骈赋、箴铭、颂赞、哀祭和连珠等归为有韵骈文，将论辩、序跋、诏令、书牍、表启、传状和碑志等归入无韵骈文。骈文家对骈文的定义各有判定，认为骈文包括骈字、骈句、骈意等形式，不仅是四六句。骈字即两字重叠而成的语汇；骈句主要体现为四六句；骈意则是文字有几层意思、分几段排列写出。
我们现今所见的许多著名的骈文，似乎是骈散结合，但实际上基本没有散句，大多都有对应。当然，骈文的四六字句也不是铁定不变的，除四字句外，也有五字句、七字句及八字句等，虽然六字与四字组合是其主体。例如，六朝骈文代表作—庾信的《哀江南赋并序》：“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日，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除四六字句外，就有少量五字句、七字句。
唐朝初期文学家，如王勃等都是骈文高手，中唐以后刘知几的《史通》亦是骈体。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的王勃的《滕王阁序》，其中除四六字句外，还有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和七字句。毛泽东极欣赏王勃的才华，曾手书过《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毛泽东年轻时写过骈文应是肯定的，但其骈文体作品主要见于书信之中。据目前所见，毛泽东至少写了4篇骈文体书信。其中学生时代3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末期1篇。它们分别是：1916年6月24日和2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萧三）联笔致白浪滔天的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对这4篇作品，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