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推动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命题的提出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主导。从文化传播、交流的过程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作为社会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打破自身的超稳定性并逐步接纳外来文化是同步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是一个外部影响机制与内生驱动机制双向探索的历程，是现实斗争与理论创新的高度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推动。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体系中的文化哲学思想自觉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具有促其转型的理想原则和使命意识。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在推动中国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同时，同样也在积极地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它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还在引进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同时，激进地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界一时间形成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造成了文化虚无主义，带来文化断裂；另一种是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强调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反思和重新认识。文化的现代化需要这种对立统一的文化发展观，既要有批判，又要跳出原有的超稳定文化框架来思考和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模式；既要有保留和继承，又要以一种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姿态来确保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哲学家张申府就鲜明地指出：“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文化；当然更不应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他还提出了那个时代极具启蒙意义的宣言，即“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这种“自主”恰恰代表了文化现代化所需要的启蒙意识和文化自觉，体现的是在传统社会结构面临剧烈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思想者对于自身文化寻求发展生命力与时代适应力的责任感与洞察力。这种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绝不是对某种外来文化的简单引入、全盘照搬、无差别的运用和无原则的替代，而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来推动中国文化自身的现代化。

总之，由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与文化反思，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同时，同步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该如何重新看待”“中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中国文化该向何处去”的文化现代化问题。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的提出，深层次助推了中国文化逐步成长为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个进程。

(二)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提出。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思想家、哲学家，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文化哲学与中国实际、中国哲学与文化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纲领，可以视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推动动员广大劳苦大众参加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不断扩大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在全党、全国、全社会范围的一种思考和研讨。在延安文化运动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匡正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所孕育出的深厚文化传统形成的认知偏见和不当评判，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实施的文化策略、实践方针进行了价值重估与合理评价。

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讨论保持着关注，不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作为标志性事件，这一具有政治革命引领意义的命题，包含着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思考。正如他所提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一种文化，对指导中国人民自省自觉、重新构筑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反思，能够起到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相遇的影响作用。

二、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创立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现实需要原则

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要从经济生活中理解文化发展的性质。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方位和现实情况决定着中国文化的需要原则和发展方向。毛泽东用辩证方法论来审视和诊断历史与现实，在必然性和现实需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需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

在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需性的驱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族化、本体化的过程中，要面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能否跨越时代及地理鸿沟，在20世纪的中国扎根生长很大程度上看它能否解决中国迫在眉睫、关乎危亡的革命问题，关乎民族文化的改造问题。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并不代表它必须要在完成了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后才能着手，而是融于其他领域革命之中的，并对每个领域的革命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分政治、经济和文化3个领域，正是从应对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而提出的。因为近代中国，除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官僚资产阶级的买办文化，还有盘根错节、僵化顽固的、腐朽的封建文化。“三座大山”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极力反对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知识阶层。面对“三座大山”对新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纲领的多重压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从文化层面反殖民压迫、反封建禁锢、反官僚资本剥削，推动革命文化的发展，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

(二)毛泽东文化哲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建设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对其中的封建礼教、道德、等级制度等文化糟粕予以坚决批判和斗争。针对反动政府及其背后势力谋划的所谓“文化复兴、维护正统”的文化围剿行为，毛泽东予以坚决斗争。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教育家匡亚明在其《孔子评传》一书中回忆了1942年毛泽东对相关问题的谈话内容，即“孔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做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对于重庆方面大搞所谓“尊孔读经”,则坚决表示“他们(国民党)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在1940年的延安哲学年会上，毛泽东对历史学家范文澜所做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演讲予以了高度肯定，即“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其中也能够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内部的合理性价值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瑰宝秉持的保护、继承与发扬的态度。但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已经与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不适应性，不能担当起救亡图存、指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和独立，并使中国社会重新凝聚整合的历史使命。在艰辛曲折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更加宏观的文化视域和深邃的文化洞察力，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来审视和诊断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冲突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实现辩证地继承、扬弃与超越，甄别、遴选优秀精华和有价值成分，实现二者相结合，这既是外部的中国革命的需要，也是内部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需要。

三、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构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一方面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在斗争中不断走向成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和根本的认识路线。

(一)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构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毛泽东思想及其文化哲学的不断成熟是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坚决斗争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典型的错误思想倾向，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需要在主观世界去伪存真、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主要对象。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苏联经验乃至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神圣化、绝对化、教条化，尤其是停留在经典文本文字符号层面按图索骥，不能真正领会其中指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掌握其基本方法论原则并加以灵活运用，更认识不到也不能与中国实际结合。错误思想倾向不仅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认识混乱，在实践上也误导了革命的重大决策，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通造成了障碍。毛泽东通过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而不断探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和根本认识路线，在全党中树立并巩固了“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等共识和信仰。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与结构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道路、力量、领导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刻把握和系统归纳，充分体现了对辩证法、唯物史观和实践哲学的深入把握和灵活运用，真正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重大指导。可以说，在实践与斗争中形成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哲学思维，成为促动、助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底层理论逻辑。

(二)毛泽东文化哲学构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探讨中国文化转型与发展方向问题，具有现实的迫近性和学理的长期性。前者追求的是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能够起到的反作用，而后者则基于文化作为社会意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而需要对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及其建设进行集中把握和战略主导。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出路必然是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不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在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全面、翔实、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国情、社会阶层、革命发展动向等实际情况，充分认识到深入学习并忠实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奠定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文化根基，保障了现实的、革命的、雄厚的社会阶级基础。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深入理解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工具，就必须要认识到其“中国化”不仅对于革命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必要的，因而要自觉学习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之作为枢纽与桥梁。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并高度肯定：“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到“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了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忘记和背叛，拒绝学习、掌握和传承。丧失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支撑和历史汲养，必然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接收趋向于符号化、表面化和绝对化，不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精神信仰，能够保持生命力和国际传播力的关键是它认知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法、立场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都决定了它的思想的发展性，是一定要伴随时代而嬗变、伴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因此并不存在抽象的、绝对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必然是融入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的、生动的、基于感性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理论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即“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无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积极、合理部分，革除、过滤掉其糟粕和有害部分，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指向，即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现代化发展。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建造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化，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所形成的伟大的文化成果，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在革命时代所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它既具有特定时代的鲜明烙印，又兼具了超越时代的启示价值。

四、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文化哲学是用哲学的观点、方法和话语来研究文化的原理、揭示文化的规律，从而形成关于文化活动、文化成果的总体观念及其理论形态。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在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上势必有文化意义上的崛起，必然会有基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哲学的建构自觉。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对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转型、发展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并形成了一定的观念思想、观点体系和哲学理论，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建成为可能，才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最终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成为可能。

(一)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具有全新价值内核的全新文化样态的生成，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文化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结晶，也成为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系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追求的梦想，是一种理想的总体治理状态，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与传统文明的民族国家而言，其对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也必然有着独特之处：一方面要遵循现代化的普遍的、一般的规律要求，如经济层面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社会层面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目标，以及文化层面理性化、世俗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则要正视五千年历史积淀出的厚重文化传统。这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然要秉持属于本国的特色模式。因为受长期形成的习俗、道德、价值观、社会心理等影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互构者”,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近代以来的即便是深受“西学东渐”影响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一代知识精英，其思想结构的深处也必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在起底层逻辑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实施对象，同时还是作为建设主体的人民群众精神家园中的一部分，也是起到不可忽视作用的思想工具；现代化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展开形式，还要有文化的底层逻辑和价值观。这些很大程度上都作为基因深深地刻入了国人血脉之中。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期间针对历史研究问题做出了重要的阐述：“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把它们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段话虽是针对专门史的研究，但深层次的意涵已经指向了文化哲学的问题。它启示我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研判其对当时当境的价值和地位，又要回归当下、立足现实，逐本溯源、正本清源，点明当代的文化与传统文化在一定内容层次和价值观构建上的历史顺承关系，让当代的文化转型、文化创新能够传中有新、新中有根。

(二)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指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向

毛泽东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文化的进步、转型和发展，革命性成为贯穿毛泽东文化哲学体系的哲学品格，其精神实质是通过持久性的社会价值革命，重建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中所崩溃了的中国价值秩序与意义世界，为现代中国的各项社会变革造就崭新的价值框架与价值主体。时至今日仍然贡献着巨大的启示和指导力，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也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文化哲学是贯穿人类思想史、文化史的主线，是人类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毛泽东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文化哲学中国化、促成中西方哲学及文化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场域下深度融合的先驱。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后世对它的整理、凝练，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文化哲学在中国文化场中存续、生长的内在要求和生命力体现，也指导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

文化哲学是哲学高度的文化史，也是文化语境下的哲学史。对任何民族、地域的文化哲学进行研究，都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宽泛性和一般性，要聚焦文化哲学相关范畴的多元溯源、非线性叙事和交互性发展轨迹。毛泽东哲学作为毛泽东与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哲学凝练，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文化哲学传承的同时，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对不同文化溯源保持着开放性、接受性和关照性，正是这种共存兼容，才能总体超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尤其是处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紧扣革命、建设主题不同却又赓续传承的时代脉搏，把握中国文化转型、变革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积极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对矛盾，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解决了走向问题，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为“第二个结合”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证明了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二者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毛泽东文化哲学脚踏实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中国社会现状与实践诉求出发，去呈现文化哲学语境下关于人的主体地位、文化的属人本质、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论表达。可以说，毛泽东文化哲学是真正对文化乃至文化观的对象化思考和深层次认知，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哲学的思想的继承、合理配置，还有着符合中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创新开拓。文化哲学塑造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认为“共产党一旦丢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那就同其他政党没什么本质区别了，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和精神纽带，就会成为乌合之众，难逃失败的命运”。总而言之，作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领袖和思想伟人，毛泽东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文化的进步、转型和发展，不仅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革命而艰苦奋斗，而且为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哲学事业的发展而艰辛探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