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文化哲学的生成逻辑

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为理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民族基因，以中国当时的具体境遇为现实基础，毛泽东既生动演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又深刻诠释批判地接收中国古代文化,进而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进程中，孕育出文化哲学。

1.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觅得历史唯物主义这把人类社会发展之“金钥匙”,并将其呈现在世人面前，构建起文化哲学的思想大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作为观念性、精神性的存在，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的实践能力的对象化，而对象性活动正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进而阐明“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这无疑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历史合力论”所强调的人民主体性延伸至文化领域，既使文化生发之现实性得以澄明，又意味着文化是人的文化，表明文化之“应然”在于服务于人民，促进人民精神交往，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助力人民文化解放。可是，纵观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目光所及之处是一幅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何以如此，以历史唯物主义观之，经济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政治作为矗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二者虽基本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框架，却不能囊括全部构成，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同样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重任，并与经济、政治共同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因此，经济、政治对文化具有决定作用。于此而论，就文化发展水平而言，即便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可能呈现出脱离当时经济、政治水平的发展程度，在落后式倒退与超前式发展中必居其一，但从整体观之，文化仍旧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进步；就文化性质而言，在阶级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须臾难分，具有鲜明阶级性，而鉴于统治阶级在各领域的“第一阶级”地位，对文化的占有与使用仍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终究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并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接踵而至的乃是异化世界对文化的掌控与操纵，为被统治者戴上思想枷锁，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此外，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世界各国人民联系起来，把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为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得以形成，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的文学”产生，以及文化领域的互为抵牾辐射至世界各地。站在世界历史的制高点，马克思恩格斯审视现实世界的满目疮痍，将文化哲学置于文化解放的宏大视域中，力求为经济解放、政治解放提供助力，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因此，既要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出发，批判继承、扬弃发展历史文化传统与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要从文化的革命性出发，冲破统治者为文化修筑的“高墙”,将文化归还给人民，使人民获得个性张扬、展现智识策略的足够孔径。无疑，马克思恩格斯经由经济、政治、文化的解放编织起人类解放之“大网”,致力于让文化在解释世界的同时，迸发出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这无疑为毛泽东洞见文化之阶级性，要求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文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而稳固的理论根基。

2.民族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毛泽东秉持“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基本观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文化哲学生发的民族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民本”思想。《尚书》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表明百姓对国家兴盛与否的重要意义，提出“敬德保民”“敬得安民”的爱民重民原则，初步彰显出我国古代对人民主体价值的关切。孔子主张“仁政”,将“爱人”视为“仁”,要求把民生问题作为为政之本，主张藏富于民并教化人民。以“兼相爱”为宗旨，墨子提出“尚贤”,要求政权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打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袭制度。孟子要求将仁义道德推行至国家治理之中，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提出“民贵君轻”的著名思想，主张百姓才是国家之根本、社稷之基础，进而将得民心作为安国家、稳社稷、平天下的重要方法。在“民本”思想的浸润下，毛泽东将群众路线贯穿于文化哲学，呈现出文化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关涉。

兼具一分为二的对立性与合二为一的整体性的传统辩证思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易经》以“一阴一阳之谓道”阐明“道”是阴阳二气运动不止、动态结合的过程，阴气、阳气相感相应、相互配合则生成万物，并在革故鼎新中达致“生生之谓”。因此，《易经》认为，通晓阴阳变化规律才能作出事业，即“通变之谓事”。老子主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阐明万物皆具阴阳二气，阴气与阳气相交便产生中和之气，进而化育万物。张载提出“太虚即气”与“一物两体”,认为统一与对立相辅相成，即“一”中涵“两”,“两”在“一”中，而一切物体都是“气”的积聚与消散，正是由于“气”内部阴与阳的相互作用，“气”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并生成万物。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传统辩证思维进行“改造”与“加持”,毛泽东写就了《矛盾论》这篇经典著作，并为文化发展指明现实进路。

“大同”理想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殷切期盼。《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绘出“是谓大同”的桃源盛景，强调“大同”的互助性、公有性与平等性。以“道”为尊崇，老子提出“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冀望于打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大同”,孔子周游列国，想要打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般的社会。墨子主张“兼相爱”,强调国家之间、家庭之间与个人之间不分彼此地相互爱护。以“大同”世界为深切向往，毛泽东将其与“自由人联合体”相衔接，力求以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文化的内生力量指引人类步入“永久和平的时代”。

3.现实基础：中国当时的具体境遇

“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无疑是对毛泽东所处时代的概括性表达。为了拯国家之将倾，救民众于水火，驱文明之阴霾，在毛泽东出生前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先后登上历史舞台，虽以失败告终，但为新思想的出现撒播了“火种”。一言以蔽之，“旧中国是注定要灭亡了”。在此境遇下，毛泽东在8岁开始上学时，便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讲战争和强盗故事的书”产生浓厚兴趣，不能否认，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锻造其革命者品格产生了影响。到毛泽东13岁离开学堂时，他虽然将古代经典学得很好，但又反感其中“教导人盲目服从”的信条，这使他将自己的父亲总结为“旧中国不公正社会秩序在当地的关键性人物”。当然，与其说这种敏感是以父亲为对象，毋宁说是对父亲所代表的“家长制”及其背后庞大体系的沉思，并指引着他将对父亲的“个人斗争”置于社会斗争与等级秩序中，开始思索“如果家庭和村庄都像那样是分裂的，中国何以得救?”此后，《盛世危言》一书让毛泽东初次接触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应当借鉴西方有用的东西，以拯救中国自己的核心文明”之理念初露端倪。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已然扎根在毛泽东心中，使他“把自己的生命同那个时代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进而选择离开韶山，致力于学习更多知识来改造中国。

走出韶山的毛泽东获得了广阔的学习空间与行动场域。面对更糟的政治形势，在兼收并蓄地研读、吸收各种西方思想后，毛泽东开始深层次求索“中国能从西方学到什么”,冀望于“把这些思想当作医治重病的中国的药片和绷带”。此时，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必须富强起来”的决心更加坚定。这鼓舞着、激励着他在十月革命后欣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灵熏陶与精神涤荡，伴随着“使革命之火炽热到足以熔化旧的中国，并塑造出新的中国”的革命意识觉醒，毛泽东积极投身于开办农民补习班、建立湖南自修大学、撰写与发表进步文章等现实实践，以期“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就此，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引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润泽下，在中国具体境遇的触动下，毛泽东最终撬动了中国革命的“阿基米德点”,既让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让中国人民的面貌焕然一新。

/二、毛泽东文化哲学的理论内涵

生成逻辑映射着坚持“两个结合”在毛泽东文化哲学中的在场形式。以此为基始，毛泽东文化哲学蕴含着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文化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关涉，会通中西与融贯古今同步并举的文化发展路向等丰富内涵。

1.文化的实质：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

为了科学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建立一个新中国”被毛泽东作为历史重任与光荣使命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为此，毛泽东运用比喻手法，生动而形象地将文化诠释为“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表达了文化是社会结构之重要构成、国家体系之基本向度的深刻内涵，并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作为文化领域的实践方位与现实目标，擘画出新中国的壮美图景——“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无不表明毛泽东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之精髓，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洞见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一体性与同构性，并进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依循于此，可以作如是说：一方面，毛泽东指称的文化乃是作为观念形态存在的狭义文化，其实质是精神文化，“具体包括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以及由人们长期的实践经验积淀而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社会心理、习惯和习俗等”；另一方面，将文化置于经济、政治框架之中的毛泽东，已然经由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洞见了文化的阶级属性，继而从更长远的视角明确了评判新文化的效应与作用的基本尺度，也就是说，新文化不仅要为新经济、新政治服务，更要为其蓬勃兴起提供驱动力、注入“催化剂”。当然，从更为宏大的视域出发，这种“三位一体”抑或是“三结构”更是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决不能从单向度出发，而应实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多维互动与良性循环，而这亟需诉诸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为此，毛泽东提出“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重要任务。显然，从内隐于文化背后的物质动因，以及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出发，毛泽东富有创造性与前瞻性地看到了文化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进程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彰显出使精神文明符号嬗变为强大的物质文明符号的理论努力与实践探索，进而赋予文化双重意涵。正因于此，从发展逻辑观之，文化的崇高理想与价值旨趣在于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既使人们的实践活动达成和谐一致的协调性，又要通过这种协调性推动所有主体与客体完美衔接、融洽对接，为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提供精神滋养、理论指引与行动指南；以现实逻辑视之，文化既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形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磅礴力量提供合法性依据，注入不竭动力，强化价值指引，又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找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之关键“跳板”指明方向。

2.文化的价值关涉：以人民为主体

人民在毛泽东理论视域中的泰山北斗地位亦体现在其文化哲学中。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认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由此，人民的生产生活、革命斗争等对象性活动被赋予了文化内涵、文化演进动因、文化创造原材料、文化成果等多重身份与多维意涵，进而既在人民中间普及了文化教育，实现了毛泽东所言的“雪中送炭”,又为提升人民文化教育水平搭建重要平台，为实现毛泽东指称的“锦上添花”提供内生力量，构建动力机制，力求充分发挥文化涵养、指导、团结、振奋人民的重要作用。就此，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最高宗旨贯穿于文艺创作、理论创新与文化创造之中，指明了文化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关涉，在实现动机与效用有机统一、赋予人民主体与客体之双重身份的进程中，将“文字世界”“信息宏图”“知识体系”“精神谱系”等向普罗大众敞开，改变了“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的历史境遇与旧有态势，实现了人民在文化领域由被动向主动的嬗变。

人民主体性价值的日益澄明使毛泽东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上议事日程。具而言之，“民族的”旨在表明文化是“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彰显出毛泽东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进行独立探索的巨大勇气；“科学的”重在阐明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体现了毛泽东追求、揭示、笃行真理的严谨态度；“大众的”意在说明文化是民主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标志着毛泽东实现了民主从政治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巨大飞跃，拓展了民主的适用范围，丰富了民主的内容内涵。质言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意味着独立自主的、实事求是的、走群众路线的文化，既昭示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深嵌于其文化哲学，又诠释了“文化是人民的文化”,理应丰富人民精神食粮，挺起人民精神脊梁，涵养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民精神自由，以便将文化铸造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对此，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说道：“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3.文化的发展路向：会通中西与融贯古今同步并举

以传统辩证思维为日用而不觉的精神财富，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毛泽东以深邃而宏阔的视野搭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立体交织、互助共通的桥梁与纽带，为文化发展指明前进道路。其之所以如此，在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西学救不了中国，这归因于他既深谙西学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与人民利益存在根本冲突，对此，毛泽东引用了孙中山的著名宣言加以说明：“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又看到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了某些发展，但仍旧疲软乏力，在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时只能偃旗息鼓；更洞见西学伴随着侵略，“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最终只能加重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奴性。

正因于此，毛泽东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求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提出尊重历史、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式方法。就此，毛泽东要求“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给灿烂而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以应有的重视，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形成“糟粕-精华”分析框架，这意味着，要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精髓，在科学分析其演进脉络、内涵意蕴与价值旨趣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其从历史深处走来，并与人民生活相适应，与现实社会相协调，与时代主题相契合，持续焕发勃勃生机，诚如毛泽东所言：“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对待国外先进文化时，毛泽东虽以开放性与包容性态度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但明确要求“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必须以中华民族的规律、特色、形式、历史为基础，以中国人民的习惯、感情、语言为载体，将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赋予外国文明中国式内涵与民族性表达，又要用它“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使其可以用来更为具体、更为翔实、更为透彻地发现、研究、分析、解决中国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说道：“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无疑，毛泽东延长了文化发展的历史纵深，拓宽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宏阔。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推动发轫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走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同时，将其与发端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力求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境遇、服务中国现实任务、推进中国持久发展，进而矢志不渝地践行着这些方式方法。譬如，在《实践论》中，他以独具中国特质、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语言为载体，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将其称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矛盾论》中，他引经据典，巧用神话故事，以唯物辩证法彰显了传统辩证思维的恒久魅力；在《愚公移山》中，他用寓言故事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念与决心；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用“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等谚语诠释了人民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之间的团结对于世界发展的关键意义。诸如此类的语言、笔触与论调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如汗牛充栋，彰显出他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成为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穿透历史、跨越空间的积极践行者与伟大探索者。

/三、毛泽东文化哲学的时代价值

在携手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勇担新使命的今天，毛泽东文化哲学为以坚定的“四个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理论基础，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供价值指引，为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前进方向，彰显出其价值旨趣的广泛性、深远性与持久性。

1.为以坚定的“四个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理论基础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毛泽东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分析、综合研究、细致研读了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真理”和“最好的武器”,生动诠释了“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到了“有的放矢”。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鲜明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视之，如若说“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指称“第一个结合”,那么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则意指“第二个结合”,因此，毛泽东已然在以“第一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将“第二个结合”涵摄其中，其之所以如此，在于他深谙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洞见了中国具体实际之多样性、层次性、立体性与连续性，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根源于中国具体实际，又是对中国具体实际较为直接的反映与表达，更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积淀中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精神命脉与文化基因，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质、民族气质和文化禀赋，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文化国情”内蕴于现状、历史等中国具体实际，是其重要构成。鉴于此，毛泽东既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又强调“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以便“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以“具体的环境”“具体特点”为出发点，以“民族形式”和“中国的特性”为着眼点，“两个结合”显然贯穿其中，因此，毛泽东竭尽所能地致力于营造浓厚的“研究现状的空气”与“研究历史的空气”,以期让马克思主义因扎根中华大地、厚植民族特色、深耕文化底蕴而更易于领会、更易于运用、更易于传播，实现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让中国因马克思主义的剖析与解读而得以解决一个个问题，攻克一道道难关，取得一次次胜利，发生翻天覆地、惊天动地、震天动地、感天动地的变化，实现万象更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审视而适应现实社会、回应时代诉求，持续引领人民向上向善，激发人民团结奋斗、群策群力的热情，焕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夯实中国人民精神命脉。

毛泽东文化哲学以广阔的理论视域厚植马克思主义中国之根，以延长的历史纵深深耕中华民族智慧之源，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进程中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光辉典范。显然，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驰而不息地坚持“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思路与有益借鉴，在推动理论、现实、文化互动递进、深嵌融合的进程中，将持续坚定人民的“四个自信”,为谱写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奠定理论基础，进而开创新的伟大理论与新的伟大实践相得益彰的新局面。

2.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供价值指引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毛泽东为我国文化性质作出的基本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力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就此，文化建设何以推进、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何以激发、中华文明新辉煌与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何以铸就，找准主体至关重要。毛泽东文化哲学对人民主体性的高扬无疑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美契合，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人民底色与靓丽的人民品格的同时，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供重要价值指引。

以“深入贯彻”为遵循，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与全过程。因此，为了拓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文明复兴，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正因于此，一批批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必须在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的进程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进行美的发现和创造，“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塑造出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优秀作品，形成为人民所了解、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所运用的文化硕果与智慧结晶，进而在反映人民情感、意志与诉求的同时，形成跨越时空的思想伟力，在以文化人、以文培元、以文弘业、以文聚力的格局下，深化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思用、知信行，提升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悟与认同，强化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支持与拥护，坚定人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理解与自信，切实做到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为人民立德，在筑牢主阵地、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的进程中为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奋进、踔厉奋发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有力的行动指南，谱写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恢宏史诗。

3.为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前进方向

“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是毛泽东孜孜以求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爱”绝非思辨哲学所指称的抽象人性与普世价值，其关键在于毛泽东将“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作为前提性条件，因此，“爱”实则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通俗性表达，对“大同”理想的时代性继承，既弥补了传统“大同”理想欠缺实践现实性的缺憾，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接地气”“接现实”“接人民”的表达范式，开显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的人类夙愿。为此，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表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以及“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之和平发展决心。在这种感召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人间正道一边，将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当前，把握时代发展大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习近平总书记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回应全人类普遍关切作出卓越贡献，拓展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的定力与决心。正因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以胸怀天下的气度、格局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进程中持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添钻加瓦”,既让人类文明新形态绽放出中国智慧之光芒，又宣告着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世界文明宣言”,以期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寻求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画好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最大同心圆”,为科学解答人类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指明正确方向，开辟康庄大道。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的内涵，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的外延的同时，使二者在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走向新的理论高度、实践高度与价值高度，彰显出中国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的大国风范、大国风采、大国风貌。毋庸置疑，毛泽东文化哲学对“爱”的冀望已然描绘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诗化世界，并为其在中国共产党人与时偕行的代际努力下从“应然”走向“实然”打开了新视角、提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疆域、开辟了新道路、作出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