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思想结晶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的重要经典文献，它不是为了完成某种预定的学术目标而创作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解决重大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和政策思考；它不是思想家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理论建构，而是对长期革命实践的深刻总结，是长期理论研究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斗争的结果。

（一）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积累了军事理论基础

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形成重大理论思想观点，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重要特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积累了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深刻教训；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斗争，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毛泽东进行深刻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直接基础。

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战争论》等西方军事学著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总结党领导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他把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用于战争理论，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指导必须要符合客观情况，战争胜负虽然主要决定于客观基础，但也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能力，因此必须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他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基本情况，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特点，阐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人民战争的思想，总结了红军战争的指导路线、战略战术，如“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等。这些思想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作了理论准备。

在推动党的军事战略转变过程中，逐步提出对日战争的持久性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思考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政策策略，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提出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1936年7月在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对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性战争，战争的结果必将是中国胜利。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抗日战争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动员全国人民参战才能胜利，“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有着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政治领导责任。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和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发展对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升。中共中央召开了包括洛川会议在内的一系列会议，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深入分析中日双方的实际特点，逐步形成了以全民总动员为基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以正确的战略战术为支撑的抗日持久战理论。例如，在洛川会议上，他强调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党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此后一段时间中，他密切关注和指导战争，及时总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他在《论持久战》中就一直强调是以“抗战十个月的经验”为基础来分析问题的。

（二）深入进行哲学研究，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研究抗日战争问题提供了哲学指导和方法依据

毛泽东历来重视哲学研究。到达陕北后，他利用有限的空余时间集中阅读一批哲学著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记载了当时毛泽东研读哲学的情况：“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当时，毛泽东研读批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大众哲学》《哲学选辑》，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他在这些著作的一些篇章都做了批注和笔记，这些批注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层面，进行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总结。例如，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

在阅读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理论建构，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1937年7、8月间，他到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两节内容后来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名发表并收入《毛泽东选集》。《实践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系统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和认识的发展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特别是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发掘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国化形态。《矛盾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了矛盾学说的科学体系，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把对立统一学说同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传统结合起来，用中国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形态。这两个文献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深刻的哲学总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分析抗日战争问题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三）深入进行思想斗争，在批判错误思想的过程中阐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创立抗日持久战理论

批判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突出强调抗日战争中的人民主体性。关于如何抗战的问题，国共两党有着原则分歧：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和抗战的持久性、人民性，提出了一条依靠人民进行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坚持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条路线可能取得局部胜利，但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毛泽东指出，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取全国总动员和实现进步的政治改革等的全民抗战办法，必定是胜利的前途，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妥协退让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和坚持各种反动政策的片面抗战办法，必定是失败的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他再次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

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出强调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1937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因此必须在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1937年11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大谈投降论调，提出所谓的“和平路线”，积极开展投降活动；蒋介石方面也派出代表同日本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就是要“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此后，他根据形势发展和投降主义的变化，又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斗争，坚定人民的必胜信念。

批判“亡国论”“速胜论”错误，全面阐述抗日持久战理论。《论持久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结果。“亡国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一些人散布“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等论调；进入全面抗战后，汪精卫等投降主义者宣扬妥协论调，提出“再战必亡”的观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亡国论”再次出现，抗日阵线中也出现了妥协倾向。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判，反复强调中国不会亡，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中国。“速胜论”的错误也非常严重。在共产党内部，一些人盲目乐观，认为日本军队不堪一击，完全可以迅速战胜；一些人过于相信国民党的正规战争，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开战了，战争很快就能胜利。在国民党方面，“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就有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准备进行徐州会战，《大公报》社论写道，“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速胜论”思想危害极大，毛泽东予以深入批判，强调抗战的持久性。在批判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理论，让人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明确了方向，确立了信心，找到了方法。

/二、《论持久战》的丰富内涵和斗争智慧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总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抗日战争的根本性质、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战略战术，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大的理论指导，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这部著作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主要对其中的科学方法和斗争智慧做一些梳理。

（一）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揭示抗日战争的根本性质，制定和坚持抗战的总方针

指导思想是分析问题的灵魂，用不同的指导思想来分析同样的对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毛泽东强调，研究抗日战争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机械论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他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致命问题就是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了唯心论和机械论。“亡国论”者在中日力量对比上只看重强弱对比这一个方面，而忽略了中日对比的整体性、全面性，由此丧失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得出“中国必败”的错误结论。“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只看到其他矛盾，要么过于夸大中国的长处，要么拿一时一地的强弱来代替全体中的强弱，对于抗战初期的局部或个别胜利无限夸大。这又是另一种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结论同样是错误的。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就能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中日战争的根本性质。毛泽东就是这样抓住中日战争的实质：“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战争的实质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得道多助；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失道寡助；最终，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非正义，中国人民必然能够夺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把握了战争的本质，就能够制定并坚持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总目标、总方向。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战略、总方针，坚定中国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7月8日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论持久战》突出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固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动员全国各个政治团体、各个阶层人民奋起斗争，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日双方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阐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总趋势，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论持久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变化发展的观点，把握中日双方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揭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及其总体趋势，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但最终胜利属于中国。

正确认识客观实际是一切正确决策的基础。在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分析和把握战争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根本依据。在日本方面，长处是其战争力量强，短处是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和野蛮性，人力、物力不足，国际上寡助；在中国方面，短处是战争力量弱，长处是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是一个大国，国际上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分析抗日战争就要从这些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而不能离开这些事实陷入到主观臆想和预测之中。这些客观形势规定着双方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变化观点来看待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走向。毛泽东指出，“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说，双方的特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变化，只要中国能够运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不犯原则错误，竭尽最大努力，日本的长处就会逐步下降，短处会日益显露出来，相反中国的短处会逐步克服，而长处会不断发展。当战争持续到一定时间后，双方的强弱程度和优劣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规定了战争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亡国论”是没有根据的。历史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那样，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阐述抗日战争不同阶段的特点和任务，提出相应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

问题是矛盾的集中体现。解决矛盾就必须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抓住并解决客观存在的突出问题。在《论持久战》一开始，毛泽东就立足现实实际，直面困惑人们思想、影响人们行动的重大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他正是通过对这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做出科学回答，创立了抗日持久战的科学理论。

任何矛盾都具有特殊性，任何问题都是具体的，分析和回答问题就要牢牢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根据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变化，科学把握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明确提出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判断，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制定了不同阶段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中日双方的客观实际决定了持久性的抗日战争将具体地展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战争不可能短期内结束且充满残酷性，经过艰苦抗战，最后结果必然是日本失败而中国胜利。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毛泽东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和矛盾变化，根据战争不同阶段的战略任务，科学把握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在不同阶段的地位和关系，制定了具体的战略战术和作战形式。具体来说，战争的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但这个阶段的防御不能是消极被动的防御，而必须是积极防御，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战役、战斗，尽可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同时尽可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军队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作为辅助的形式。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和最困难时期，但却是战略转变的关键和枢纽；这一阶段必须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在持久的坚持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这个阶段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但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而游击战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

（四）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发展和丰富人民战争思想

抗日持久战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始终把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把人民群众作为抗日战争的根本主体，传承弘扬并深化发展人民战争思想，实行全体人民参加的全面抗战而不是只有政府和军队参加的片面抗战。这是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同蒋介石、陈诚等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思想之间的一个根本分界线。

毛泽东突出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他指出，“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这就是说，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要立足于客观实际，充分发挥在战争中的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克服各种困难，以积极主动的努力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态势，促成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自己不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而一味消极地坐等外来支援或形势自发发展，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正是基于对历史主体能动性的科学判断，毛泽东正确处理战争过程中客观与主观、武器与人的辩证关系。“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一方面，中日双方在武器、军事实力等方面相比，中国处于劣势，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离开了这个事实而陷入主观盲动就会遭遇重大失败。另一方面，武器虽然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战争结果的根本因素，关键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创造获得胜利的条件。

抗日战争归根到底是人民战争，只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获得战胜敌人的根本力量。“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而决不只是几个党派的统一战线，发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战争的困难就会逐步解决。当然，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就必须要解决对人民的态度问题，必须尊重人民、服务人民，给人民以民主的权力，形成良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人民和军队打成一片，就会使敌人陷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最终失败。毛泽东豪迈地写道：“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三、汲取思想智慧，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

《论持久战》主要论述抗日战争的基本理论和战略策略，但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和斗争智慧，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当代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推进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方法指导意义和思想启迪价值。

（一）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必胜信心

《论持久战》贯穿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中国必然胜利，正是在这个坚定信念下，中国人民获得战胜敌人的积极主动性。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决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理想和目标，为此必须要坚定理想信念、目标方向和必胜信心。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个远大理想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代共产党人必须要筑牢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绝不能陷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中而失去了理想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是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最高纲领和基本规律的统一论者，在当今时代，坚定远大理想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为实现共产主义积累条件。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全盘西化的绝路。坚定目标方向，就是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定政治定力，力克风险挑战，大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坚定必胜信心，就是要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不困惑于任何杂音噪音干扰，不畏惧于任何艰难险阻。在新时代征程上，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险挑战，必然要进行复杂尖锐的国内国际斗争，当代中国人民就是要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勇于胜利的精神，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二）科学把握时代特点，制定并坚持正确发展方略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论持久战》中他坚决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牢牢坚持唯物辩证法，用客观、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进行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当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确立思想方法基础。

《论持久战》指出，“时代的特点”是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据”。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必须科学把握“新的历史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时代特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大的历史时代”中进入了“新时代”。从国际上来看，“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的历史时代；但是当今世界正在呈现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时代本质和特点意味着，虽然“东升西降”“社兴资衰”的历史趋势正在出现，但整个世界依然处于“资强社弱”“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之中，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打压、遏制不会停止，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严重激化。从国内来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深刻变化。新时代中国在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强大生机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重大风险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不能忽视，“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出现。特别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恐惧，不断加强对华攻击力度，力图遏制中国发展势头，中国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全方位打压、“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威胁不断加大，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面对这些风险挑战，中国人民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国内，要同妨碍党的领导、改革发展、国家治理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在国际上，要同挑战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家安全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在出现“颜色革命”、政治动乱等情况下，必须果断运用人民民主专政力量来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社会安定，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敌对势力的指手画脚都毫无用处，任何投降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都必须坚决反对。

基于这些时代特征和任务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筹划，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揽“四个伟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提出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规划了新时代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战略决策和政策策略。我们就是要牢牢坚持和全面贯彻党中央的这些战略决策，在新的伟大斗争中不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三）坚持自主发展，发展国际统一战线

进行新时代伟大斗争，首先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的发展上，放在自己的实践上，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特别强调坚持走自己的路，打破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依附发展。新时代条件下，中国人民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牢牢站稳自己的脚跟，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主发展，创造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奠定伟大斗争的坚实基础。

立足自我、自主发展，并不是要封闭孤立，而是要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姿态、全球的视野，积极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格局当中，海纳百川，开放发展。当然，这种开放决不是像近代中国那样丧权辱国式的被动开放，而是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对外开放。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不找事但不怕事，不挑战但不惧战，同一切破坏我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做法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在经济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并引领全球化发展，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各种保守主义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进行斗争，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观，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进行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并不是要主观主义地制造敌人，四面树敌而不要朋友，如果没有国际合作、没有国际支持，伟大斗争不可能真正胜利。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发展国际统一战线，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战略策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呼吁各国弱化成见、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倡导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同时，为世界人民谋福利。这些战略对策，能够在国际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因素，为赢得新时代伟大斗争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原则，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论持久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高高举起人民战争的旗帜，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成功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进行斗争、争取胜利的根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鲜明体现。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也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胜利法宝，牢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首要原则，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打好新时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人民群众的利益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指向和根本宗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为了让人民获得解放、得到幸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夙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新时代伟大斗争是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通过斗争清除各种危害人民利益的内外障碍，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就是说，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一定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在场”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见到人民的身影，听到人民的呼声，实现人民的利益。2020年春的“抗疫”战争，就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体现，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提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充分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

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力量之源就在人民之中，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是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主体地位的突出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必须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真正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剧作者”，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的创造热情，把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不论是面对敌对势力的恶意渗透、“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还是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挑战和障碍，或者各种突发性的重大事件，我们只要能全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就能够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汇聚成强大历史合力，最终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伟大斗争的决定性胜利。