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批判国家主义派的独特作用和重大贡献，首先就是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民革命宣传工作和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指导和引领了国共两党共同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思想斗争，取得了反攻“反革命派宣传”的重大胜利。（不难设想，毛泽东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势必会以某种方式参与中国共产党制定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等。限于史料和本文论题，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民革命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会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关于加强国民革命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1924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制定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指出：“国民党此次议定之宣言书，为国民党精神之所寄托。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此宣言书，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该决议案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强国民革命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主要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书”，“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从当时国共两党与国家主义派的主要分歧和思想争论来看，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无疑属于“关于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

那么，如何贯彻上述方针政策呢？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的有规划的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应当对于国民党证明：一个政党的扩大，只能在经常不断的普遍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宣传及行动的过程里，……我们如此的进行国民党工作，同时就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的最好方法。要达这一目的，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每次不要放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机会，使国民党真正形成代表那次大会（宣言）的国民党。无论怎么样好的组织系统不能代替这种宣传的。”上述议决案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国民党工作”中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为做好关于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正因如此，当国民党人提议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中国共产党立即予以积极支持，双方可谓一拍即合。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为其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民革命宣传工作、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政治平台和职责权力。在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为期7个多月时间里，正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高潮时期。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

为维护国民革命的理论根据、反驳国家主义派反共、反苏、反国共合作的论调，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指出：“根据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演讲，攻击国家主义是要阻止阶级争斗，妨害下层阶级势力（革命的主力）之发展，及离间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这两层都违背中山先生革命策略。”上述通告明确提出“攻击国家主义”的两大要点即其“阻止阶级争斗”和“离间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192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拥护广州政府和纪念十月革命宣传要点》，将“醒狮派等的国家主义，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来破坏被压迫的国家和苏俄间之反帝联合战线”作为宣传的要点之一。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指出：“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的地位。”“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尤其要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在民众中宣传。在组织上有时应联合国民党右派打倒国家主义派。”上述通告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思想斗争作为当时宣传工作的要点之一，提出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目标、内容、方式、方法。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指出：“资产阶级分裂国民运动之后，虽然向来是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界，也就开始阶级分化，工人运动的群众化，不但没有使学生界更加团结，反而使他们也起分裂。——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到此便完全发露，学生界中现时从共产主义派到国家主义派，各自反映中国社会中各种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派代表工人阶级；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上述议决案明确指出，国家主义派“代表买办阶级”。大体而言，从1925年到1926年正是中国共产党集中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时期。

（三）毛泽东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家主义派方针政策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以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深刻揭示了国家主义的阶级实质和国家主义派势必发生政治分化的趋势。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司令部创办的《革命》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6年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创办的《中国农民》予以全文转载。在该文中，毛泽东指出：“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惶遽态度。”这里毛泽东一方面明确指出，国家主义派“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说，国家主义派正面临成为“革命派”或“反革命派”的政治分化和政治选择；另一方面明确将国家主义视为民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政治主张，或者说，国家主义派是民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政治代表。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何将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这一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勾连在一起？毛泽东这里所说“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到底是指谁呢？据常家后人讲，与常燕生有直接关系。此处所指的“信徒”，就是当时在北平政界和文化领域都非常活跃的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常燕生。常燕生当时是国家主义派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国家主义派的著名人物却又自称是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可见两者是一路货色。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其自称如此”，意在说明这是这位国家主义派成员对戴季陶的自觉信从，而非他人将两者强行拉在一起。这样毛泽东将国家主义派与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就巧妙地勾连在一起，既明确批判国家主义派，又通过批判国家主义派来暗批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并让人深思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新右派的关系，可谓一箭双雕，颇具匠心地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的方针政策。事后来看，或如有学者所说：“把戴季陶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就是明确将戴季陶定性为‘反动派’。”就当时来看，毛泽东对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的批判还是相当含蓄和节制的，并未明确将戴季陶定性为“反动派”。

随后，毛泽东明确将国家主义派定位为“敌人”“反动政派”“反革命派”，提出“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的原因、背景、任务和方法等问题。1925年12月5日，在《发刊理由》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毛泽东的《发刊理由》一文鲜明地贯彻了上述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其主要依据有三：其一，中共中央强调“反对国家主义派”，毛泽东主张发起对国家主义派的“反攻”；其二，中共中央强调“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贯彻了中共中央以“事实”为中心的要求；其三，中共中央指示“在组织上有时应联合国民党右派打倒国家主义派”，毛泽东立足国民革命立场并以国民党名义提出“反攻”和“打破”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的“反革命派宣传”的责任和任务，并未明确将国民党右派视为“反革命派”。当时，中国共产党明确主张，既要批判国家主义派，又要批判国民党右派，同时还要“在组织上有时应联合国民党右派打倒国家主义派”，防止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结合形成“反革命联合战线”。毛泽东既将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区别对待，又将两者巧妙地勾连在一起，巧妙地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

二、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中心线索

虽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集中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历史过程并不算长，却也颇为曲折，包含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争取国家主义派到批判国家主义派直到与之彻底决裂随时而化、急转直下的思想转折。总体而言，毛泽东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历史过程及其关键思想环节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思想主线和中心线索。只有具体分析毛泽东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历史过程及其关键思想环节，才能更深刻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独特作用和重大贡献，深刻理解国民革命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原则性、灵活性和曲折性。

（一）少年中国学会的思想分化、政治分化

中国共产党（或谓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同一个“革命阵营”急剧分化的历史过程。两派关系的历史起点是少年中国学会。从少年中国学会里面既走出来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张闻天、李达、缪伯英、赵世炎等，也走出来一批国家主义派的重要人物，如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中共与青年党诸多领导人同源于少年中国学会，虽主义信仰、政治分野不同，但都属于革命阵营。”有学者甚至将少年中国学会视为中国共产党前史的一个重要环节，认为“按照历史与逻辑双重演进、相互吻合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的前史应该是从《新青年》到少年中国学会再到中共建党，最为符合历史事实的顺序，同时也较为顺理成章。至少要将《新青年》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演进视为双轨并行。”

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初期，尽管成员们各自政治主张不同，但尚未发生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之间激烈的思想分化和思想对抗。其中，毛泽东与国家主义派成员的关系或可视为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两者关系急剧发生变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或历史缩影。1920年8月，毛泽东与易礼容、彭璜等人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10月22日，在《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中，毛泽东提到“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由此或可推断，此时毛泽东等共产主义派成员与左舜生等国家主义派的一些成员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其中既有“同会之谊”，也不乏“同乡之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立即脱离少年中国学会，依然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特别是在中共二大通过了“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后，毛泽东和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黄日英、刘仁静等少年中国学会的共产主义派成员力图使少年中国学会转到政治运动上来，以求扩大革命运动的力量。据国家主义派成员陈启天回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1922年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上一致主张政治活动，并促使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期刊上接连“出了两期会务专号讨论政治运动的问题”。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与被自己视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而在此时，中共对青年党却没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只是强调其‘尚有革命性’、‘并不否认资本主义’。这种认识也是中共早期寻求与青年党合作的原因所在。”1925年11月21日，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这说明，毛泽东此时已明确认识到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因其“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而必然分道扬镳的最终结局。

（二）毛泽东对于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及其变化

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共对资产阶级认知的深化与青年党革命态度的变化，中共将青年党逐渐定位为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此言不虚。问题是，既有研究成果大都没有具体分析毛泽东对国家主义派进行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缺乏对“逐渐定位”作出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说明。实际上，毛泽东对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经历了一个短暂而急剧变化的历史过程，期间还存在反复性。在主张解散少年中国学会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明确将国家主义派定位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1925年12月1日，在首次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国家主义派“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迫他们让步稍多时（如农村中的减租运动都市中的罢工运动）他们或他们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毛泽东断言，与其阶级地位相一致，国家主义派属于“半反革命”；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国家主义派从“半反革命”“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1925年12月5日，在《发刊理由》中，毛泽东明确将国家主义派与“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相提并论，视之为“反动政派”和“反革命派”，明确无误地属于“敌人”。

时隔不久，毛泽东对于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定位又发生了微妙变化。1926年1月1日，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毛泽东在分析国家主义派成员的阶级出身和革命态度时指出：“国内高等知识分子，如大学校、专门学校教员、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谓国家主义乃自他们口中倡导出来。盖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一个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但因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国家主义国家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毛泽东此时又将国家主义派定位为“中产阶级”并说明由于其阶级地位而具有“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双重性。1926年1月8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宣传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国家主义派学了点西洋国家主义的样子，拥护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产’、‘反苏俄’十分起劲。《醒狮周报》乃其代表。”毛泽东此时依然将国家主义派定位为“拥护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与其首次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6年1月10日发表在《政治周报》第四期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对于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定位和政治定位基本一致。

毛泽东对于国家主义派的最终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是经过重大修改于1926年3月13日发表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有学者在仔细考证和比较《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最初文本和《中国青年》文本的重大差异情况后指出，最初文本写道，“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中国青年》文本改写为：“大资产阶级……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主张的代表为国民党右派”，并分析说：“最初文本将戴季陶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表，《中国青年》文本直接指出戴季陶就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这就意味着，《分析》（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引者注）已经由借批判国家主义批判戴季陶等人，转化为通过批判戴季陶来批判国民党右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并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才将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一并定位为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极端的反革命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中国青年》文本中，毛泽东明确将国家主义派定位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极端的反革命派”。这与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关于“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论断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耐人寻味的是，此后不久毛泽东却又并未突出强调国家主义派是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1926年3月18日，在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中，毛泽东指出：“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这里毛泽东强调“一般国家主义派”的言论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并未突出强调国家主义派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极端的反革命派”。或许毛泽东所谓“一般国家主义派”之“一般”并不“一般”而是有其特殊内涵的。那么，毛泽东所谓“一般国家主义派”意味着什么呢？这可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件中找到理解线索。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学生运动议决案》指出：“我们固然要与国民党左派学生亲密的合作，在一切对外的政治争斗和学生自身利益的争斗，都必须十分恳切的邀请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的学生合作，以暴露其领袖之反动或无能，使其群众左倾。”“在日常的政治思想宣传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不可轻以反革命反动派等恶声相加，在私人关系上，尤不可失了友谊的态度，致惹起无党派的学生不快之感。”根据上述议决案，或可这样解释，毛泽东所谓“一般国家主义派”主要是指国家主义派的基本主张即“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和那些属于国家主义派的一般成员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主要目的是“暴露其领袖之反动或无能”，进而“使其群众左倾”并参加国民革命，而不是指向那些属于国家主义派的一般成员特别是青年学生。因此，毛泽东这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既反对国家主义派又对之“不可轻以反革命反动派等恶声相加”的方针政策，没有再次强调国家主义派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极端的反革命派”。

三、突出体现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分析方法

有学者指出，国家主义派主张一种“抽象的国家观”，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一种“行动的社会观”。这是两派的根本分歧。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撰文批判对国家主义派的超阶级的“抽象的国家观”“自相矛盾”和“不行动”。1925年7月，在《答三十二期的质难》一文中，恽代英深刻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抽象的国家观”的“爱国空话”：“我相信我们与你们不同，是因为你们是为的一个抽象的‘中国’，你们因为要为光荣的‘中国’而奋斗，所以顾不了农工平民的冻馁；我们是为的一般‘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我们要求全民族解放，自然没有反转让人民中大多数工人农民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求解放的道理。国家主义者总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醒狮》自出版以来，处处表现这种见解，这与我们为中国人实际生活而奋斗，自然凿枘不能相容。”1926年1月，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一文中，瞿秋白指出，尽管国家主义派内部存在冲突，但“他们比较有一共同的目标”：“消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以口头上的保护劳动社会政策诱惑无产阶级，使为已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瞿秋白旗帜鲜明地揭露了国家主义派企图“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的政治目的。陈独秀则主要批判国家主义派的“自相矛盾”和“不行动”。1926年4月，陈独秀指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往往抬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的金字招牌来反对阶级争斗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全民’是怎样解释。若说是抽象的指为全民利益而革命，建设全民利益的政治，则和我们民族解放国民革命之意义相类。若说是具体的指由全民出来革命，由全民管理政治；那么，我们便要问：卖国贼、军阀、官僚及一切作奸犯科的人，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内？若除开这一大批人，还算得什么全民？”“北京血案发生，全国震怒，上海学生会派人到所谓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那里，请他们参加市民反段大会，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宣传，不去行动，我们不像共产党瞎闹。’像这样一个不行动的党，似乎用不着别人再去批评它了！”比较而言，毛泽东对于国家主义派的分析和批判不仅以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及其变化为标志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中心线索，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鲜明特点。

（一）阶级分析与职业分析相结合

毛泽东对于国家主义派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将其阶级出身、阶级地位和从事职业结合起来，或者说将阶级分析、阶层分析和职业分析结合起来。例如，1926年1月1日，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国内高等知识分子，如大学校、专门学校教员、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谓国家主义乃自他们口中倡导出来。”1926年1月8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宣传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国家主义派学了点西洋国家主义的样子，拥护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产’、‘反苏俄’十分起劲。《醒狮周报》乃其代表。”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义派“一大半”成员的阶级出身是小地主，其职业主要是“大学校、专门学校教员”等。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将国家主义派成员的阶级出身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毛泽东当时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为主线，将中国社会的总体阶级状况划分为“五等”，即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毛泽东在判定国家主义派成员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家主义派成员的阶层、职业等多种身份。虽然毛泽东当时关于阶级分析、阶层分析的理论框架尚不完备，但通过阶级分析、阶层分析和职业分析相结合，毛泽东具体说明了国家主义派成员的主要分布情况，使原本显得抽象的阶级分析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社会场景。

（二）阶级分析与政治分析相结合

毛泽东将基于经济状况的阶级分析和基于革命态度的政治分析结合起来，明确当时阶级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分清中国革命的敌友。毛泽东起初将国家主义派定位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后来又将之定位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如果说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而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尚顺理成章，那么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又何以能够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呢？毛泽东所谓“政治主张之代表”意味着什么呢？这里蕴含着一个人、一个团体的阶级出身、阶级身份、阶级地位与其政治立场、革命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学者指出：“国家主义派的骨干分子大都出身于中小地主和商人家中”，他们本人职业“大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在五四时期还参加过爱国活动和爱国团体。为什么又说他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呢？这是从他们所宣传的政治思想维护了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这一个角度来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其行动和理论皆业已阐明，出身资产阶级的人不一定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思想、意志和愿望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相反，一些出身资产阶级的人也可以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思想、意志和愿望而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

关于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关系是当时诸多人士的一大困惑。针对这一困惑，1926年2月3日，在《对于阶级斗争之一个疑问——答明致先生》一文中，瞿秋白回答说：“阶级的根基是建筑在经济上面的。无论那一个人都各属于某一阶级。在某一定的时期，一个人只属于一个阶级。就先生的假设来说，有二个人在经济上既同属于劳动阶级，那他们自然不能各属于正相反对之阶级。如果在政治上，甲加入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而乙则加入研究系、保皇党，这也是常见的事；但这并不能说是甲乙在经济上是同阶级，在政治上又各属于正相反对的阶级，这只能说是乙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跑到敌人的营垒投降去了。我们主张阶级斗争者，只有教劳动者、共产党员甲去攻击背叛自己阶级利益的研究系乙。”这就是说，同属于一个阶级的人们可以发生思想分化和政治分化，进而在政治上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思想、意志和愿望。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旨在分清中国革命的“敌友”，因而必须将阶级分析和政治分析结合起来，并将阶级分析落实到政治分析，才能实现其分析目的。这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焦点所在。192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指出：“国家主义虽然在思想上代表中国士绅之自大与排外主义，但是国家主义派的行动与言论，客观上自然而然被买办阶级所利用以为反俄反共之工具。这种主义可以蒙蔽社会上一般落后分子，因为他用类似民族主义的口号做反革命宣传，他本是旧统治阶级的思想，根本与工农的革命势力不能相容。……因此国家主义在言动上只是买办阶级的一个反革命工具。”“对于此等思想的攻击，须注意指出此等思想的实际的政治的意义。并且我们只是攻击此等思想及代表此等思想的领袖，而不是攻击其群众。”国家主义派之所以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之代表”，主要依据不在于其成员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而在于其“思想的实际的政治的意义”，即成为“买办阶级的一个反革命工具”。因此，毛泽东对于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及其重大变化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将阶级分析与政治分析相结合的基本观点。

（三）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相结合

毛泽东对于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分析和政治定性体现出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相结合的鲜明特点。1925年12月5日，在《发刊理由》中，毛泽东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这里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简明扼要地表达和确证了“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具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民族意识。毛泽东对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分析和政治分析既体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同时也蕴含深层的民族意识，具有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双重意识。有论者分析说：“1925年12月，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以‘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作为《政治周报》的创刊主题，但同时认为地主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都是民族解放过程的‘反动政派’，表现出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双重性。”中国共产党当时已明确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既是打倒外来帝国主义势力的民族革命，也是打倒本国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并强调“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主义派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其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愿望，虽然两者对民族和民族解放的理解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诉求不亚于国家主义派，而在于国家主义派根本否认阶级划分、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主张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否认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革命的理论根据。1926年2月10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蔡和森指出：“现时，我们在中国已遇到理论上的反对派，如戴季陶主义。这一派不仅打算把国民党夺到自己手里，而且想把中国革命的理论根据也夺取过去。其次还有各种民族主义倾向。”蔡和森这里所说“理论上的反对派”和“各种民族主义倾向”无疑包含国家主义派。为阐明和捍卫中国国民革命的理论根据和政治方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同国民党右派反共分子所宣扬的阶级调和理论作坚决斗争，要对模糊国家阶级实质的国家主义派予以坚决反击。”毛泽东以“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为初心使命，将民族意识、人民意识和阶级意识结合起来批判国家主义派，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的方针政策，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革命的理论根据。

四、结语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当时国共合作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为批驳国家主义派反共、反苏、反国共合作的错误论调和反动行径，捍卫国民革命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正确把握和处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工作方式方法”的高超政治智慧，成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典范。毛泽东对国家主义派的阶级定位和政治定性及其变化过程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和批判国家主义派的中心线索，并体现出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鲜明特点。毛泽东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国共两党的宣传工作，有力地指导和引领了国共两党共同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思想斗争。有学者指出：“在北伐前后，以中国青年党为一方，以国、共两党为另一方，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互为论敌，形成激烈的‘主义之争’，导致国、共两党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局面。”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形成“联手打压青年党的局面”，即使不能说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至少也能说，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1926年1月8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宣传报告》中，毛泽东总结说：“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为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正是国家主义派提出的政治主张。毛泽东这里所总结的“革命宣传”对于“反革命宣传”的“攻势”无疑包括对于国家主义派的“攻势”，而“反革命宣传”的“守势”则无疑包括国家主义派的“守势”。

如前所述，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既要批判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又要在组织上联合国民党右派批判国家主义派；既要批判国家主义派以“暴露其领袖之反动或无能”，又要“使其群众左倾”。这是一项极其艰难棘手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中国共产党当时就已明确认识到其间的严重冲突。1926年2月12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反对右派的口号策略，努力宣传左派；一方面又要讲联合战线，这本是很冲突的事。过偏于前者的宣传，一定是减少行动势力；过偏于后者的联合，一定是破坏革命的行动。”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和相互冲突且颇具“投鼠忌器”的目标任务，毛泽东紧扣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以其深邃的思想洞察、言简意赅的精辟论断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随时应变妥善地把握其中微妙关系，既巧妙地将批判国家主义派与批判国民党右派勾连在一起，又将两者区别对待，灵活机动地贯彻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的方针政策，积极维护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革命的理论根据，为中国共产党批判国家主义派书写了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