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说理对象：毛泽东调查对象状况提升说理的针对性

二、掌握说理技艺：毛泽东运用表达技艺增进说理的感染力

“彻底的理论本身并不表明已经说服了人，还需要有合理的述说方式才能折服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智慧的表现之一便是在调查实践中生发出的说理技艺。具体来看，毛泽东在深入人民群众的调查中学习了形式多样的说理技艺，巧用隐喻及用典的修辞手法增进说理的生动性，妙用民间俗语及地方方言赋予说理以通俗性，活用身边案例及调研数据促进说理的真实性。在三种说理技艺的协同中增进说理的感染力。

1.巧用说理修辞手法增进说理的生动性

在具体的说理中，毛泽东一方面把握理论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把握技巧的表达辅助作用，保持理论深度的同时以隐喻、用典等修辞手法增进理的生动性。用隐喻类型中的战争隐喻突出说理的时代主题，用生命隐喻强调说理的育人方向。并以传统典故激活说理对象的文化血脉，在文章中引典以彰显说理根植于传统的文化基因，以诗词用典增强说理的历史脉络。

毛泽东通过长期思想理论的传播经验认识到说理的彻底性需要两个条件的支持：一是理论内部深度的彻底；二是向外言说的彻底。二者对说理的有效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说理不仅需要理论本身的深厚彻底性还需要隐喻修辞手法的辅助。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时不仅注重理论生成的群众厚度，还在此基础上把握说理传播的修辞技艺，巧用隐喻类型中的战争隐喻及生命隐喻增强理论的感染性与生动性。毛泽东使用战争隐喻对革命立场进行维护，用“东风压倒西风”比喻社会主义必将战胜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以说，毛泽东说理的战争隐喻具有意识形态批判性及斗争性，用强烈且具有力量性的表达搭建起了说理对象感应说理主题的桥梁。其次，毛泽东将生命隐喻引入说理目标中，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表明“要像医生治疗病人一样，净化党内错误思想”，运用生动的生命隐喻表明说理面向对象、解决思想问题的目标指向。

同时毛泽东用切合中国民众的传统典故讲述具有中国风情的道理，用生动悠久的中国神话故事丰富说理的文化基因。在展开说理时，毛泽东或是直接引用典故，或是灵活翻用典故，以文化之基因助力说理的生动转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则直接引用愚公移山的典故。将中国共产党比作愚公，将太行山和王屋山比作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将人民群众比作上帝。以愚公感动上帝成功移山的故事向中国共产党人言说，只要坚持不懈最终一定会感动人民群众，成功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用耳熟能详的故事增强说理对象的临境感。而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诗中毛泽东则灵活翻用“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将共工塑造成敢于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英雄，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人要充当共工的角色，推翻封建旧中国建立新中国。

2.妙用民间俗语方言增进说理的通俗性

思想政治教育说理过程并非是理的单向传输，为了增进说理的交往向度，毛泽东用贴近人民群众的俗语方言进行道理的言说，将抽象的理论转变为通俗的话语。通过实践学习转化群众的日常用语，积极转化群众的生活俗语、学习使用方言说理，以通俗的表达方式助力说理的感染力。

毛泽东妙用深耕于群众生活世界的俗语，将深刻的道理化为通俗的民间用语。用听得懂、能听懂、想听懂的方式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说理，赋予大道理以生活灵魂。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使用了大量的民间俗语将道理进行通俗转化。文章开头便引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一俗语形容党内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以生活可视化的俗语开场唤起党员对此问题的警惕。而在论述党八股的罪状时，毛泽东又以“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类比党八股，用具有历史记忆感的实物指出党八股冗长且言之无物的问题，从而调动党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及感受，实现说理由言及意的递进深入。在强化党员对所述问题感知的基础上以解决问题为指引，用“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劝谏党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的来说，毛泽东在说理时将深厚的大道理用通俗的小俗语进行表述，用日常俗语形象类比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从说理对象所听所用之言着手赋予理论以具象的感受力及吸引力。

此外，为了拉近与民众间的说理距离，更有效地传递说理理论，毛泽东积极学习方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说理，用地方方言拉近说理距离，从而更为便利地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与群众打交道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注重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代替文本政策语言，用群众的表达传递党的主张。例如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会和群众以老表互称，用方言拉近彼此的距离以便展开思想政治工作。在拉近距离后将文本话语转化为生活用语，将在遂川制定的《施政大纲》中的“废除聘礼”改为“讨老婆不要钱”。通过说理表达方式的转化促进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所思所行的理解，更高效地凝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毛泽东在文章中也会使用地方著名方言，批判党八股语言乏味时会使用上海方言“小瘪三”形容党八股语言的干瘪无味，在进行言理时借助方言流行词汇准确达意，增进说理的通俗与趣味性，缓和批评的严肃氛围，让说理更具感染力。

3.活用生活案例数据增进说理的真实性

在宣传手段较为单一，思想政治工作多以口口相传的经验言理时代，毛泽东就已通过实践积累的案例来增进说理可信度，以现实案例及真切的数据展开说理。即从事件出发以道理结束，提供真实可靠的案例以供说理对象进行深入思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小数据讲述大道理。将抽象的道理与真实的数据相结合赋予说理以现实感。

毛泽东深谙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时主动加入现实案例增进说理的感染性。在毛泽东看来，思想政治教育说理不是沉溺于理论的自言，而是一个从事实生发价值理性的真实叙事过程。在批判个人主义时，毛泽东以张国焘等人的事例说明什么是不老实的人及为个人利益闹独立的人，用党内同志现身说法的事例进行事实说理。通过事例引出道理，让党员同志自觉体会个人主义的危害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而在讲述“为人民服务”这一抽象道理时，毛泽东便以身边事例为叙事起点，用张思德在人民利益和个人生命前选择前者的真实案例让抽象的道理浅显地呈现给共产党员。具体来说就是立足“身边人”的角度让道理焕发出真实性与实在性，增进说理对象对抽象道理的可感可触。

毛泽东不仅注重理论深度更注重实践厚度，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时用实践得来的小数据言明革命大道理。在湖南展开32天的实践调查后，毛泽东梳理了农会相关数据，用可视化的数据回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斗争的责难。用农会会员增加两百万的真实数据说明农会力量是有组织的，其内在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此外，毛泽东对长沙农民进行分类说明时做了比例上的统计。“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在现实数据及贫农彻底革命性的双重支撑下向党内外说明贫农群众是农会的中坚力量、是革命的先锋力量。可以说，毛泽东以调研数据为支撑的说理直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用真实的调研数据支撑理论的论证、增强说理的说服性和权威性。

三、定位说理时机：毛泽东把握时间节点推动说理的行动力

在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毛泽东十分重视对时机的把握，即“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国内的或国际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掌握时机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时机秉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的积极态度，而这一态度也体现在其对说理时机的把控上。在顺应时代主题、时代转变机遇中把握说理的历史大时机，在分析关键事件、回应人民关切中掌握说理的关键小时机，在发现问题、把握规律中开创说理新时机。在三种时机的相互辅助下将说理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以此推动由理向行的落地转化。

1.因势利导顺应时代环境，积极把握说理的历史大时机

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说理的历史大时机是毛泽东依据说理情境因势利导定位说理方位。概言之，毛泽东对历史大时机的把握就是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任务及社会主要矛盾展开的应变言理。顺应革命主题及形势进行持续性言理，顺应、配合说理的大时机，同时以时代主题的转变为契机，以时机的转变为基点营造说理新情境使说理对象及时调整思想行为。

毛泽东善于观大势、识别时代机遇，在定位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大时机的基础上展开革命斗争式说理。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说理功效的发挥就是紧紧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势，依据历史大时机展开持续性的革命言理。首先就是顺应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机遇展开符合时代主题的言理；依据时代情境展开符合主题的言理是毛泽东因时而进展开说理智慧的主要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时，毛泽东会根据国内局势言说争取千百万群众进行抗日战斗的重要性，依据紧迫的局势加强说理的强度及火候。其次，毛泽东会顺应革命形式的演变调节说理内容。例如在革命困难的长征期间，毛泽东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向中国共产党人言说不怕重来的革命信心。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用“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言说彻底推翻反动派、完成革命事业的决心。

毛泽东善于观大局、顺应时代转变，在找准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新机遇后展开生产建设式说理。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时回顾说理转变的时机、抓住说理的当下时机，“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既源自过去、又生成于当下、且关乎未来”。即毛泽东以长远的眼光审时度势地运用说理的大环境，把握说理转变的时机营造说理新情境及新氛围。凭借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时机视角调整说理的表达方式，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毛泽东凭借分析能力把握住了由革命斗争向生产建设转变的时机，及时向全社会言明“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准说理的主题实现说理内容与环境的有效匹配。此外，毛泽东会依据社会境遇转变的时机因势利导营造说理新情境，用能造什么不能造什么的道理使沉浸于革命情境的说理对象及时走进建设社会主义的队伍中。

2.顺势而上把握说理节点，借力打力应对关键小时机

在面对说理关键的小时机时，毛泽东展现出精准把握时机能力和敏锐的时机意识，积极抓住及接受顺势而上的说理小节点。以应变之能力抓住国民党言行相悖的关键时机展开及时、实时言理，以敏锐之意识找准事件发展方向及民众之疑问展开适时、逢时言理。借由“他者”创造的说理小时机让言说之道理不证自明。

毛泽东主动分析说理的关键节点，把握关键事件的小时机顺势而上进行言理辩驳。毛泽东依据小节点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说理是其在把握历史大时机基础上的应变言理，即在掌握关键节点后及时展开的说理。1944年，毛泽东《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一文便是依据蒋介石的演说展开的顺势言理，批评蒋介石的演讲“空洞无物”。主动抓住说理辩驳的关键节点，对蒋介石写作《中国之命运》一书的目的展开接连的质疑，揭示国民党寡头专政、腐败无能的状况。并借助国民党频繁与日寇进行秘密谈判的行动反驳蒋介石在双十节所言的“革命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坚固”，把握国民党行动与宣传上矛盾的时机展开质疑言理。可以说，毛泽东及时把握了国民党言行矛盾相悖的时机，在蒋介石发表演说这一节点顺势展开辩驳言理。

在把握说理节点展开辩驳外，毛泽东也会主动接受并创造说理小时机展开顺势而上的说理。依据革命情形和人民关注之事主动接受说理小时机，不放过任何能够表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说理机会。例如1939年来自国统区的三位记者拟了一份访谈提纲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科长金城提出访问毛泽东的请求，而毛泽东在知道此事后主动接受他们的访谈回应民众最关心的战争及统一战线的问题。借由国民党具有代表性的报纸与国统区民众展开对话，在中国共产党声音微弱的国统区言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凭借国民党的报纸媒介在“平江惨案”后、反共高潮前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警告，让国民党的媒介替中国共产党发声。换言之，毛泽东将说理的关键小时机掌握在中国共产党这边，在敏锐的时机意识下找准民众关切之事进行适时言理、依据事件发展方向进行逢时言理。

3.主动创造说理新机遇，积极抓住说理的灵活新时机

毛泽东对各类说理时机的把握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说理新时机的开创。在实践调研中以问题为起点创造说理新时机、营造说理新情境，在分析事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促成说理新时机。毛泽东站在历史大时机与关键小时机的基础上为说理新时机的开创作铺垫，用问题思维与发展视角搭建起说理新时机的框架，并以说理实践验证其对新时机的把握程度，在开创说理新时机的同时实现说理面向群众的行动导向。

毛泽东在实践中积极发现问题，抓住说理新机遇主动创造说理情境展开灵活说理。具体来看就是以问题为条件主动创造说理新情境，并根据具体情境展开灵活应变言理。例如毛泽东在实践中发现中国共产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在找到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后，毛泽东将问题转化为说理的新时机，积极利用这一机会营造纠正错误的说理情境。此外，毛泽东还会抓住实践调研的机会主动与群众交谈其生活近况与党员干部的工作情况，询问群众“机关干部和部队砍柴的时候，砍了树没有？机关的羊群吃了群众的庄稼没有？借东西还了没有？”以一系列问题为条件创造说理的新时机，在问题的引导下与说理对象展开有效的说理交往，实现“说理——行动”的顺畅联结。

在实现“说理——行动”的联结后，毛泽东从说理的正当性角度把握事件发展规律与说理时机生成的联系，在顺应事件正当性中开创说理新时机、奠定说理新时机。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公开表明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之战，中国作为正义的一方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并借由“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的事件规律反驳“亡国论”的错误言论。此外，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为下一阶段的说理也奠定了新机遇及可信度。即经由时间及实践对所言之理准确性的验证，开拓了毛泽东延续正义之战的说理新时机。例如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在持续言说团结抗战的道理外主动把握下一阶段说理的新机遇，提醒人民群众警惕内战，提防破坏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反动派。概言之，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基点，以灵活开拓为突破口的说理魄力给事物规律及说理时机搭建生成发展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